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茨威格-->变形的陶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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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沉默了，一阵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全身。他们感觉到太阳是那么柔和、适意和温暖。在这里坐着多舒服啊。总算有一次心情舒畅、无忧无虑的约会了，这是多么美好呀！可是，这时远处传来当当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她骤然一惊站了起来。“一点三刻了！”
他爽朗地哈哈笑了，一时容光焕发。“你看，我们就是这副德行。你很勇敢，连死都不怕了。可是一想到上班要迟到，反倒害怕起来。我们被奴役到了什么地步啊，我们身上的奴性已经深入骨髓了。现在的确是从这一切荒谬东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你真的还打算去上班？”
“是的，”她说，“这样做更好些。我还想去把东西整理一下。这听起来是有点荒唐，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该做的都做好，再写几封信，做完这些事我会觉得轻松些。再就是……我今天下午呆在办公室里，一直到下午六点钟，那就谁也不会觉察出有什么异样，谁也不会来找我。到晚上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乘车去克雷姆斯或者圣珀尔滕或者维也纳了。我的钱嘛，订一个好房间还是足够的，我们还可以吃一顿像样的晚饭，过一次称心如意的生活……总之是要痛快，一定要过得痛痛快快的，而明天早上，别人怎样发现我们，那些事我们就管不着了。等会儿到六点钟你就来约我，那时如果有人看见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爱说什么，爱想什么都由他们去吧……你来叫我，我就把门一锁，永远不回去了……那时我就自由了……那时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他不断地看她，她这种出乎他意料的坚决，使他喜不自胜。
“好的，”他说，“我六点来。六点以前这段时间我去敬散步，再观赏一下这个世界。就这样吧，那么——再见！”
克丽丝蒂娜走进她的办公室。现在一切又都突然变得使人轻松了。所有的物品，写字台、椅子、斜面桌、天平、电话、大叠的纸张，都不再像以往那样虎视眈眈、满怀敌意了。它们不再默默地恶狠狠地嘲笑她“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地永远做这单调乏味的工作了。因为，现在她知道，大门已经敞开，只要一步跨出去她就自由了。
一种美妙的静谧蓦然来到她心间。这是欣喜的平静，有如傍晚时分夜幕初降时草地上的宁静一般，使人感到甜美。她不论做什么都那么得心应手，易如反掌。她写了儿封信。一封给姐姐，一封给邮局，一封给富克斯塔勒，向他们告别，她非常惊讶自己的字体竟那样清晰，新的一行总是整整齐齐对准上一行，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也完全合乎书法上的要求。写出来竟那样工整，就像自己小学时机械地抄写的作业那样。在这段时间里也来了一些人，有寄信的，挂电话的，送邮包的，汇款的。对每一项业务，她都处理得细致周到，待人以礼。她不知不觉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要给这些她很陌生、一直觉得与自己无关的人，如那个叫托马斯的，还有那个有几亩地的农妇、助理林务官、杂货店学徒、肉店老板娘等，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是女人最后的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人家同她说“再见”，她就止不住嫣然一笑，然后以双倍的热情回答“再见！”，因为此时她胸中激荡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绪，即得到解救的情绪。人都走了，她便着手处理积压下来的事情，数着、算着、整理着。她屋里那张斜面桌还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整齐过，连上头的墨水斑点她也完全擦掉，墙上的挂历也重新挂正了——要让接替自己的人无话可说，感到满意。既然自己现在心情愉快了，那就也要让别人心满意足，无话可讲。既然她现在已经为自己的一生找到了归宿，那么就让这里的一切也都各得其所吧。
她干得是那样起劲，她手脚麻利、十分卖力地把一切都归置好，干得完全忘记了时间，所以当门被推开时，她委实吃了一惊。
“哟，都六点了吗？我的天，我一点也没有注意看时间呢。唔，再有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全归置完了。你理解我的，我是想把事情做得让别人挑不出毛病，这样交出去我才心安。现在我还要做做扫尾工作，然后就结账，结完账我就属于你了。”
他想在外面等她。“不，你只管进来坐着等吧，我去把外面的百叶窗放下来，完事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即便再有人看见，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关系呢？明天他们反正还会知道得更多的。”
“明天，”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已经没有明天了。至少我们两个人是没有明天了。我刚才这次散步确实太好了：天空、花草、树林；唔，仁慈的上帝，这位老先生还真是一位挺不错的建筑师呢，他的设计虽然有那么一点不大人时，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当上建筑师，同老先生比也是望尘莫及的！”
她带他走进了窗玻璃里侧那神圣不可侵犯、闲人不得进入的隔间。“我没有沙发请你坐，我们的国家可不那么大方啊，不过你可以坐在窗台上抽支烟；再有十分钟我就完了，”——说到这里她好像得救了似地舒一口气——“什么事都办完了。”。
她一栏一栏地把数字加起来。这件事进行得十分轻易迅速。然后她从钱柜中取出那有点像风箱的黑色钱袋，开始核对了。她把票子按五先令、十先令、一百先令、一千先令券分别摞在写字台边上，将手指放在海绵上蘸湿，然后就以训练有素、非常敏捷的食指动作点起那些蓝色的钞票来。她数得像机器一样快，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点完一摞，就用铅笔把同类钞票总额迅速记下，然后急不可耐地把账本上的数字同现金数额进行核对，核完就在数字下面划一道线——那用铅笔划的、使她得到解放的最后一道横线。
突然她听见自己旁边有急速喘粗气的声音，于是便抬起头来看。原来费迪南不知什么时候轻轻站了起来，穿过屋子走到这边来了。现在他站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看着桌上。
“怎么啦！”她吓了跳问道。
“我可不可以，”——他的声音低沉轻微，像蒙上了一层皮，“可不可以拿一张看看？我很久很久没见到一千先令的票子了，而那么多的大票堆在一起，从我生下来到现在也还没见过呢！”
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拈起一张，就好像拿易碎物品那样，她觉察到他的手拿钱时抖得厉害。他这是怎么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瞪着这张蓝色钞票，那细长的鼻翼在瑟瑟抖动，眼里射出奇异的光。
“这么多钱……你这里经常有这么多钱？”
“当然啦，今天还算少呢，才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如果到季度末尾，种植葡萄的农民把税款交上来，或者工厂把工人的工资汇来，那时常常是四万、五万、六万——有一次甚至到了八万呢。”
他怔怔地盯着写字台，同时双手抄在身后，好像害怕这一大堆钱似的。
“你不觉得……这么多钱放在桌子里，你难道不觉得有点发毛吗？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害怕？怕什么？这个地方是加了栏杆的，你瞧那儿，一根根那么粗的铁栏杆，另外，旁边就是杂货店，楼上住着一个种牧草的农民，要是有盗贼，他们一定能听见的。每天晚上钱又总是装在袋子里，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的。”
“要是换了我，我可是会害怕的。”他压低声音回答说。
“别瞎说了，你怕什么呀？”
“怕我自己。”
她抬头一看，目光碰上一张半张开的嘴、一双避而不看她的眼睛。接着，他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
