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蒙蒂(泰戈尔)
海蒙蒂
新娘的父亲还可以等待，可是新郎的父亲却不想再等了。他看到姑娘的婚龄已过，如果再拖延时日，就没有办法来加以掩饰了。姑娘的年龄的确够大了，但是陪嫁的彩礼比起她的年龄来就更为重要，为此父亲就更急着操办婚事。
我就是新郎。但是关于这件婚事，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只作我自己的事：顺利通过大学文科考试，获得奖学金。然而，爱神的两翼——新郎和新娘，在心里也是很焦急的。
在我们家乡，一个人结过一次婚，他心里对于结婚就不再感到忧虑。他对待妻子，就像尝到过人肉味道的老虎对待人一样。不管境况和年龄如何，他一旦丧偶就会毫不犹豫地续弦。我只是看到，我们的新型大学生才对结婚如此犹豫和忧虑。在媒人的纠缠下，父辈们的头发已经斑白，但在染发膏的祝福下它们还可以重新变黑，而他们儿子们的黑发在媒婆第一次提亲的时候，由于过分忧虑就会在一夜之间变白。
说实话，我心里并不过分忧虑。恰恰相反，一谈到结婚，我心里就好像有一股暖烘烘的南风习习吹来。在这些奇妙的幻想幼芽中间，仿佛可以听到它们的窃窃耳语。对于需要熟背巴尔克关于论述法国革命那本书中一些章节的人来说，这种感情简直就是罪过。假如我此种议论有希望得到教材选编委员会的赞同，那么，在表述方面我就要格外小心。
但是，我现在做什么呢？以这类故事为题写一部长篇小说吗？我真没有料到，我开始写作时会用如此感伤的调子。我想，我应当像帕沙克月黄昏时候的暴风雨一样，把几年来聚集在心里的痛苦乌云消灭在暴雨之中。但是我不能用孟加拉语为孩子们编写教科书，因为我没有学过纯正而动人的语法；我也不会作诗，因为我的母语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绽开花蕾，使得我能用它来表达我内心的情愫。所以我才感到，居于我心灵中的那个主办火葬的行脚僧为什么会自我嘲笑。他不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泪水已经枯竭。杰斯塔月中的灼热，就是杰斯塔月无泪的哭泣。
我不愿意说出和我结为夫妻的那个人的名字。因为不必担心，天底下的占星家们会为她的名字争论不休的。镌刻着她名字的铜牌就是我的心扉。我没有想到，这心扉和这名字会有朝一日消逝。然而，在它那个永生不朽的世界里，历史学家是不会涉足的。
不管怎么样，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需要给她起个名字的。那好吧，我们就叫她“露水珠”吧。因为对露水珠来说，哭、笑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露水珠清晨讲述的话语，到了上午就会消逝。
“露水珠”只比我小两岁。可是我父亲并不反对童婚习俗。她的父亲倒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叛逆；对于国内风靡的宗教迷信，他一点儿都不相信，专心攻读英文书籍。我父亲可是印度教社会习俗的一个虔诚的信奉者；他崇尚社会中的一切习俗，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家外，也不论是通过正门还是后门，他拚命地捞取财富。为此，他当然也专心攻读过英文书。我岳父和父亲，这两个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平常人。然而，父亲却让我和一个年龄过大的姑娘结了婚，其原因是姑娘的年龄越大，陪嫁的礼钱也就越多。“露水珠”是我岳父的一个独生女儿。我父亲相信，新娘父亲的所有家私都会落到他未来女婿的手里。
我岳父是一位没有任何思想偏见的人。他在西部山区一个土邦里担任要职。当“露水珠”还被抱在怀里的时候，她妈妈就去世了。我岳父没有注意到，他的女儿慢慢地一年一年长大了。在他们那里，也没有人提醒过他。
“露水珠”的年龄刚满16岁，但是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个年龄已经相当大了。对此没有人提醒过她，姑娘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年龄过大。
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19岁。就在那个时候我结了婚。在社会舆论界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看来，这个年龄是否适合结婚，让他们双方去拚命争论吧。不过我要说，既然能在这个年龄通过大学考试，那么在这个年龄结婚也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姻缘的霞光映在一张照片上。当时我正在背书。一位喜欢开玩笑的女亲戚，把“露水珠”的一张照片放在我的桌子上，说道：“现在你认真研究一下这部作品吧——这可需要绞尽脑汁啊！”
看来，照片是一个生手拍摄的。“露水珠”没有母亲，所以没有人为她梳头，为她在秀发上系上金丝带，给她穿上某家公司生产的时髦夹克——总之没有人为她梳妆打扮，以便去蒙骗男方的眼睛。这是一张很普通的脸，一双很普通的眼睛，一件很普通的纱丽。我不能说这一切如何富丽堂皇。她坐在最普通的一张方凳上，后面挂着一幅方格壁毯，旁边摆着一张三脚桌，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束鲜花。在纱丽底边的下面，露着她那双放置在地毯上的赤脚。
这幅照片一触动我的心弦，她就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她那双黑黑的眼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还有露在纱丽镶边外面的那双赤脚，仿佛把我的心作为它的莲花脚托了。
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离结婚的日期只剩下两三天了，可是我岳父还没有请假回来。从另一方面来说，以后的四五个月都不是结婚的佳期。这样一来，我这光棍儿生活的年龄，就得从19岁毫无意义地拖延到20岁了。因此，我对我岳父和他的主人很生气。
不管怎么样，婚礼毕竟在不吉利的日期到来之前举行了。那一天唢呐吹奏的每一支乐曲，至今都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天的每一分钟，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19岁的那一年，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婚礼上人声喧腾；姑娘的一只温柔的小手放到了我的手上。还有比这更令人心醉的吗！我的心一再地说：“我终于得到了，我得到了她。”我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原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女人，她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我岳父名叫高里松克尔。他住在喜马拉雅山区，那座喜马拉雅山仿佛就是他的密友。在他那深沉的脸上，一种宁静的微笑显得纯洁无瑕；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一股慈爱的泉水在奔流。凡是探索到这股泉水的人，都不愿意离开它。我岳父在返回工作岗位之前，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孩子，17年来我对我女儿了如指掌，可我对你的了解只有这么几天，然而我还是把她交给了你。我赠给你这分财宝的价值，看来你是了解的，因此再不需要更多的祝福了。”
