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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布尔加科夫 - 前言
前言

作者:

  有人说,理想的文学应当“既是现实主义的显微镜,又是象征主义的望远镜”。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文学创作就堪称是一种语言艺术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它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象征主义的,抑或兼而有之,姑且存而不论。纵观这位作家的文学遗产,有一点已属举世公认:他对现实生活之精妙绝伦的“显微”艺术,他的故事文本中那丰厚凝重的“象征”蕴藉,的确达到了经典的品位。

  这种显微与象征,在饮誉世界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获得了最为集中最为成熟的体现。在诸如《魔障》、《孽卵》《狗心》这样一些篇幅较小的故事中,也有精彩而独出;心裁的展现。尤其是对形形色色的“孽卵”之多姿多彩的写照,着实耐人寻味,令人扼腕。

  孽卵,孽生之卵,是造摩之恶果,也是造孽之发端。恶,丑恶,罪恶,邪恶,尤其是邪恶,成了布尔加科夫极力鞭挞的重点对象。孽卵便是布尔加科夫笔下种种邪恶的化身与象征。那个出任火柴材料中心站长,个头奇矮、肩膀奇宽、“脑袋活像一个巨大的鸡蛋模型”,“只会大声叱责、动不动就要开除人家”,竟将可怜的文书迫害致死的昏官卡利索涅尔,便是一种孽卵;那个浅薄无知、狂妄专横、急功近利、贪婪、盲目、蛮干,连鸡蛋和蛇蛋也分不清,就要在一个月之内振兴共和国养鸡业,结果“孵出”大量蟒蛇,造成巨兽横行,殃及四乡,危及京城的人为灾难的国营农场经理罗克,更是一种孽卵……在这里,布尔加科夫让讽刺文学的锋芒直射苏俄的妖孽!

  然而,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孽卵并不止于罗克、卡利索涅尔之流:那个“脑袋硕大得过人,其形状颇像一个推轮”。以其“天才的右眼”而发现了“奇诡的红色光束”的著名动物学家、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佩尔西科夫教授,何尝不是那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直接肇事人”?那种由“彩色涡纹”而孕生的奇诡光束把这位造诣极深的专家那只训练有素的眼睛吸引住了好几分钟,作为一种“偶然的机遇”,它又何尝不是一件“将孕育着种种严重后果”的莫大的不幸?显然,巨兽横行与那束红光对卵细胞的生命力的激活,有“世界级大发现”之誉的奇诡红光与那些低等生物陡然问获得“克隆”般的繁殖力,这些极富戏剧性的甚至悲剧性的现实生活现象之间,乃是存在着一定的因缘的。诚然,“大发现”与“大灾难”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这其中的“蜕变”与“裂变”,“变性”与“异化”,不是也发人深省吗?科学发现之箭一旦失控之后,人类将如何生存?失落了人道主义目标的“赤裸裸的”科技进步,在给人类造福之同时,会不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学者的智慧甚至科学本身的运行一旦脱离开道德生态轨道,又会出现怎样的不可收拾的悲剧景观?看来,布尔加科夫用心写照的“孽卵”,不单指邪恶之人,还涉及邪恶现象,布尔加科夫将果戈理笔下的怪诞文学弘扬开来。布尔加科夫不仅继续关注社会生活中小人物在专制与极权的“魔障”中如何被毁掉,而且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型的、怪诞的因而能量巨大的“孽卵”--诸如对科学技术的粗暴与迷信,对自然法则的践踏与僭越,以及由此而滋生的“狂热”与“冒进”--予以及时的捕捉与超前的抖搂。

  布尔加科夫对孽卵的显微,不仅仅基于一种对当下现实病态的社会忧患意识,而且还立足于那种放眼于全人类命运的更深远更博大的“终极关怀意识”。众所周知,“卵生情结”乃是整个宇宙创生的隐喻与象征。据专家推论,中国的盘古在。天地混沌如鸡子中孕育,印度的梵天大神在金蛋中产生,希腊的宇宙大神之子与其母也产下大鸡子才造出了大地……整个宇宙的创始也是一段只不过放大了的一些卵生故事。(《神话寻踪》,廖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布尔加科夫之所以对形形色色的“孽卵”如此关注,既是同他生活与创作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相关联的,更是与他对新世界对新社会对新人的理想相关应的。在“生命之光”、“新的生命之光”被“不可替代”的“天才”发现之际,在大大小小的罗克们、卡利索涅尔们--粉墨登场成为新世界的主人之际,布尔加科夫这类奇诡的故事乃是“机智巧妙的”(高尔基语)的警世之作呀!这里有形而下的讥讽,更有形而上的思虑。如今,会心的读者自可从这些故事中识读出那股强烈的反乌托邦意味的。还是布尔加科夫的一位同时代人的阐述一针见血:“活生生的文学,依靠的不是对昨日的回忆,也不是对今天的描写,而是对明天的意识。这是爬到桅杆上的水手,--可以看到远处的沉船、冰山、贼船,那是在甲板上还看不清楚的。”“如今在文学中,需要那种坐在飞机上站在轮船的桅杆上的广阔视野,需要提出最可怕而又最无畏的问题:‘为了什么?将来会怎样?’”(叶·扎米亚京:《论文学、革命、熵及其他》,载《叶·扎米亚京文集》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8页)

  布尔加科夫正是这样一位关注着“远处的沉船、冰山、贼船”的水手。

  布尔加科夫正是以其魅力独具的故事在诉说着一些“最可怕而又最无畏的问题。”

  布尔加科夫的文学世界正是那种既“显微”又“望远”的、活生生的文学胜境。

                              199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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