“我会受不了的，一小时也受不了，在这么多钱旁边呆着我简直没法喘气。我会来回算计，想着：嗬，一千先令，一张四方纸片，一张莫名其妙的纸，要是我把它拿走。装进我的腰包，我就自由了，就获得了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过一过顺心的日子；而用这儿放着的这些钱——刚才你说是多少？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我们可以好好过上两三年，可以去游览世界，每分钟都真正在生活，不是像我们现在过的这种日子，而是过真正的、称心的生活，人的生活，因为我们生下来原本就是人啊，用这些钱，可以使自己活得真正像个人样，自由自在地活动，而不是被捆住手脚动弹不得。只需一个小小的动作，五个指头肌肉一收缩，一走了之，就自由了——啊不，一想到这点我就受不了，要我整天瞅着这些东西，守着这些玩意儿，整天嗅着它们，摸着它们，然而同时心里又清楚它们是属于那个荒唐的、吓唬人的怪物——国家的，那我简直就要发疯。国家，这是个没有呼吸、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没有知识的泥塑木雕，是人类用来摧残毁灭自己的最愚蠢的发明。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可是会发疯的……我会在夜里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仅仅为了不至于拿上钥匙去打开钱柜。而你竟能同这些东西在一起生活！你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
“没有，”她胆战心惊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么国家倒真是走运了。恶人总是交好运的。哎呀，你怏点弄完吧，”他差不多是气呼呼地说，“快些核对完。把钱拿开吧。我见不得这东西了。”
她迅速地锁上钱柜。这时她的手指忽然也抖起来了。然后，他们出了邮局，朝火车站方向走去。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亮起了灯火，他们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屋子里面，人们围坐在桌旁进晚餐，当他们走过最后一家的窗户时，里面传出一阵轻微的、节奏分明的喃喃声：这是在做晚祷。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好像他们不是单独在一起。费迪南表露的那种思想，一直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们。他们感到它时而在身前，时而在身后，又始终在他们心中萦回，现在呢，当他们拐弯走出了小镇，离开了街道，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时，它也仍然紧紧尾随着他们。
转过了最后几幢房子，他们便突然置身于漆黑的暗夜中了。天空比地面稍亮一点，在朦胧的光亮中，依稀可见一条林荫路影影绰绰伸向远方。落光了叶子的树，这些黑魆魆的枯骨，它们那光秃秃的枝析像烧焦灼手指，伸向没有一丝微风的夜空。有个别农民赶着大车在马路上来往。你看不清他们的形象，只能听见他们发出的声音，听得见黑暗中那笨重的车子的辘辘声和人的脚步声——这说明，这条路上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里没有小路通往火车站吗？随便什么小路，碰不到人的小路？”
“有的，”克丽丝蒂娜回答道，“从这儿往右就是。”她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开口说话了。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有一分钟不必去想那个念头，那个从邮局到这里一路上跟随着她的念头，那个不声不响、紧追不舍、寸步不离左右的危险的影子。
他又默默无言地在她旁边走了一阵，好像已经把她忘了。甚至他的手也一点没有挨着她的子。突然——像一块石头扑腾一声打破了沉寂——他问道：“你是说月底能集中三万先令现款吗？”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她不想让他看出这一点，便用若无其事。镇定自如的声音回答道：“对，我想没有问题。”
“要是你除此之外再拖延一下上交的款子……就是说把那些税款或者什么别的款子多保留几天不交上去——在这方面我对我们奥地利很了解，这样做上头是不会太严格追究的——那么你可以凑齐多少钱？”
她思索了一会儿。“四万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有五万……不过你为什么……？”
他几乎是厉声答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的。”
她不敢反驳他。他说的不错，她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了。他们又默默无言地静静地走着。近处一个池塘里，青蛙拼命呱呱大声叫起来，冷不防听到这像嘲弄一样的声音，简直就使人感到浑身疼痛。他突然站住了。
“克丽丝蒂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欺骗自己。现在我们两人的处境是极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互相抱着极为真诚的态度。让我们来一起好好地、仔细地考虑一下吧。”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火光一闪，她看见他那神情严峻的脸。“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是的，我们今天下了了结一切的决心，我们的打算，用报纸上常见的动听的德语说法就叫做‘逃遁离开人世’，然而这话并不对。我们根本不想‘逃遁’，不想离开人世，你不想，我也不想。我们只是想最终脱离我们那被人糟蹋毁坏掉的生活，而又没有别的出路，才决定这样做的，如此而已。我们并不想逃离人世，而是要逃离和摆脱穷困，甩掉这单调乏味、讨厌透顶、不可忍受而又无法避开的贫困。如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手枪是最后的、惟一的出路。但这一点是看错了。现在我们两个都知道，可能还有另一条路，一条最后的路之前的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胆量走这条路，以及怎样走这条路。”
她不作声；他猛抽了几口烟。
“这个问题需要作十分冷静、十分具体的斟酌考虑，就像解一道数学难题那样……我当然要向你讲明事情的全部严重性。我要明确、坦率地告诉你，走这条路恐怕比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一条路并不难走。手指一扳，肌肉一收，亮光一闪，就完事了。这一条路却要困难些，因为它要长些。紧张的时间不是一秒钟，而是几星期、几个月，必须不断地掩护自己、隐藏自己。心中无底的事比心里有数的事更难坚持；短暂的、巨大的恐惧比长期的、不可捉摸的恐惧要容易承受些。因此必须事先考虑好，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承受，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些紧张的折磨，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究竟是干脆利落地结果自己的性命好呢，还是再次开始生活？这就是我考虑的中心。”
他又向前走了，而她机械地跟着。是她的腿在走而不是她在走，她的全部思想机器好像都失灵了，只是等着他发话，等候他发出指令。从自身内部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的力量，她脑子里的所有细胞都已经吓得半死，完全陷入麻木状态了。
他又一次站住了。“你不要误解我。我没有丝毫道义上的顾虑。在国家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对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大罪，所以我们怎样做都不为过分。我们无论干什么损害国家的事都行，我们，这整个挨整的一代，我们不管怎么干都超不出国家应该给予我们的补偿的范围。如果我去偷，那么，不是国家通过战争教会我、迫使我干这种勾当又是谁呢：那时候叫做什么征调，或者没收，或者像和约里用的字眼，叫什么赔偿战胜国损失。如果我们行骗，那么，我们所以能掌握这种艺术，除了归功于国家又能归功于推呢：是国家对我们言传身教，只用两个星期就把人家三代人积攒下来的钱变成一堆废纸，把人家一个大家庭一百年来的财产，把人家的草地、房屋和田地一古脑儿骗走！甚而至于如果我去杀人，又是谁教唆、训练我去干的？兵营六个月，前线好几年！在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同国家打这场官司我们是完全占优势的，不管到哪一级法庭都是我们胜诉，国家永远还不清欠下的这一大笔债，它永远无法把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再如数归还我们。同国家讲良心，在过去的时代是应该的，那时的国家是个善良的监护人，它节俭、清廉、正直。而现在，既然国家用流氓无赖的手段对付我们，那我们每个人就都有权利像流氓无赖一样行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现在为我们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是丝毫顾忌也没有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必有任何顾虑。我那笔残废军人抚恤金，那笔天经地义应该属于我、而又被劳苦功高的财政部剋扣未发的抚恤金，如果我现在自己去取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除了取这笔钱之外，再把你父亲和我父亲被偷走的钱取回来，再把我们以及同我们一样的人被窃去的权利——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那样一种权利也取回来，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不，我向你发誓，做这样的事我完全心安理得，正如我们不管是死是活，是好死、赖死还是赖活，国家也都心安理得一样；不管我们把这些蓝色纸片偷走一百张还是一千张、一万张，这个国家也不会因此多出一个穷人来，这点钱对于国家是少得几乎感觉不出的，正像一头牛在草地上吃掉几根草一样。所以说，干这件事我心里完全坦然，并且我想，我就是偷了国家一千万，也会同一个银行经理或者一个吃了三十次败仗的将军一样，照样安安稳稳地睡觉。我只是想着我们，想到你和我。我们行事每一步都草率不得，不能像一个十五岁的店铺小伙计那样，从邮局偷了十几个先令邮票钱，一小时就胡花掉，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就没了。我们年龄比小伙计大多了，不能再做这类试验了。我们手里只剩下两张牌，不是出这张就是出那张。作这样的抉择是必须深思熟虑的。”