他的亲家和亲家母一再对他说：“亲家，请你不必惦心。你女儿虽然离开了你这位父亲，但她在这里却又得到了父母两个人。”
后来，我岳父在与女儿分手的时候，指着我父亲笑着对他女儿说：“孩子，我走了。这一位是你唯一的父亲。从今以后，如果他有什么东西丢失、被盗或损坏，我可没有任何责任了。”
他女儿说：“那可不行！不管在哪方面遭受损失，都得由你来补偿。”
最后，她一再提醒父亲注意那些容易出危险的事情。在饮食方面，我岳父是无节制的；有几种食物是他禁忌的，可是他又特别喜爱吃；尽量劝说父亲少吃这些食物，已成为女儿的一项工作。所以，她今天拉着父亲的手，关切地说：“爸爸，请你记住我的话。能记住吗？”
她父亲笑着说：“人们许诺，往往会因为食言而叹息，所以不许诺是最安全不过的。”
内室里的一些好奇的女眷，看见或听说他们父女在分别的时候谁都没有流泪，都感到很惊奇：“真是怪事呀！住在他乡，人也变了！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啦！”
我岳父的朋友波诺马利先生，是我们的媒人。他也是我们家中的一位熟人。他对我岳父说：“你家中就这么一个女儿。
现在你应当把家迁到他们附近来住。”
我岳父说：“我既然把东西给出去，我是向来不反悔的。现在回去一看，是会感到痛苦的。可是既然放弃了权利，却又想保持它，那岂不是一种骗局吗？”
最后，他把我带到无人处，犹如一个作错了事的人一样，困窘地对我说：“我女儿喜欢读书，并且十分好客。我不愿意她为此事惹你父亲生气。我会常常寄钱给你的。你父亲如果知道这些，他是否会生气呢？”
听到岳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有些惊讶。如果能从某一方面增加我们的收入，难道说我父亲会生气吗？我还真没见过他有这样的脾气。
我岳父如同行贿一样，把一张一百卢比的支票塞到我的手里，然后就匆匆离去，都没有等我向他行礼。我望着他的背影，看见他从衣兜里掏出了手帕。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开始思考起来。我心里觉得，他们是另一种气质的人。
我曾经见过许多朋友结婚时的情景。他们不等把祝词念完，就想把妻子一口吞下去。食物进入胃里之后不久，它的种种效应就会表现出来，并且常常引起内部的忧虑，但在外部倒没有丝毫妨碍。然而，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就意识到，通过念祝词而得到的妻子，只不过是为了生活而已，更多的问题还有待于解决。我怀疑，大多数人只是娶了妻子，并没有得到妻子，或者是不知道没有得到妻子；他们终身生活在妻子的身边，可是并不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与他们不同，我妻子是我崇敬的财宝；她不是我的财产，她是我的宝藏。
“露水珠”——不，这个名字不能再用了。这不是她的名字，使用这个名字也不会了解她。她像太阳一样永恒；她不是朝霞中转瞬即逝的泪珠。长期隐匿她的名字怎么行呢？她的真名叫海蒙蒂。
我发现，在这个17岁的少女身上，焕发着一种青春之光，然而现在她还没有从少年时代的怀抱里清醒过来。这正如同晨光映照在山顶上的积雪一样，雪现在还没有融化。我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洁白无瑕，又为什么如此丰满纯净！
我心里有这样一种担心：对于这样一位能读会写的大姑娘，我怎么才能征服她的心呢？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发现，在通往心灵和书丛的道路上，是不存在互相厮杀的任何战场的。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她那洁白的心扉上染上了一点颜色，她那双眼睛里蕴含着一点恐惧之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她的全部身心充满了渴望？对于这些问题，我是无法确切回答的。
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呐，现在是到了该详细说一说的时候了。
我的岳父在一个土邦的宫廷中做官。他在银行里究竟有多少存款，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是不会少于十万卢比的。结果是这样：海蒙蒂父亲的财产越增加，家里的人对她就越尊敬。海蒙蒂很想学习做一些家务事，但是我母亲出于对她过分的溺爱，却怎么也不肯让她插手。虽然她不让海蒙蒂从山区带来的那个女仆进入自己的房里，但是为了避免听到不愉快的回答，甚至都没有问一下她属于什么种姓。
本来就可以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可是有一天，父亲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了。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岳父送给我们一万五千卢比的现金和价值五千卢比的首饰。我父亲从和他一起共事的一位朋友那里获悉，这其中的一万五千卢比都是借贷来的，而且利息还不低。传说的十万卢比完全是虚假的。
既然我岳父从来没有和我父亲谈起过有关他财产数量的问题，所以我就不明白，我父亲有什么理由认定是他的亲家有意欺骗了他呢？
此外，我父亲还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岳父是国王的总理大臣之类的大官。可是，他得到的消息说，我岳父只不过是那里的教育局长而已。父亲说，就相当于学校的校长——是宫廷里一切体面官职中最低下的一种差事。父亲原来怀有很大的希望：我岳父在不久的将来退休的时候，我就可以接任土邦的部长。
就在这时候，我们老家的一些亲戚为了欢度黑天的狂欢节，来到我们加尔各答的家里。她们见了我的妻子，就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这种交头接耳的议论由不清楚渐渐变得清楚了。一个我叫姥姥的远亲说道：“我的天哪！外孙媳妇看上去有我的年岁大啦！”
另一个姥姥接着说：“就算没有我们的年龄大，奥布又何必要聚一个外地的姑娘呢？”
我母亲急忙说：“哟，阿妈！您这是说哪儿去了！媳妇的年龄还不到11岁呢。到帕尔衮月才跨进12岁。在讲印地语的地区，人们经常吃些豆面，所以就显得老一些。”
姥姥们说：“孩子，我们看不出来她那么小。女方家里的人肯定是对你们瞒了年龄。”
我母亲说：“我们看过出生簿。”
这话倒是真的。不过出生簿证明，姑娘是17岁。
“难道出生簿就不会有假啦？”老太太们争辩说。
讨论很热烈，甚至争论起来。
这时候海蒙蒂走进来。一个姥姥问道：“我说外孙媳妇呀，你多大了？”
母亲挤着眼睛向她暗示。海蒙蒂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就回答说：“17。”
我妈妈慌忙搭腔说：“你不知道。”
海蒙蒂回答说：“我知道，我是17。”
姥姥们会意地互相拍打着。
母亲对媳妇的愚笨很生气，她说：“你什么都知道！你父亲说你11岁。”
海蒙蒂惶惑不解地问：“我父亲说的？不会的。”
我母亲对姥姥们说：“你们有什么惊讶的！我亲家亲口对我说的，可他的女儿却说不会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又向媳妇挤了下眼睛。
这一次海蒙蒂明白了暗示的意思。可是她用更肯定的语调说：“我父亲从来不会这样说。”
妈妈扯着嗓子嚷道：“你想叫我说假话吗？”
海蒙蒂说：“我父亲从来不说假话。”
事后，妈妈大骂起媳妇来，她越骂越难听，直骂得口水四溅。
母亲一气之下就跑到父亲面前，说儿媳妇如何愚蠢和固执，等等。父亲把海蒙蒂叫来，对她说：“17岁的大姑娘还没有出嫁，难道这是一件光彩的事吗？还要大吹大擂地去宣传？
我告诉你，在我们这里这样是不行的。”
天呐！父亲对她儿媳妇平时讲话的那种柔和低微的语调到哪里去了？今天怎么突然变得声色俱厉起来？
海蒙蒂痛苦地问：“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年龄，我该怎么回答呢？”
“没有必要说假话，你就说我不知道，我婆婆知道。”
海蒙蒂听了如何不说假话的指教，沉默不语了，因此父亲意识到，他的良言忠告是完全多余的。
看到海蒙蒂的不幸处境，我怎么能不痛心呢！在她面前，我只好低着头。有一天，我看见，她那双宛如秋天早晨晴空一样的质朴、开朗的目光，仿佛罩上了一层疑云。她就像一头惊恐的小鹿一样，在瞧着我的脸，好像在说：“我不了解你们这些人。”
一天，我为她买来了一本精装的英文诗集。她接过书，把它慢慢地放在膝盖上，连翻看一眼都没有。
我拉起她的手，说：“海蒙蒂，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永远不会责怪你的真诚，我还要保护你的真诚。”
海蒙蒂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微笑了一下。凡是接受造物主所赐给这种微笑的人，就没有必要再讲什么话了。
自从父亲的经济收入增加之后，为使神仙的恩典连绵不断，我们就以新的热情举行敬神祈祷仪式。直到这时为止，从没叫媳妇参加过这些活动。一天，吩咐新媳妇准备祭典仪式；
于是新媳妇问道：“妈妈，请告诉我，应当怎么准备？”
对此，没有人会感到像天塌下来砸在头上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姑娘从小就没有母亲，而且又住在异地他乡。但是这种吩咐的目的，就是故意要使海蒙蒂难看。大家用手捂着脸，叫了起来：“我的妈呀！这是怎么说的！原来她是一个不信神人家的女儿。这一回，拉克什米可要很快离开我们这个家了。”
在这种场合，对于海蒙蒂，父亲不该说的一些话也说出来了。从那时起，这种飞短流长之风就吹了起来，海蒙蒂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流过眼泪。但是今天她那双大眼睛湿润了，并且溢出了泪水。她站起来，说道：“你们要知道，在我们家乡大家都称我父亲为贤哲。”
称为贤哲！顿时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从此之后凡是提到她父亲的时候，总是说：你那位贤哲父亲如何如何！我们家里的人终于明白了，最使这位姑娘痛心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我岳父既不是婆罗门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看来，他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关于敬神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教给女儿许多知识，可是有关神灵方面的问题，他从来没有给过女儿什么指教。有一次，波诺马利先生问及此事，他回答说：“我要是教别人连我自己都不懂的东西，那就是教人欺骗。”
在内室中，海蒙蒂有一个真正的知己，那就是我的妹妹娜拉妮。因为她喜欢嫂嫂，所以遭到了不少训斥。海蒙蒂在家庭生活中所蒙受的一切侮辱，都是她告诉我的。海蒙蒂一次都没有对我说起过这类事情。由于羞怯，这些事情她是说不出口的。当然她并不是为自己害羞。
海蒙蒂把她父亲的所有来信都给我看，这些信虽然不长，但充满情趣。她写给父亲的信也都让我读。假如她不和我分享她父亲的友谊，那么她就会感到我们夫妻间的生活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她的信里，找不到任何抱怨婆家的痕迹。如果有的话，那就糟糕了。我听娜拉妮说，家里人想了解她在信里写了关于婆家的一些什么话，时常拆看她的信件。在信里虽然没有找到任何罪证，但老人们还是不放心。我觉得，他们因此而有些失望，于是就气恼地说：“这样频繁地书来信往有什么必要？好像她的父亲就是一切，而我们这些人对她是无所谓的！”对此事又说了许多很难听的话。我忧心忡忡地对海蒙蒂说：“你写给父亲的信，不要再交给任何人了，交给我吧。我上学的时候顺便就把它寄走。”
“为什么？”海蒙蒂惊愕地问道。
我竟羞得无法回答。
现在家里的人又议论开了：“这回奥布可要走下坡路了。
通过文学学士考试恐怕遥遥无期了。这能怪这孩子吗？”
的确是这样。一切都是海蒙蒂的过错。她的过错就在于她的年龄是17岁，她的过错就在于我爱她，她的过错就在于造物主作了如此的安排，所以今天我心灵的每个角落都向整个天空奏响了竹笛。
我本来可以毫无顾忌地让我的文学学士考试见鬼去，但是为了海蒙蒂的幸福，我发誓一定要通过考试，而且还要名列前茅。我觉得，实现这个誓言是可能的，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海蒙蒂的爱情中有着如此广阔的天地，因而不会使她的思想被限制在狭小的情欲角落里，而且在这种爱情的四周充满着一种浓厚的健康的空气；第二，为了通过考试就必须读一些书，我和海蒙蒂在一起读书又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准备考试，我束紧腰带用起功来。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坐在外室的一个房间，用一支蓝色铅笔的犁，在马丁诺论人性的一本书中的重要行间耕耘着。就在这时候，我的视线忽然被外面的情景吸引住了。
在对着我所在的这个房间的院子北面，有一个通往内室的楼梯。楼梯的两侧有几个带铁窗根的小窗子。我看见，海蒙蒂默默地坐在其中一个小窗子面前，凝望着西方。在那边富贵人家的花园里，有一棵曼陀罗，树上面缀满了蔷薇花。
我的心不由得突然一震，原来心里那种坦然无忧的帷幕被撕破了。这些天来，我还真没有这样清晰地看到过她如此静默而深沉的痛苦表情。