他又继续朝前走，以便使自己平静下来。她觉得他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同时，听他这样从容镇定、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对他的钦敬之心又油然而生。她以前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比自己高明，而自己对他又有这样强烈的倾慕之心。
“好，克丽丝蒂娜，让我们慢慢地研究，一步一步地考虑。作这样一种决断是不能操之过急的。也决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幻想。考虑一下吧。如果我们今天结果了自己，我们就一身轻了，就什么都甩掉了。一扳枪机，万事大吉——老实说，这个想法是非常美妙的，我常常想起我那位中学老师上课时给我们讲的话，他说人同动物比较起来，惟一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在他什么时候想死就可以去死，而不仅仅是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才死。这也许是人一辈子偷不掉、抢不走、可以一直不断地享用的惟一一点自由吧，这就是毁弃自己生命的自由。可是我们两个呢，我们实际上还很年轻，还根本不知道我们扔掉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只想扔掉我们不愿意过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也许可以设想还有另一种我们可能会加以肯定的生活吧？有了钱生活就会改观，至少我相信这一点，你也相信这一点。而只要我们还抱有某种信念——是不是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对生活的否定就不完全是真的，我们要毁掉的，正是我们根本无权毁掉的东西，即我们内心还没有体验过的生活乐趣，也就是一种新的、说不定是非常美好的可能。也许靠这一点点钱，我真的还能有所作为，也许我身上有这种能力，但现在还没有，然而又确实存在着，只是还被压抑着没能发挥出来，而且在衰竭下去，像我现在拔掉的这根草一样会要枯死；可是，恰恰因为我拔掉它，它才枯萎的呀。所以，这种能力也许还会在我身上增强起来。你呢？——你将来或许还会生儿育女，你还可以……现在谁知道呢……而又恰恰因为还不知道，所以就特别富有吸引力……可不是吗，你懂得我的意思，我是想说……像我们经历过的这种生活，确实是不值得继续下去了，这样一种可怜巴巴的苦日子，从这星期熬到下星期，从这次假期捱到下次假期。但是，也许我们还能，说不定我们还能使它有点变化，只是要有勇气才行，比走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退一步说，如果事情败露，一支手枪总是随时可以买到的。要是人家简直就等于把钱塞到你手里，你难道不认为应该干脆收下吗？”
“是应该收下，可是……拿着这么些钱我们上哪儿去呢？”
“到外国去，我会几种外语，法语我会，甚至还很不错，我又会俄语，完全掌握了，英语也会一点点，不会的还可以再学。”
“很好，不过……人家一定要追查的呀，你认为他们抓不到我们吗？”
“这我不知道，这一点谁都不可能知道。他们也许能抓到我们，甚至十有八九会抓到我们，但也有可能抓不到。我觉得，更多地要靠我们自己，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坚持到底，是不是相当机智、谨慎，有足够的警惕性，是不是考虑得细致周密。当然，干这种事必定会高度紧张。日子大概是不会很好过的，也许经常处在被追捕的惶惶不安中，无休无止的东奔西跑、东躲西藏。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你得自己弄清楚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克丽丝蒂娜陷入了沉思。她觉得要一下子把这事全面想清楚太困难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单独干我什么都不敢。我是一个女人——只为我一个人我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只有为另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一起我才能做点什么事。为了我们两个，为了你，那我就什么都可以干。所以，要是你想干的话……”
他走得更快了。
“问题恰恰在这里，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干。你说你觉得两人一道干容易。可是我反而觉得一人单独干更容易些。如果是一个人，我就知道豁出去的是什么：不过是一条被摧残糟蹋、遍体鳞伤的性命罢了——算啦，不谈这个。我害怕的是你可能被我拖下水。你一点也没有想过这事，这个想法完全是我的呀。我不想硬拉着你去干任何事情，我不想引诱你去干坏事，如果你想干什么，必须是发自你的内心，而不是只听我的。”
一排树木后面透出星星点点灯光。田间小路已经走到尽头，他们眼看就要到火车站了。
克丽丝蒂娜依然昏昏沉沉地走着。“可是……你打算怎么个做法呢，”她心惊胆战地说，“这些事我不懂。我们拿着这么些钱该怎么办？报上不是经常看到这些人总是全部落网的吗？你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根本还没有开始仔细考虑。你把我估计得太高了。这种想法总是一刹那间出现的念头，只有傻瓜才会一想到什么就匆匆忙忙干起来。所以他们才老是被抓获。有两类不同的犯罪——我指的是那些在传统的意义上被称之为犯罪的行为，一种是在感情冲动驱使下干的，另一种是精心策划的。感情用事的犯罪也许罪行不那么严重，但大多不能成功。那些小店员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伸手到钱柜里扒到了邮票钱，一得手就去跑马场大搞赌赛，洋洋得意，以为上头不会察觉，他们都相信奇迹。可是我不相信什么奇迹，我知道我们两人现在是完全孤立无援的，我们无依无靠地面对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有儿百年的历史，它集中了成千上万个密探的计谋和经验，我知道，孤零零的一个侦探是傻瓜，我比他聪明、狡猾一百倍，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他们有经验，有一整套办法。假如我们——你看，我现在还是在说‘假如’——真下决心冒这个险，那么我决不把它看成轻率的儿戏。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计划，要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这是一种数学上的概率计算。让我们集中精力细心地把问题的各方面都考虑透彻，然后你星期天到维也纳来，那时我们再作出最终决定，不要在今天就急于定下来。”
他站住了。在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突然又变得爽朗起来。这是他身上那另外一个声音，那个被湮没了的童声，那个她非常喜欢听的声音。
“想想看，你说怪不怪，今天下午你去邮务所上班，我还去散步呢。我重新把这个世界观赏了一番，心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世界就在我眼前，美丽而光明，充满着温暖、明媚的生机，我就站在这个世界上，人还相当年轻，富有朝气和活力。于是我回顾一生，算了一笔总账，并问自己：你究竟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些什么？回答是令人痛苦的。很叫人寒心，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也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也没有为自己着想过。在学校里，老师让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在战争中，上级命令我做什么动作我就做什么动作，叫我走什么步子我就走什么步子，而在战俘营里我只是梦想着：快快出去吧！想得都快要发疯了。那时整天不务正业，疲于奔命，干些毫无意思的蠢事，后来呢，就一直只是为别人卖苦力，干的事又全是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仅仅为了喂肚皮，为了有一个立锥之地苟延残喘。现在，接连三天、一直到星期日，我要平生第一次单为我自己，为我和你，思考和筹划一件事情了。所以实际上我是很高兴的。你知道吗，我希望我们把这事好好规划一下，要像架设一座桥梁那样，必须让每颗钉子、每个螺丝钉都有它正确的部位，不能有一丝一毫误差，破坏整套静力学法则而使工程报废。我现在要精心设计我们这座桥，要让它能使用多年。我明白，这事干系重大，非同小可，但是，这是第一次为自己、为我和为你承担干系，而不是像当兵或在工厂时那样，那是担负一种卑微低下的责任，在那些地方你只不过等于零，你的命运是绑在一架你自己莫测高深的战车上。我们是干还是不干，这还有待我们的最后决定，但是，设想出一个方案、仔细思考每一个细节。估计到最易忽略的难点、使每个步骤都协调无误，——这一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桩我原先完全没有意想到的乐事了。看来，我今天来找你是太对了。”
火车站很近了。已经可以分辨出一盏盏灯光。他们停了下来。
“你最好别再送我了。半个小时以前，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还无关紧要，现在就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同我在一起了，这已经是”——也笑起来——“我们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了。不能让任何人猜想到你有一个帮手，要是有人能提供我的外貌描述，那对我们的事是会很不利的。对，克丽丝蒂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想到各种可能，这是很不容易的，走另外那条路会比这要容易些。可是另一方面，我还从来没有，我们还从来没有体验过那叫做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从来没有去过外国。我从没有体验过，当你用不着一天到晚在每件事情上都得盘算一下要多少钱的时候，那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们从来没有自由自在过。也许要等尝到了这种滋味时，你才会知道这个被称为生活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吧。安心等着吧，不要忧心忡忡，折磨自己，我将制订一份详尽周密的计划，而且是书面形式的，然后我们来从头到尾研究、逐节逐条地研究，反复掂量，看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这件事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作出最后的抉择了。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她斩钉截铁地说。
从这时到星期日的几天，对克丽丝蒂娜是非常难捱的。她头一次感到害怕自己、害怕别人、也害怕各种没有生命的物件。每天早晨打开小钱柜、手指摸到钞票也成了她的一桩苦事。这些钱是属于她的，还是属于国家的？这些钱还一张不差地在那里放着吗？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数这些蓝纸片，点了又点，数了又数，老是没完。不是手抖，就是相加的时候忘记了数字。她一点自信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她失去了原有的落落大方的神态，变得疑神疑鬼了。一个恍惚的、潜意识的感觉，使她思绪纷乱：她觉得似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出了她的意图，都看透了她的心思，都在观察她的动静，窥视她的行动。虽然理智明确地告诉她这纯粹是胡思乱想，但仍然无济于事。她不断对自己说，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吗？我们不是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吗？一切仍然照旧，每张钞票都还在柜里放着，账上每个数字都是正确的，我的账目经得起任何人检查。但是不管她怎么为自己辩护，还是谁看她一眼她都受不了，电话铃一响，她就胆战心惊，需要鼓足全身力气，手腕才有劲把听筒举到耳边。星期五早晨，当一个佩带着叮当作响的刺刀的宪兵踏着重重的步子突然进来时，她只觉眼前一黑，慌忙双手死死抓紧桌边，似乎在那里抗拒把她带走，然而那个嘴里叼着弗吉尼亚雪茄的宪兵却只是来给一个少女汇款的。他同这个姑娘有了一个私生子，每个月付给她一笔赡养费。他和气地苦笑着打趣说，只图一时痛快，就成年累月背上了卸不掉的包袱！可是她却笑不起来，在汇款单上写汇款金额（证实汇款人已交付这笔钱）时，索索发抖的手写出的字是歪歪斜斜的。直到大门在宪兵出去后砰的一声关上，她猛地拉开抽屉看清钱还在里面。那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二先令零四十格罗森①还安然无恙、同账册上的数字丝毫不差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夜里她睡不着觉，就是睡着一会儿也尽做噩梦，这是因为，人的思想往往比行动更可怖，即将发生的事总比已经发生的事更令人激动不已。
①格罗森，奥地利货币单位，一格罗森等于百分之一先令。
星期天早上，费迪南在火车站等着她来。见到她时，他打量了她一会儿。“可怜见儿的！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啊，太憔悴了。你感到很害怕，是吗，我一开始就担心这点了。也许我错了，不该提前把这个想法告诉你。可是不久就会过去的，是干呢还是不干，今天我们就可以最后定夺了！”
她从侧面看他，只见他眼睛明亮，举止出奇地充满朝气。一见他这样，她全部的沉重心情便奇妙地豁然消释了。他发现她在看他。
“是的，我心情很好。我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以来都没有像这三天这样舒畅过了。现在我才真正知道，能替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只替自己，只替自己一个人，这是件多么痛快的事啊！……就是说，不只是无休无止地替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楼房添砖加瓦，不是的，现在是完全为自己，从打地基到盖屋顶，完整地建筑一座楼房！也许这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也许它一个小时以后就会倒塌，也许你一句话就把它全盘否定，也许我们两个一起把它砸个粉碎。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总归是我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我已经从中得到乐趣了。唔，这简直太有意思了：通盘考虑、全面规划，连一个细小的枝节问题也不放过！制订这样一个对军队、国家、警察、报界进行讨伐、对地球上所有强权进行讨伐的作战计划，让自己的思想先来一次演习，真是其乐无穷！现在呢，我倒是很想进行真刀真枪的实战了。充其量不过是吃败仗而已，那又有什么，我们不是早就大败给人家了吗？唔，马上你就能看到全部计划了！”
他们离开了车站。一片灰蒙蒙的寒雾笼罩着四周的房屋，搬运夫和车站服务人员无精打采地站着等待乘客，什么都潮乎乎的，话一出口，潮湿的严寒就将它幻化为缕缕轻烟。这是一个没有温暖的世界。他拉着她的手臂，牵着她在街上的汽车之间穿行，横过马路时，他的手感觉到她在神经质地颤抖。
“你这是怎么啦，你哪儿不舒服吗？”
“没什么，”她说。“我这几天总那么心惊肉跳的。只要谁和我打招呼，我就觉得他是在监视我。不管看见谁，我都觉得他在想着我的心事。我知道这是庸人自扰，可总觉得似乎谁都能从我脸上看出我的心思，似乎镇上的人肯定早就什么全知道，什么都嗅出来了。在来这里的火车上遇着助理林务官，他一问我‘您去维也纳办什么事？’我的脸就刷地涨红了，引得他哈哈大笑起来，我这才暗暗庆幸他并没有看出什么。原来他只是想到了会男朋友一类的事而不是这件事。可是，费迪南，你告诉我，”——这时她突然把身子贴紧他——“不会永远是这样吧，我是说，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做出那件事来以后，不会老像这样吧？你看，我现在体会到了，如果老是这样，我可经受不住呀。像这样胆战心惊地过日子，见人就怕，睡不着觉，害怕半夜有人敲门，这种生活我是忍受不下去的。你说，不会永远这样吧？”
“不会的，”他回答道，“我相信不会这样。只有在这儿，你还是原来的你时，才会这样。一旦到了外边，改头换面，更名换姓，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你就会忘掉这里的这个你了。你自己不也同我讲过，说你有一次完全变了一个人吗？危险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你在做我们打算做的这件事时总感到良心不安。我们实际上是在盗窃高级盗窃犯——国家，如果在行动时你老有一种干亏心事的感觉，当然就糟了，要是我那样想，我就不干了。至于说到我，那么我觉得我的行动完全是正当的。我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我所以铤而走险为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像在战争中那样为某一个僵死的思想，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江山，为一个米特罗巴①那样的大公司，或者一个同我毫不相干的什么政治制度去卖命。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决定，我们不过是刚刚开始考虑这个想法，就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我们还在举棋不定，还在掂量、摆弄这个想法，而下棋、摆弄一件东西本来就是一种乐趣，难道不应该是高高兴兴的吗？挺起胸膛来吧，我知道你是能做到很勇敢的。”