其实倒没有看到什么，我只看到了她坐在那里的姿态：她的一只手放在膝盖上，而另一只手又放在这一只手上，头靠在墙上，蓬散的头发跨过左肩，在她的胸前飘荡。我心里感到一阵酸痛。
我自己的生活如此地丰满，所以我从来没有任何空虚之感。可是今天，在我的身边，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绝望的深渊。我怎么样又用什么来填平它呢？
我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恋恋不舍的人，不论对亲人，不论对习惯，还是对其他什么东西，都是如此。可是海蒙蒂抛弃一切来到我的身边——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我却没有很好地想过。在我们的生活中，她是坐在一张受侮辱的带刺的床上，而我也和她一起尝到了这种床的滋味。虽然我和海蒙蒂一起在受苦，但是这种痛苦并没有把我们俩分开。可是，17年来，这个山区姑娘是在一个十分广阔而自由的天地里长大的。纯洁的正义感和诚实磊落的环境，使得她的性格变得如此坦白、善良和坚强。海蒙蒂离开那里，来到一个多么残酷无情的环境中啊！对此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和她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海蒙蒂每时每刻都在死亡。我可以给她一切，但却不能给她自由，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自由。因此，她才坐在加尔各答的小胡同里，透过那个小窗子和无声的苍天，述说着她那无声的心语；一天夜里，我忽然醒来，发现她不在床上；原来她躺在屋顶的晒台上，头枕着手臂，举目凝望着缀满星斗的天空。
我丢下马丁诺的那本书，开始思考起来：我该怎么办呢？从童年时代起，我对父亲就很胆怯，从来不敢、也不习惯当着他的面向他提出什么要求。那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就羞怯地低着头，对父亲说：“我妻子身体不好，现在应当让她回娘家去住一些日子。”
父亲非常生气。他怀疑，这一定是海蒙蒂教唆我干的。他立即站起来，走进内室，问海蒙蒂道：“我说海蒙蒂，你生病了吗？”
“没有。”海蒙蒂回答说。
父亲认为，她这样回答也是赌气发泄不满。
然而，海蒙蒂的身体一天一天消瘦下来，因为我们每天都习以为常，所以就没有注意到。有一天，波诺马利先生见了她，惊讶地说：“哎呀！这是怎么了？海蒙蒂，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你生病了吗？”
“没有呀。”海蒙蒂回答道。
此后，又过了十来天，我岳父突然不声不响地来了。大概是波诺马利先生写信将海蒙蒂身体不好的情况告诉了他。
在婚礼之后，她父亲离开的时候，海蒙蒂都忍住了自己的泪水。这次见面的那天，父亲托着她的下颌让她抬起脸来，海蒙蒂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她父亲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连“你身体好吗”这样一句话都没有问。我岳父看她女儿的脸色这种样子，他的心都要碎了。
海蒙蒂拉着父亲的手，走进卧室。她有许多话要问父亲。
她父亲的身体看上去也不好。
她爸爸问道：“孩子，你能和我一起走吗？”
海蒙蒂可怜巴巴地回答道：“能。”
父亲说：“那好，一切都由我来安排。”
假如我岳父不过分激动的话，那么他一踏入这个家门就会发现，这一家对待他已不如从前了。我父亲认为，他突然到来是对我们家的污辱。因此对他连一句热情的话都没有说。我岳父还记得，他亲家有一天反复对他说，只要他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女儿接回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亲家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
我父亲一边吸着烟，一边说：“亲家，我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呀，有一次可能在家里……”
我知道借口在家里意味着什么。我意识到，这事根本不行。结果就是不行。
他儿媳妇身体不好呀！这名声多不好啊！
岳父大人亲自请来了一位高明的医生，为他女儿检查。医生诊断说：“需要换换环境，不然的话，可能会忽然染上重病。”
我父亲冷笑道：“谁都可能会忽然染上重病。这叫什么诊断！”
我岳父说：“您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他的话难道……”
“这样的医生我见得多了。”我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只要给赏钱，所有的学者都可以向你提供任何法律根据，所有的医生都可以给你写出任何疾病证明。”
听了这番话，我岳父完全惊呆了。海蒙蒂明白，她父亲的建议遭到了无理的拒绝。她的心完全麻木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走到父亲跟前说：“我带海蒙蒂走。”
父亲大叫起来：“原来是这样！……”等等。
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我不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如果硬着头皮把我妻子带走，也就带走了。我为什么不带走呢？为什么！假如我不迫使真理向人们的偏见投降，假如我不把我家里的亲人作为祭品献给陈腐的家庭，那么世代存在于我血液里的那些论理说教，还有什么用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昔日要求驱逐悉多的阿逾陀居民中，就有敝人。在那些世代颂扬驱逐妻子为光荣伟业的人们中间，也有敝人。而且为了取悦于人，有一次敝人还在一本杂志上写了一篇论文，赞颂那种驱逐妻子的美德。有谁会料到，竟然有一天我却不得不用心血来描写第二个悉多被驱逐的故事。
父亲与女儿再次分别的时刻到了。这一次父女两人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女儿笑着责备父亲说：“爸爸，如果下次你还是这样匆匆忙忙地来看我，那我就把门闩上。”
她父亲笑着回答道：“那么下次我来的时候，就要随身带一件打墙洞的工具啦。”
从此之后，在她的脸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甜蜜的微笑。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能再讲下去了。
我听说，我母亲正在为我物色新的对象。很可能，这一次我无法拒绝母亲的要求，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我毫无办法！
（1914年5月）