①米特罗巴，一九一七年建立的大企业“中欧卧车餐车股份公司”的简称。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相信我有一定的坚持能力，你说得对，我也知道，我们将来不会失掉什么。我是经历过一些艰难的，并且挺过来了。但就是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太难熬。等到事情做出来，你就又可以指望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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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沉默了，一阵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全身。他们感觉到太阳是那么柔和、适意和温暖。在这里坐着多舒服啊。总算有一次心情舒畅、无忧无虑的约会了，这是多么美好呀！可是，这时远处传来当当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这是教堂钟楼的报时钟声。她骤然一惊站了起来。“一点三刻了！”
他爽朗地哈哈笑了，一时容光焕发。“你看，我们就是这副德行。你很勇敢，连死都不怕了。可是一想到上班要迟到，反倒害怕起来。我们被奴役到了什么地步啊，我们身上的奴性已经深入骨髓了。现在的确是从这一切荒谬东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你真的还打算去上班？”
“是的，”她说，“这样做更好些。我还想去把东西整理一下。这听起来是有点荒唐，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该做的都做好，再写几封信，做完这些事我会觉得轻松些。再就是……我今天下午呆在办公室里，一直到下午六点钟，那就谁也不会觉察出有什么异样，谁也不会来找我。到晚上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乘车去克雷姆斯或者圣珀尔滕或者维也纳了。我的钱嘛，订一个好房间还是足够的，我们还可以吃一顿像样的晚饭，过一次称心如意的生活……总之是要痛快，一定要过得痛痛快快的，而明天早上，别人怎样发现我们，那些事我们就管不着了。等会儿到六点钟你就来约我，那时如果有人看见我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爱说什么，爱想什么都由他们去吧……你来叫我，我就把门一锁，永远不回去了……那时我就自由了……那时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他不断地看她，她这种出乎他意料的坚决，使他喜不自胜。
“好的，”他说，“我六点来。六点以前这段时间我去敬散步，再观赏一下这个世界。就这样吧，那么——再见！”
克丽丝蒂娜走进她的办公室。现在一切又都突然变得使人轻松了。所有的物品，写字台、椅子、斜面桌、天平、电话、大叠的纸张，都不再像以往那样虎视眈眈、满怀敌意了。它们不再默默地恶狠狠地嘲笑她“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地永远做这单调乏味的工作了。因为，现在她知道，大门已经敞开，只要一步跨出去她就自由了。
一种美妙的静谧蓦然来到她心间。这是欣喜的平静，有如傍晚时分夜幕初降时草地上的宁静一般，使人感到甜美。她不论做什么都那么得心应手，易如反掌。她写了儿封信。一封给姐姐，一封给邮局，一封给富克斯塔勒，向他们告别，她非常惊讶自己的字体竟那样清晰，新的一行总是整整齐齐对准上一行，字与字之间的间隔也完全合乎书法上的要求。写出来竟那样工整，就像自己小学时机械地抄写的作业那样。在这段时间里也来了一些人，有寄信的，挂电话的，送邮包的，汇款的。对每一项业务，她都处理得细致周到，待人以礼。她不知不觉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要给这些她很陌生、一直觉得与自己无关的人，如那个叫托马斯的，还有那个有几亩地的农妇、助理林务官、杂货店学徒、肉店老板娘等，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是女人最后的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人家同她说“再见”，她就止不住嫣然一笑，然后以双倍的热情回答“再见！”，因为此时她胸中激荡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绪，即得到解救的情绪。人都走了，她便着手处理积压下来的事情，数着、算着、整理着。她屋里那张斜面桌还从来没有这么干净、整齐过，连上头的墨水斑点她也完全擦掉，墙上的挂历也重新挂正了——要让接替自己的人无话可说，感到满意。既然自己现在心情愉快了，那就也要让别人心满意足，无话可讲。既然她现在已经为自己的一生找到了归宿，那么就让这里的一切也都各得其所吧。
她干得是那样起劲，她手脚麻利、十分卖力地把一切都归置好，干得完全忘记了时间，所以当门被推开时，她委实吃了一惊。
“哟，都六点了吗？我的天，我一点也没有注意看时间呢。唔，再有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全归置完了。你理解我的，我是想把事情做得让别人挑不出毛病，这样交出去我才心安。现在我还要做做扫尾工作，然后就结账，结完账我就属于你了。”
他想在外面等她。“不，你只管进来坐着等吧，我去把外面的百叶窗放下来，完事以后我们一起出去，即便再有人看见，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关系呢？明天他们反正还会知道得更多的。”
“明天，”他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已经没有明天了。至少我们两个人是没有明天了。我刚才这次散步确实太好了：天空、花草、树林；唔，仁慈的上帝，这位老先生还真是一位挺不错的建筑师呢，他的设计虽然有那么一点不大人时，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当上建筑师，同老先生比也是望尘莫及的！”
她带他走进了窗玻璃里侧那神圣不可侵犯、闲人不得进入的隔间。“我没有沙发请你坐，我们的国家可不那么大方啊，不过你可以坐在窗台上抽支烟；再有十分钟我就完了，”——说到这里她好像得救了似地舒一口气——“什么事都办完了。”。
她一栏一栏地把数字加起来。这件事进行得十分轻易迅速。然后她从钱柜中取出那有点像风箱的黑色钱袋，开始核对了。她把票子按五先令、十先令、一百先令、一千先令券分别摞在写字台边上，将手指放在海绵上蘸湿，然后就以训练有素、非常敏捷的食指动作点起那些蓝色的钞票来。她数得像机器一样快，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点完一摞，就用铅笔把同类钞票总额迅速记下，然后急不可耐地把账本上的数字同现金数额进行核对，核完就在数字下面划一道线——那用铅笔划的、使她得到解放的最后一道横线。
突然她听见自己旁边有急速喘粗气的声音，于是便抬起头来看。原来费迪南不知什么时候轻轻站了起来，穿过屋子走到这边来了。现在他站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看着桌上。
“怎么啦！”她吓了跳问道。
“我可不可以，”——他的声音低沉轻微，像蒙上了一层皮，“可不可以拿一张看看？我很久很久没见到一千先令的票子了，而那么多的大票堆在一起，从我生下来到现在也还没见过呢！”
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拈起一张，就好像拿易碎物品那样，她觉察到他的手拿钱时抖得厉害。他这是怎么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瞪着这张蓝色钞票，那细长的鼻翼在瑟瑟抖动，眼里射出奇异的光。
“这么多钱……你这里经常有这么多钱？”
“当然啦，今天还算少呢，才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如果到季度末尾，种植葡萄的农民把税款交上来，或者工厂把工人的工资汇来，那时常常是四万、五万、六万——有一次甚至到了八万呢。”
他怔怔地盯着写字台，同时双手抄在身后，好像害怕这一大堆钱似的。
“你不觉得……这么多钱放在桌子里，你难道不觉得有点发毛吗？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害怕？怕什么？这个地方是加了栏杆的，你瞧那儿，一根根那么粗的铁栏杆，另外，旁边就是杂货店，楼上住着一个种牧草的农民，要是有盗贼，他们一定能听见的。每天晚上钱又总是装在袋子里，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的。”
“要是换了我，我可是会害怕的。”他压低声音回答说。
“别瞎说了，你怕什么呀？”
“怕我自己。”
她抬头一看，目光碰上一张半张开的嘴、一双避而不看她的眼睛。接着，他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
“我会受不了的，一小时也受不了，在这么多钱旁边呆着我简直没法喘气。我会来回算计，想着：嗬，一千先令，一张四方纸片，一张莫名其妙的纸，要是我把它拿走。装进我的腰包，我就自由了，就获得了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过一过顺心的日子；而用这儿放着的这些钱——刚才你说是多少？一万一千五百七十先令，我们可以好好过上两三年，可以去游览世界，每分钟都真正在生活，不是像我们现在过的这种日子，而是过真正的、称心的生活，人的生活，因为我们生下来原本就是人啊，用这些钱，可以使自己活得真正像个人样，自由自在地活动，而不是被捆住手脚动弹不得。只需一个小小的动作，五个指头肌肉一收缩，一走了之，就自由了——啊不，一想到这点我就受不了，要我整天瞅着这些东西，守着这些玩意儿，整天嗅着它们，摸着它们，然而同时心里又清楚它们是属于那个荒唐的、吓唬人的怪物——国家的，那我简直就要发疯。国家，这是个没有呼吸、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没有知识的泥塑木雕，是人类用来摧残毁灭自己的最愚蠢的发明。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可是会发疯的……我会在夜里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仅仅为了不至于拿上钥匙去打开钱柜。而你竟能同这些东西在一起生活！你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
“没有，”她胆战心惊地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么国家倒真是走运了。恶人总是交好运的。哎呀，你怏点弄完吧，”他差不多是气呼呼地说，“快些核对完。把钱拿开吧。我见不得这东西了。”
她迅速地锁上钱柜。这时她的手指忽然也抖起来了。然后，他们出了邮局，朝火车站方向走去。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亮起了灯火，他们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屋子里面，人们围坐在桌旁进晚餐，当他们走过最后一家的窗户时，里面传出一阵轻微的、节奏分明的喃喃声：这是在做晚祷。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好像他们不是单独在一起。费迪南表露的那种思想，一直像影子一般伴随着他们。他们感到它时而在身前，时而在身后，又始终在他们心中萦回，现在呢，当他们拐弯走出了小镇，离开了街道，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时，它也仍然紧紧尾随着他们。
转过了最后几幢房子，他们便突然置身于漆黑的暗夜中了。天空比地面稍亮一点，在朦胧的光亮中，依稀可见一条林荫路影影绰绰伸向远方。落光了叶子的树，这些黑魆魆的枯骨，它们那光秃秃的枝析像烧焦灼手指，伸向没有一丝微风的夜空。有个别农民赶着大车在马路上来往。你看不清他们的形象，只能听见他们发出的声音，听得见黑暗中那笨重的车子的辘辘声和人的脚步声——这说明，这条路上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里没有小路通往火车站吗？随便什么小路，碰不到人的小路？”
“有的，”克丽丝蒂娜回答道，“从这儿往右就是。”她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开口说话了。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有一分钟不必去想那个念头，那个从邮局到这里一路上跟随着她的念头，那个不声不响、紧追不舍、寸步不离左右的危险的影子。
他又默默无言地在她旁边走了一阵，好像已经把她忘了。甚至他的手也一点没有挨着她的子。突然——像一块石头扑腾一声打破了沉寂——他问道：“你是说月底能集中三万先令现款吗？”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她不想让他看出这一点，便用若无其事。镇定自如的声音回答道：“对，我想没有问题。”
“要是你除此之外再拖延一下上交的款子……就是说把那些税款或者什么别的款子多保留几天不交上去——在这方面我对我们奥地利很了解，这样做上头是不会太严格追究的——那么你可以凑齐多少钱？”
她思索了一会儿。“四万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有五万……不过你为什么……？”
他几乎是厉声答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的。”
她不敢反驳他。他说的不错，她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问了。他们又默默无言地静静地走着。近处一个池塘里，青蛙拼命呱呱大声叫起来，冷不防听到这像嘲弄一样的声音，简直就使人感到浑身疼痛。他突然站住了。
“克丽丝蒂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欺骗自己。现在我们两人的处境是极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互相抱着极为真诚的态度。让我们来一起好好地、仔细地考虑一下吧。”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火光一闪，她看见他那神情严峻的脸。“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是的，我们今天下了了结一切的决心，我们的打算，用报纸上常见的动听的德语说法就叫做‘逃遁离开人世’，然而这话并不对。我们根本不想‘逃遁’，不想离开人世，你不想，我也不想。我们只是想最终脱离我们那被人糟蹋毁坏掉的生活，而又没有别的出路，才决定这样做的，如此而已。我们并不想逃离人世，而是要逃离和摆脱穷困，甩掉这单调乏味、讨厌透顶、不可忍受而又无法避开的贫困。如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手枪是最后的、惟一的出路。但这一点是看错了。现在我们两个都知道，可能还有另一条路，一条最后的路之前的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胆量走这条路，以及怎样走这条路。”
她不作声；他猛抽了几口烟。
“这个问题需要作十分冷静、十分具体的斟酌考虑，就像解一道数学难题那样……我当然要向你讲明事情的全部严重性。我要明确、坦率地告诉你，走这条路恐怕比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一条路并不难走。手指一扳，肌肉一收，亮光一闪，就完事了。这一条路却要困难些，因为它要长些。紧张的时间不是一秒钟，而是几星期、几个月，必须不断地掩护自己、隐藏自己。心中无底的事比心里有数的事更难坚持；短暂的、巨大的恐惧比长期的、不可捉摸的恐惧要容易承受些。因此必须事先考虑好，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承受，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些紧张的折磨，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究竟是干脆利落地结果自己的性命好呢，还是再次开始生活？这就是我考虑的中心。”
他又向前走了，而她机械地跟着。是她的腿在走而不是她在走，她的全部思想机器好像都失灵了，只是等着他发话，等候他发出指令。从自身内部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的力量，她脑子里的所有细胞都已经吓得半死，完全陷入麻木状态了。
他又一次站住了。“你不要误解我。我没有丝毫道义上的顾虑。在国家面前我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国家对我们所有的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大罪，所以我们怎样做都不为过分。我们无论干什么损害国家的事都行，我们，这整个挨整的一代，我们不管怎么干都超不出国家应该给予我们的补偿的范围。如果我去偷，那么，不是国家通过战争教会我、迫使我干这种勾当又是谁呢：那时候叫做什么征调，或者没收，或者像和约里用的字眼，叫什么赔偿战胜国损失。如果我们行骗，那么，我们所以能掌握这种艺术，除了归功于国家又能归功于推呢：是国家对我们言传身教，只用两个星期就把人家三代人积攒下来的钱变成一堆废纸，把人家一个大家庭一百年来的财产，把人家的草地、房屋和田地一古脑儿骗走！甚而至于如果我去杀人，又是谁教唆、训练我去干的？兵营六个月，前线好几年！在慈爱的上帝面前，我们同国家打这场官司我们是完全占优势的，不管到哪一级法庭都是我们胜诉，国家永远还不清欠下的这一大笔债，它永远无法把从我们身上夺去的东西再如数归还我们。同国家讲良心，在过去的时代是应该的，那时的国家是个善良的监护人，它节俭、清廉、正直。而现在，既然国家用流氓无赖的手段对付我们，那我们每个人就都有权利像流氓无赖一样行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我们现在为我们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是丝毫顾忌也没有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必有任何顾虑。我那笔残废军人抚恤金，那笔天经地义应该属于我、而又被劳苦功高的财政部剋扣未发的抚恤金，如果我现在自己去取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除了取这笔钱之外，再把你父亲和我父亲被偷走的钱取回来，再把我们以及同我们一样的人被窃去的权利——过真正的人的生活那样一种权利也取回来，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不，我向你发誓，做这样的事我完全心安理得，正如我们不管是死是活，是好死、赖死还是赖活，国家也都心安理得一样；不管我们把这些蓝色纸片偷走一百张还是一千张、一万张，这个国家也不会因此多出一个穷人来，这点钱对于国家是少得几乎感觉不出的，正像一头牛在草地上吃掉几根草一样。所以说，干这件事我心里完全坦然，并且我想，我就是偷了国家一千万，也会同一个银行经理或者一个吃了三十次败仗的将军一样，照样安安稳稳地睡觉。我只是想着我们，想到你和我。我们行事每一步都草率不得，不能像一个十五岁的店铺小伙计那样，从邮局偷了十几个先令邮票钱，一小时就胡花掉，糊里糊涂不知怎么就没了。我们年龄比小伙计大多了，不能再做这类试验了。我们手里只剩下两张牌，不是出这张就是出那张。作这样的抉择是必须深思熟虑的。”