董友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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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新郎。但是关于这件婚事，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只作我自己的事：顺利通过大学文科考试，获得奖学金。然而，爱神的两翼——新郎和新娘，在心里也是很焦急的。
在我们家乡，一个人结过一次婚，他心里对于结婚就不再感到忧虑。他对待妻子，就像尝到过人肉味道的老虎对待人一样。不管境况和年龄如何，他一旦丧偶就会毫不犹豫地续弦。我只是看到，我们的新型大学生才对结婚如此犹豫和忧虑。在媒人的纠缠下，父辈们的头发已经斑白，但在染发膏的祝福下它们还可以重新变黑，而他们儿子们的黑发在媒婆第一次提亲的时候，由于过分忧虑就会在一夜之间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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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现在做什么呢？以这类故事为题写一部长篇小说吗？我真没有料到，我开始写作时会用如此感伤的调子。我想，我应当像帕沙克月黄昏时候的暴风雨一样，把几年来聚集在心里的痛苦乌云消灭在暴雨之中。但是我不能用孟加拉语为孩子们编写教科书，因为我没有学过纯正而动人的语法；我也不会作诗，因为我的母语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绽开花蕾，使得我能用它来表达我内心的情愫。所以我才感到，居于我心灵中的那个主办火葬的行脚僧为什么会自我嘲笑。他不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泪水已经枯竭。杰斯塔月中的灼热，就是杰斯塔月无泪的哭泣。
我不愿意说出和我结为夫妻的那个人的名字。因为不必担心，天底下的占星家们会为她的名字争论不休的。镌刻着她名字的铜牌就是我的心扉。我没有想到，这心扉和这名字会有朝一日消逝。然而，在它那个永生不朽的世界里，历史学家是不会涉足的。
不管怎么样，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需要给她起个名字的。那好吧，我们就叫她“露水珠”吧。因为对露水珠来说，哭、笑是完全一样的，而且露水珠清晨讲述的话语，到了上午就会消逝。
“露水珠”只比我小两岁。可是我父亲并不反对童婚习俗。她的父亲倒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叛逆；对于国内风靡的宗教迷信，他一点儿都不相信，专心攻读英文书籍。我父亲可是印度教社会习俗的一个虔诚的信奉者；他崇尚社会中的一切习俗，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家外，也不论是通过正门还是后门，他拚命地捞取财富。为此，他当然也专心攻读过英文书。我岳父和父亲，这两个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平常人。然而，父亲却让我和一个年龄过大的姑娘结了婚，其原因是姑娘的年龄越大，陪嫁的礼钱也就越多。“露水珠”是我岳父的一个独生女儿。我父亲相信，新娘父亲的所有家私都会落到他未来女婿的手里。
我岳父是一位没有任何思想偏见的人。他在西部山区一个土邦里担任要职。当“露水珠”还被抱在怀里的时候，她妈妈就去世了。我岳父没有注意到，他的女儿慢慢地一年一年长大了。在他们那里，也没有人提醒过他。
“露水珠”的年龄刚满16岁，但是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个年龄已经相当大了。对此没有人提醒过她，姑娘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年龄过大。
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19岁。就在那个时候我结了婚。在社会舆论界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看来，这个年龄是否适合结婚，让他们双方去拚命争论吧。不过我要说，既然能在这个年龄通过大学考试，那么在这个年龄结婚也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姻缘的霞光映在一张照片上。当时我正在背书。一位喜欢开玩笑的女亲戚，把“露水珠”的一张照片放在我的桌子上，说道：“现在你认真研究一下这部作品吧——这可需要绞尽脑汁啊！”
看来，照片是一个生手拍摄的。“露水珠”没有母亲，所以没有人为她梳头，为她在秀发上系上金丝带，给她穿上某家公司生产的时髦夹克——总之没有人为她梳妆打扮，以便去蒙骗男方的眼睛。这是一张很普通的脸，一双很普通的眼睛，一件很普通的纱丽。我不能说这一切如何富丽堂皇。她坐在最普通的一张方凳上，后面挂着一幅方格壁毯，旁边摆着一张三脚桌，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束鲜花。在纱丽底边的下面，露着她那双放置在地毯上的赤脚。
这幅照片一触动我的心弦，她就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她那双黑黑的眼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还有露在纱丽镶边外面的那双赤脚，仿佛把我的心作为它的莲花脚托了。
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离结婚的日期只剩下两三天了，可是我岳父还没有请假回来。从另一方面来说，以后的四五个月都不是结婚的佳期。这样一来，我这光棍儿生活的年龄，就得从19岁毫无意义地拖延到20岁了。因此，我对我岳父和他的主人很生气。
不管怎么样，婚礼毕竟在不吉利的日期到来之前举行了。那一天唢呐吹奏的每一支乐曲，至今都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天的每一分钟，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19岁的那一年，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婚礼上人声喧腾；姑娘的一只温柔的小手放到了我的手上。还有比这更令人心醉的吗！我的心一再地说：“我终于得到了，我得到了她。”我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原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女人，她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我岳父名叫高里松克尔。他住在喜马拉雅山区，那座喜马拉雅山仿佛就是他的密友。在他那深沉的脸上，一种宁静的微笑显得纯洁无瑕；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一股慈爱的泉水在奔流。凡是探索到这股泉水的人，都不愿意离开它。我岳父在返回工作岗位之前，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孩子，17年来我对我女儿了如指掌，可我对你的了解只有这么几天，然而我还是把她交给了你。我赠给你这分财宝的价值，看来你是了解的，因此再不需要更多的祝福了。”
他的亲家和亲家母一再对他说：“亲家，请你不必惦心。你女儿虽然离开了你这位父亲，但她在这里却又得到了父母两个人。”
后来，我岳父在与女儿分手的时候，指着我父亲笑着对他女儿说：“孩子，我走了。这一位是你唯一的父亲。从今以后，如果他有什么东西丢失、被盗或损坏，我可没有任何责任了。”
他女儿说：“那可不行！不管在哪方面遭受损失，都得由你来补偿。”
最后，她一再提醒父亲注意那些容易出危险的事情。在饮食方面，我岳父是无节制的；有几种食物是他禁忌的，可是他又特别喜爱吃；尽量劝说父亲少吃这些食物，已成为女儿的一项工作。所以，她今天拉着父亲的手，关切地说：“爸爸，请你记住我的话。能记住吗？”
她父亲笑着说：“人们许诺，往往会因为食言而叹息，所以不许诺是最安全不过的。”
内室里的一些好奇的女眷，看见或听说他们父女在分别的时候谁都没有流泪，都感到很惊奇：“真是怪事呀！住在他乡，人也变了！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啦！”
我岳父的朋友波诺马利先生，是我们的媒人。他也是我们家中的一位熟人。他对我岳父说：“你家中就这么一个女儿。
现在你应当把家迁到他们附近来住。”
我岳父说：“我既然把东西给出去，我是向来不反悔的。现在回去一看，是会感到痛苦的。可是既然放弃了权利，却又想保持它，那岂不是一种骗局吗？”
最后，他把我带到无人处，犹如一个作错了事的人一样，困窘地对我说：“我女儿喜欢读书，并且十分好客。我不愿意她为此事惹你父亲生气。我会常常寄钱给你的。你父亲如果知道这些，他是否会生气呢？”
听到岳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有些惊讶。如果能从某一方面增加我们的收入，难道说我父亲会生气吗？我还真没见过他有这样的脾气。
我岳父如同行贿一样，把一张一百卢比的支票塞到我的手里，然后就匆匆离去，都没有等我向他行礼。我望着他的背影，看见他从衣兜里掏出了手帕。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开始思考起来。我心里觉得，他们是另一种气质的人。
我曾经见过许多朋友结婚时的情景。他们不等把祝词念完，就想把妻子一口吞下去。食物进入胃里之后不久，它的种种效应就会表现出来，并且常常引起内部的忧虑，但在外部倒没有丝毫妨碍。然而，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就意识到，通过念祝词而得到的妻子，只不过是为了生活而已，更多的问题还有待于解决。我怀疑，大多数人只是娶了妻子，并没有得到妻子，或者是不知道没有得到妻子；他们终身生活在妻子的身边，可是并不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与他们不同，我妻子是我崇敬的财宝；她不是我的财产，她是我的宝藏。
“露水珠”——不，这个名字不能再用了。这不是她的名字，使用这个名字也不会了解她。她像太阳一样永恒；她不是朝霞中转瞬即逝的泪珠。长期隐匿她的名字怎么行呢？她的真名叫海蒙蒂。
我发现，在这个17岁的少女身上，焕发着一种青春之光，然而现在她还没有从少年时代的怀抱里清醒过来。这正如同晨光映照在山顶上的积雪一样，雪现在还没有融化。我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洁白无瑕，又为什么如此丰满纯净！
我心里有这样一种担心：对于这样一位能读会写的大姑娘，我怎么才能征服她的心呢？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发现，在通往心灵和书丛的道路上，是不存在互相厮杀的任何战场的。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她那洁白的心扉上染上了一点颜色，她那双眼睛里蕴含着一点恐惧之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她的全部身心充满了渴望？对于这些问题，我是无法确切回答的。
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呐，现在是到了该详细说一说的时候了。
我的岳父在一个土邦的宫廷中做官。他在银行里究竟有多少存款，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是不会少于十万卢比的。结果是这样：海蒙蒂父亲的财产越增加，家里的人对她就越尊敬。海蒙蒂很想学习做一些家务事，但是我母亲出于对她过分的溺爱，却怎么也不肯让她插手。虽然她不让海蒙蒂从山区带来的那个女仆进入自己的房里，但是为了避免听到不愉快的回答，甚至都没有问一下她属于什么种姓。
本来就可以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可是有一天，父亲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了。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岳父送给我们一万五千卢比的现金和价值五千卢比的首饰。我父亲从和他一起共事的一位朋友那里获悉，这其中的一万五千卢比都是借贷来的，而且利息还不低。传说的十万卢比完全是虚假的。
既然我岳父从来没有和我父亲谈起过有关他财产数量的问题，所以我就不明白，我父亲有什么理由认定是他的亲家有意欺骗了他呢？
此外，我父亲还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岳父是国王的总理大臣之类的大官。可是，他得到的消息说，我岳父只不过是那里的教育局长而已。父亲说，就相当于学校的校长——是宫廷里一切体面官职中最低下的一种差事。父亲原来怀有很大的希望：我岳父在不久的将来退休的时候，我就可以接任土邦的部长。
就在这时候，我们老家的一些亲戚为了欢度黑天的狂欢节，来到我们加尔各答的家里。她们见了我的妻子，就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这种交头接耳的议论由不清楚渐渐变得清楚了。一个我叫姥姥的远亲说道：“我的天哪！外孙媳妇看上去有我的年岁大啦！”
另一个姥姥接着说：“就算没有我们的年龄大，奥布又何必要聚一个外地的姑娘呢？”
我母亲急忙说：“哟，阿妈！您这是说哪儿去了！媳妇的年龄还不到11岁呢。到帕尔衮月才跨进12岁。在讲印地语的地区，人们经常吃些豆面，所以就显得老一些。”
姥姥们说：“孩子，我们看不出来她那么小。女方家里的人肯定是对你们瞒了年龄。”
我母亲说：“我们看过出生簿。”
这话倒是真的。不过出生簿证明，姑娘是17岁。
“难道出生簿就不会有假啦？”老太太们争辩说。
讨论很热烈，甚至争论起来。