他又继续朝前走，以便使自己平静下来。她觉得他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同时，听他这样从容镇定、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对他的钦敬之心又油然而生。她以前从未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比自己高明，而自己对他又有这样强烈的倾慕之心。
“好，克丽丝蒂娜，让我们慢慢地研究，一步一步地考虑。作这样一种决断是不能操之过急的。也决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和幻想。考虑一下吧。如果我们今天结果了自己，我们就一身轻了，就什么都甩掉了。一扳枪机，万事大吉——老实说，这个想法是非常美妙的，我常常想起我那位中学老师上课时给我们讲的话，他说人同动物比较起来，惟一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在他什么时候想死就可以去死，而不仅仅是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才死。这也许是人一辈子偷不掉、抢不走、可以一直不断地享用的惟一一点自由吧，这就是毁弃自己生命的自由。可是我们两个呢，我们实际上还很年轻，还根本不知道我们扔掉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只想扔掉我们不愿意过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也许可以设想还有另一种我们可能会加以肯定的生活吧？有了钱生活就会改观，至少我相信这一点，你也相信这一点。而只要我们还抱有某种信念——是不是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对生活的否定就不完全是真的，我们要毁掉的，正是我们根本无权毁掉的东西，即我们内心还没有体验过的生活乐趣，也就是一种新的、说不定是非常美好的可能。也许靠这一点点钱，我真的还能有所作为，也许我身上有这种能力，但现在还没有，然而又确实存在着，只是还被压抑着没能发挥出来，而且在衰竭下去，像我现在拔掉的这根草一样会要枯死；可是，恰恰因为我拔掉它，它才枯萎的呀。所以，这种能力也许还会在我身上增强起来。你呢？——你将来或许还会生儿育女，你还可以……现在谁知道呢……而又恰恰因为还不知道，所以就特别富有吸引力……可不是吗，你懂得我的意思，我是想说……像我们经历过的这种生活，确实是不值得继续下去了，这样一种可怜巴巴的苦日子，从这星期熬到下星期，从这次假期捱到下次假期。但是，也许我们还能，说不定我们还能使它有点变化，只是要有勇气才行，比走另外那条路需要更大的勇气。退一步说，如果事情败露，一支手枪总是随时可以买到的。要是人家简直就等于把钱塞到你手里，你难道不认为应该干脆收下吗？”
“是应该收下，可是……拿着这么些钱我们上哪儿去呢？”
“到外国去，我会几种外语，法语我会，甚至还很不错，我又会俄语，完全掌握了，英语也会一点点，不会的还可以再学。”
“很好，不过……人家一定要追查的呀，你认为他们抓不到我们吗？”
“这我不知道，这一点谁都不可能知道。他们也许能抓到我们，甚至十有八九会抓到我们，但也有可能抓不到。我觉得，更多地要靠我们自己，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坚持到底，是不是相当机智、谨慎，有足够的警惕性，是不是考虑得细致周密。当然，干这种事必定会高度紧张。日子大概是不会很好过的，也许经常处在被追捕的惶惶不安中，无休无止的东奔西跑、东躲西藏。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你，你得自己弄清楚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克丽丝蒂娜陷入了沉思。她觉得要一下子把这事全面想清楚太困难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单独干我什么都不敢。我是一个女人——只为我一个人我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只有为另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一起我才能做点什么事。为了我们两个，为了你，那我就什么都可以干。所以，要是你想干的话……”
他走得更快了。
“问题恰恰在这里，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干。你说你觉得两人一道干容易。可是我反而觉得一人单独干更容易些。如果是一个人，我就知道豁出去的是什么：不过是一条被摧残糟蹋、遍体鳞伤的性命罢了——算啦，不谈这个。我害怕的是你可能被我拖下水。你一点也没有想过这事，这个想法完全是我的呀。我不想硬拉着你去干任何事情，我不想引诱你去干坏事，如果你想干什么，必须是发自你的内心，而不是只听我的。”
一排树木后面透出星星点点灯光。田间小路已经走到尽头，他们眼看就要到火车站了。
克丽丝蒂娜依然昏昏沉沉地走着。“可是……你打算怎么个做法呢，”她心惊胆战地说，“这些事我不懂。我们拿着这么些钱该怎么办？报上不是经常看到这些人总是全部落网的吗？你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根本还没有开始仔细考虑。你把我估计得太高了。这种想法总是一刹那间出现的念头，只有傻瓜才会一想到什么就匆匆忙忙干起来。所以他们才老是被抓获。有两类不同的犯罪——我指的是那些在传统的意义上被称之为犯罪的行为，一种是在感情冲动驱使下干的，另一种是精心策划的。感情用事的犯罪也许罪行不那么严重，但大多不能成功。那些小店员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伸手到钱柜里扒到了邮票钱，一得手就去跑马场大搞赌赛，洋洋得意，以为上头不会察觉，他们都相信奇迹。可是我不相信什么奇迹，我知道我们两人现在是完全孤立无援的，我们无依无靠地面对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有儿百年的历史，它集中了成千上万个密探的计谋和经验，我知道，孤零零的一个侦探是傻瓜，我比他聪明、狡猾一百倍，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他们有经验，有一整套办法。假如我们——你看，我现在还是在说‘假如’——真下决心冒这个险，那么我决不把它看成轻率的儿戏。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计划，要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这是一种数学上的概率计算。让我们集中精力细心地把问题的各方面都考虑透彻，然后你星期天到维也纳来，那时我们再作出最终决定，不要在今天就急于定下来。”
他站住了。在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突然又变得爽朗起来。这是他身上那另外一个声音，那个被湮没了的童声，那个她非常喜欢听的声音。
“想想看，你说怪不怪，今天下午你去邮务所上班，我还去散步呢。我重新把这个世界观赏了一番，心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世界就在我眼前，美丽而光明，充满着温暖、明媚的生机，我就站在这个世界上，人还相当年轻，富有朝气和活力。于是我回顾一生，算了一笔总账，并问自己：你究竟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些什么？回答是令人痛苦的。很叫人寒心，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也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也没有为自己着想过。在学校里，老师让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让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在战争中，上级命令我做什么动作我就做什么动作，叫我走什么步子我就走什么步子，而在战俘营里我只是梦想着：快快出去吧！想得都快要发疯了。那时整天不务正业，疲于奔命，干些毫无意思的蠢事，后来呢，就一直只是为别人卖苦力，干的事又全是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仅仅为了喂肚皮，为了有一个立锥之地苟延残喘。现在，接连三天、一直到星期日，我要平生第一次单为我自己，为我和你，思考和筹划一件事情了。所以实际上我是很高兴的。你知道吗，我希望我们把这事好好规划一下，要像架设一座桥梁那样，必须让每颗钉子、每个螺丝钉都有它正确的部位，不能有一丝一毫误差，破坏整套静力学法则而使工程报废。我现在要精心设计我们这座桥，要让它能使用多年。我明白，这事干系重大，非同小可，但是，这是第一次为自己、为我和为你承担干系，而不是像当兵或在工厂时那样，那是担负一种卑微低下的责任，在那些地方你只不过等于零，你的命运是绑在一架你自己莫测高深的战车上。我们是干还是不干，这还有待我们的最后决定，但是，设想出一个方案、仔细思考每一个细节。估计到最易忽略的难点、使每个步骤都协调无误，——这一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桩我原先完全没有意想到的乐事了。看来，我今天来找你是太对了。”
火车站很近了。已经可以分辨出一盏盏灯光。他们停了下来。