这时候海蒙蒂走进来。一个姥姥问道：“我说外孙媳妇呀，你多大了？”
母亲挤着眼睛向她暗示。海蒙蒂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就回答说：“17。”
我妈妈慌忙搭腔说：“你不知道。”
海蒙蒂回答说：“我知道，我是17。”
姥姥们会意地互相拍打着。
母亲对媳妇的愚笨很生气，她说：“你什么都知道！你父亲说你11岁。”
海蒙蒂惶惑不解地问：“我父亲说的？不会的。”
我母亲对姥姥们说：“你们有什么惊讶的！我亲家亲口对我说的，可他的女儿却说不会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又向媳妇挤了下眼睛。
这一次海蒙蒂明白了暗示的意思。可是她用更肯定的语调说：“我父亲从来不会这样说。”
妈妈扯着嗓子嚷道：“你想叫我说假话吗？”
海蒙蒂说：“我父亲从来不说假话。”
事后，妈妈大骂起媳妇来，她越骂越难听，直骂得口水四溅。
母亲一气之下就跑到父亲面前，说儿媳妇如何愚蠢和固执，等等。父亲把海蒙蒂叫来，对她说：“17岁的大姑娘还没有出嫁，难道这是一件光彩的事吗？还要大吹大擂地去宣传？
我告诉你，在我们这里这样是不行的。”
天呐！父亲对她儿媳妇平时讲话的那种柔和低微的语调到哪里去了？今天怎么突然变得声色俱厉起来？
海蒙蒂痛苦地问：“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年龄，我该怎么回答呢？”
“没有必要说假话，你就说我不知道，我婆婆知道。”
海蒙蒂听了如何不说假话的指教，沉默不语了，因此父亲意识到，他的良言忠告是完全多余的。
看到海蒙蒂的不幸处境，我怎么能不痛心呢！在她面前，我只好低着头。有一天，我看见，她那双宛如秋天早晨晴空一样的质朴、开朗的目光，仿佛罩上了一层疑云。她就像一头惊恐的小鹿一样，在瞧着我的脸，好像在说：“我不了解你们这些人。”
一天，我为她买来了一本精装的英文诗集。她接过书，把它慢慢地放在膝盖上，连翻看一眼都没有。
我拉起她的手，说：“海蒙蒂，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永远不会责怪你的真诚，我还要保护你的真诚。”
海蒙蒂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微微笑了一下。凡是接受造物主所赐给这种微笑的人，就没有必要再讲什么话了。
自从父亲的经济收入增加之后，为使神仙的恩典连绵不断，我们就以新的热情举行敬神祈祷仪式。直到这时为止，从没叫媳妇参加过这些活动。一天，吩咐新媳妇准备祭典仪式；
于是新媳妇问道：“妈妈，请告诉我，应当怎么准备？”
对此，没有人会感到像天塌下来砸在头上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姑娘从小就没有母亲，而且又住在异地他乡。但是这种吩咐的目的，就是故意要使海蒙蒂难看。大家用手捂着脸，叫了起来：“我的妈呀！这是怎么说的！原来她是一个不信神人家的女儿。这一回，拉克什米可要很快离开我们这个家了。”
在这种场合，对于海蒙蒂，父亲不该说的一些话也说出来了。从那时起，这种飞短流长之风就吹了起来，海蒙蒂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流过眼泪。但是今天她那双大眼睛湿润了，并且溢出了泪水。她站起来，说道：“你们要知道，在我们家乡大家都称我父亲为贤哲。”
称为贤哲！顿时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从此之后凡是提到她父亲的时候，总是说：你那位贤哲父亲如何如何！我们家里的人终于明白了，最使这位姑娘痛心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我岳父既不是婆罗门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看来，他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关于敬神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教给女儿许多知识，可是有关神灵方面的问题，他从来没有给过女儿什么指教。有一次，波诺马利先生问及此事，他回答说：“我要是教别人连我自己都不懂的东西，那就是教人欺骗。”
在内室中，海蒙蒂有一个真正的知己，那就是我的妹妹娜拉妮。因为她喜欢嫂嫂，所以遭到了不少训斥。海蒙蒂在家庭生活中所蒙受的一切侮辱，都是她告诉我的。海蒙蒂一次都没有对我说起过这类事情。由于羞怯，这些事情她是说不出口的。当然她并不是为自己害羞。
海蒙蒂把她父亲的所有来信都给我看，这些信虽然不长，但充满情趣。她写给父亲的信也都让我读。假如她不和我分享她父亲的友谊，那么她就会感到我们夫妻间的生活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她的信里，找不到任何抱怨婆家的痕迹。如果有的话，那就糟糕了。我听娜拉妮说，家里人想了解她在信里写了关于婆家的一些什么话，时常拆看她的信件。在信里虽然没有找到任何罪证，但老人们还是不放心。我觉得，他们因此而有些失望，于是就气恼地说：“这样频繁地书来信往有什么必要？好像她的父亲就是一切，而我们这些人对她是无所谓的！”对此事又说了许多很难听的话。我忧心忡忡地对海蒙蒂说：“你写给父亲的信，不要再交给任何人了，交给我吧。我上学的时候顺便就把它寄走。”
“为什么？”海蒙蒂惊愕地问道。
我竟羞得无法回答。
现在家里的人又议论开了：“这回奥布可要走下坡路了。
通过文学学士考试恐怕遥遥无期了。这能怪这孩子吗？”
的确是这样。一切都是海蒙蒂的过错。她的过错就在于她的年龄是17岁，她的过错就在于我爱她，她的过错就在于造物主作了如此的安排，所以今天我心灵的每个角落都向整个天空奏响了竹笛。
我本来可以毫无顾忌地让我的文学学士考试见鬼去，但是为了海蒙蒂的幸福，我发誓一定要通过考试，而且还要名列前茅。我觉得，实现这个誓言是可能的，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海蒙蒂的爱情中有着如此广阔的天地，因而不会使她的思想被限制在狭小的情欲角落里，而且在这种爱情的四周充满着一种浓厚的健康的空气；第二，为了通过考试就必须读一些书，我和海蒙蒂在一起读书又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准备考试，我束紧腰带用起功来。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坐在外室的一个房间，用一支蓝色铅笔的犁，在马丁诺论人性的一本书中的重要行间耕耘着。就在这时候，我的视线忽然被外面的情景吸引住了。
在对着我所在的这个房间的院子北面，有一个通往内室的楼梯。楼梯的两侧有几个带铁窗根的小窗子。我看见，海蒙蒂默默地坐在其中一个小窗子面前，凝望着西方。在那边富贵人家的花园里，有一棵曼陀罗，树上面缀满了蔷薇花。
我的心不由得突然一震，原来心里那种坦然无忧的帷幕被撕破了。这些天来，我还真没有这样清晰地看到过她如此静默而深沉的痛苦表情。
其实倒没有看到什么，我只看到了她坐在那里的姿态：她的一只手放在膝盖上，而另一只手又放在这一只手上，头靠在墙上，蓬散的头发跨过左肩，在她的胸前飘荡。我心里感到一阵酸痛。
我自己的生活如此地丰满，所以我从来没有任何空虚之感。可是今天，在我的身边，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绝望的深渊。我怎么样又用什么来填平它呢？
我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恋恋不舍的人，不论对亲人，不论对习惯，还是对其他什么东西，都是如此。可是海蒙蒂抛弃一切来到我的身边——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我却没有很好地想过。在我们的生活中，她是坐在一张受侮辱的带刺的床上，而我也和她一起尝到了这种床的滋味。虽然我和海蒙蒂一起在受苦，但是这种痛苦并没有把我们俩分开。可是，17年来，这个山区姑娘是在一个十分广阔而自由的天地里长大的。纯洁的正义感和诚实磊落的环境，使得她的性格变得如此坦白、善良和坚强。海蒙蒂离开那里，来到一个多么残酷无情的环境中啊！对此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和她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海蒙蒂每时每刻都在死亡。我可以给她一切，但却不能给她自由，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自由。因此，她才坐在加尔各答的小胡同里，透过那个小窗子和无声的苍天，述说着她那无声的心语；一天夜里，我忽然醒来，发现她不在床上；原来她躺在屋顶的晒台上，头枕着手臂，举目凝望着缀满星斗的天空。
我丢下马丁诺的那本书，开始思考起来：我该怎么办呢？从童年时代起，我对父亲就很胆怯，从来不敢、也不习惯当着他的面向他提出什么要求。那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就羞怯地低着头，对父亲说：“我妻子身体不好，现在应当让她回娘家去住一些日子。”
父亲非常生气。他怀疑，这一定是海蒙蒂教唆我干的。他立即站起来，走进内室，问海蒙蒂道：“我说海蒙蒂，你生病了吗？”
“没有。”海蒙蒂回答说。
父亲认为，她这样回答也是赌气发泄不满。
然而，海蒙蒂的身体一天一天消瘦下来，因为我们每天都习以为常，所以就没有注意到。有一天，波诺马利先生见了她，惊讶地说：“哎呀！这是怎么了？海蒙蒂，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你生病了吗？”
“没有呀。”海蒙蒂回答道。
此后，又过了十来天，我岳父突然不声不响地来了。大概是波诺马利先生写信将海蒙蒂身体不好的情况告诉了他。
在婚礼之后，她父亲离开的时候，海蒙蒂都忍住了自己的泪水。这次见面的那天，父亲托着她的下颌让她抬起脸来，海蒙蒂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她父亲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连“你身体好吗”这样一句话都没有问。我岳父看她女儿的脸色这种样子，他的心都要碎了。
海蒙蒂拉着父亲的手，走进卧室。她有许多话要问父亲。
她父亲的身体看上去也不好。
她爸爸问道：“孩子，你能和我一起走吗？”
海蒙蒂可怜巴巴地回答道：“能。”
父亲说：“那好，一切都由我来安排。”
假如我岳父不过分激动的话，那么他一踏入这个家门就会发现，这一家对待他已不如从前了。我父亲认为，他突然到来是对我们家的污辱。因此对他连一句热情的话都没有说。我岳父还记得，他亲家有一天反复对他说，只要他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把女儿接回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亲家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
我父亲一边吸着烟，一边说：“亲家，我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呀，有一次可能在家里……”
我知道借口在家里意味着什么。我意识到，这事根本不行。结果就是不行。
他儿媳妇身体不好呀！这名声多不好啊！
岳父大人亲自请来了一位高明的医生，为他女儿检查。医生诊断说：“需要换换环境，不然的话，可能会忽然染上重病。”
我父亲冷笑道：“谁都可能会忽然染上重病。这叫什么诊断！”
我岳父说：“您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他的话难道……”
“这样的医生我见得多了。”我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只要给赏钱，所有的学者都可以向你提供任何法律根据，所有的医生都可以给你写出任何疾病证明。”
听了这番话，我岳父完全惊呆了。海蒙蒂明白，她父亲的建议遭到了无理的拒绝。她的心完全麻木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走到父亲跟前说：“我带海蒙蒂走。”
父亲大叫起来：“原来是这样！……”等等。
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我不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如果硬着头皮把我妻子带走，也就带走了。我为什么不带走呢？为什么！假如我不迫使真理向人们的偏见投降，假如我不把我家里的亲人作为祭品献给陈腐的家庭，那么世代存在于我血液里的那些论理说教，还有什么用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昔日要求驱逐悉多的阿逾陀居民中，就有敝人。在那些世代颂扬驱逐妻子为光荣伟业的人们中间，也有敝人。而且为了取悦于人，有一次敝人还在一本杂志上写了一篇论文，赞颂那种驱逐妻子的美德。有谁会料到，竟然有一天我却不得不用心血来描写第二个悉多被驱逐的故事。
父亲与女儿再次分别的时刻到了。这一次父女两人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女儿笑着责备父亲说：“爸爸，如果下次你还是这样匆匆忙忙地来看我，那我就把门闩上。”
她父亲笑着回答道：“那么下次我来的时候，就要随身带一件打墙洞的工具啦。”
从此之后，在她的脸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甜蜜的微笑。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能再讲下去了。
我听说，我母亲正在为我物色新的对象。很可能，这一次我无法拒绝母亲的要求，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我毫无办法！
（1914年5月）
董友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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