“你最好别再送我了。半个小时以前，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还无关紧要，现在就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同我在一起了，这已经是”——也笑起来——“我们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了。不能让任何人猜想到你有一个帮手，要是有人能提供我的外貌描述，那对我们的事是会很不利的。对，克丽丝蒂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想到各种可能，这是很不容易的，走另外那条路会比这要容易些。可是另一方面，我还从来没有，我们还从来没有体验过那叫做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从来没有去过外国。我从没有体验过，当你用不着一天到晚在每件事情上都得盘算一下要多少钱的时候，那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们从来没有自由自在过。也许要等尝到了这种滋味时，你才会知道这个被称为生活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吧。安心等着吧，不要忧心忡忡，折磨自己，我将制订一份详尽周密的计划，而且是书面形式的，然后我们来从头到尾研究、逐节逐条地研究，反复掂量，看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这件事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作出最后的抉择了。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她斩钉截铁地说。
从这时到星期日的几天，对克丽丝蒂娜是非常难捱的。她头一次感到害怕自己、害怕别人、也害怕各种没有生命的物件。每天早晨打开小钱柜、手指摸到钞票也成了她的一桩苦事。这些钱是属于她的，还是属于国家的？这些钱还一张不差地在那里放着吗？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数这些蓝纸片，点了又点，数了又数，老是没完。不是手抖，就是相加的时候忘记了数字。她一点自信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她失去了原有的落落大方的神态，变得疑神疑鬼了。一个恍惚的、潜意识的感觉，使她思绪纷乱：她觉得似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出了她的意图，都看透了她的心思，都在观察她的动静，窥视她的行动。虽然理智明确地告诉她这纯粹是胡思乱想，但仍然无济于事。她不断对自己说，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吗？我们不是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吗？一切仍然照旧，每张钞票都还在柜里放着，账上每个数字都是正确的，我的账目经得起任何人检查。但是不管她怎么为自己辩护，还是谁看她一眼她都受不了，电话铃一响，她就胆战心惊，需要鼓足全身力气，手腕才有劲把听筒举到耳边。星期五早晨，当一个佩带着叮当作响的刺刀的宪兵踏着重重的步子突然进来时，她只觉眼前一黑，慌忙双手死死抓紧桌边，似乎在那里抗拒把她带走，然而那个嘴里叼着弗吉尼亚雪茄的宪兵却只是来给一个少女汇款的。他同这个姑娘有了一个私生子，每个月付给她一笔赡养费。他和气地苦笑着打趣说，只图一时痛快，就成年累月背上了卸不掉的包袱！可是她却笑不起来，在汇款单上写汇款金额（证实汇款人已交付这笔钱）时，索索发抖的手写出的字是歪歪斜斜的。直到大门在宪兵出去后砰的一声关上，她猛地拉开抽屉看清钱还在里面。那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二先令零四十格罗森①还安然无恙、同账册上的数字丝毫不差时，她才松了一口气。夜里她睡不着觉，就是睡着一会儿也尽做噩梦，这是因为，人的思想往往比行动更可怖，即将发生的事总比已经发生的事更令人激动不已。
①格罗森，奥地利货币单位，一格罗森等于百分之一先令。
星期天早上，费迪南在火车站等着她来。见到她时，他打量了她一会儿。“可怜见儿的！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啊，太憔悴了。你感到很害怕，是吗，我一开始就担心这点了。也许我错了，不该提前把这个想法告诉你。可是不久就会过去的，是干呢还是不干，今天我们就可以最后定夺了！”
她从侧面看他，只见他眼睛明亮，举止出奇地充满朝气。一见他这样，她全部的沉重心情便奇妙地豁然消释了。他发现她在看他。
“是的，我心情很好。我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以来都没有像这三天这样舒畅过了。现在我才真正知道，能替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只替自己，只替自己一个人，这是件多么痛快的事啊！……就是说，不只是无休无止地替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楼房添砖加瓦，不是的，现在是完全为自己，从打地基到盖屋顶，完整地建筑一座楼房！也许这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也许它一个小时以后就会倒塌，也许你一句话就把它全盘否定，也许我们两个一起把它砸个粉碎。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总归是我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我已经从中得到乐趣了。唔，这简直太有意思了：通盘考虑、全面规划，连一个细小的枝节问题也不放过！制订这样一个对军队、国家、警察、报界进行讨伐、对地球上所有强权进行讨伐的作战计划，让自己的思想先来一次演习，真是其乐无穷！现在呢，我倒是很想进行真刀真枪的实战了。充其量不过是吃败仗而已，那又有什么，我们不是早就大败给人家了吗？唔，马上你就能看到全部计划了！”
他们离开了车站。一片灰蒙蒙的寒雾笼罩着四周的房屋，搬运夫和车站服务人员无精打采地站着等待乘客，什么都潮乎乎的，话一出口，潮湿的严寒就将它幻化为缕缕轻烟。这是一个没有温暖的世界。他拉着她的手臂，牵着她在街上的汽车之间穿行，横过马路时，他的手感觉到她在神经质地颤抖。
“你这是怎么啦，你哪儿不舒服吗？”
“没什么，”她说。“我这几天总那么心惊肉跳的。只要谁和我打招呼，我就觉得他是在监视我。不管看见谁，我都觉得他在想着我的心事。我知道这是庸人自扰，可总觉得似乎谁都能从我脸上看出我的心思，似乎镇上的人肯定早就什么全知道，什么都嗅出来了。在来这里的火车上遇着助理林务官，他一问我‘您去维也纳办什么事？’我的脸就刷地涨红了，引得他哈哈大笑起来，我这才暗暗庆幸他并没有看出什么。原来他只是想到了会男朋友一类的事而不是这件事。可是，费迪南，你告诉我，”——这时她突然把身子贴紧他——“不会永远是这样吧，我是说，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做出那件事来以后，不会老像这样吧？你看，我现在体会到了，如果老是这样，我可经受不住呀。像这样胆战心惊地过日子，见人就怕，睡不着觉，害怕半夜有人敲门，这种生活我是忍受不下去的。你说，不会永远这样吧？”
“不会的，”他回答道，“我相信不会这样。只有在这儿，你还是原来的你时，才会这样。一旦到了外边，改头换面，更名换姓，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你就会忘掉这里的这个你了。你自己不也同我讲过，说你有一次完全变了一个人吗？危险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你在做我们打算做的这件事时总感到良心不安。我们实际上是在盗窃高级盗窃犯——国家，如果在行动时你老有一种干亏心事的感觉，当然就糟了，要是我那样想，我就不干了。至于说到我，那么我觉得我的行动完全是正当的。我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我所以铤而走险为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像在战争中那样为某一个僵死的思想，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江山，为一个米特罗巴①那样的大公司，或者一个同我毫不相干的什么政治制度去卖命。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决定，我们不过是刚刚开始考虑这个想法，就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我们还在举棋不定，还在掂量、摆弄这个想法，而下棋、摆弄一件东西本来就是一种乐趣，难道不应该是高高兴兴的吗？挺起胸膛来吧，我知道你是能做到很勇敢的。”
①米特罗巴，一九一七年建立的大企业“中欧卧车餐车股份公司”的简称。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相信我有一定的坚持能力，你说得对，我也知道，我们将来不会失掉什么。我是经历过一些艰难的，并且挺过来了。但就是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太难熬。等到事情做出来，你就又可以指望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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