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里森姆-->超级说客-->32
32
布克挑选了这家漂亮的饭店，我想他一定有好消息要告诉我。餐桌上摆满了银质餐具。餐巾是亚麻织品，大概有个委托人，能为他报销这高昂的化费。
他迟到了一刻钟。这可不是他一贯的作风，但他最近一直忙忙碌碌。他说出口的第一句就是：“我通过啦。”我一边喝着冰水，一边听他栩栩如生地叙述向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申诉的全过程。他们复核了他的试卷，他的成绩加了三分，如今他是一位羽翼丰满的真正律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如此开心。除了他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同学的申诉得到了批准。但莎拉·普兰克莫尔并不是其中之一。布克听说她的分数高标准差得很远，她在司法部的那个职位可能已经靠不大住。
尽管他竭力反对，我还是要了一瓶香槟，并且叫招待把账单交给我。该花的时候，还是得花嘛。
菜来了。小小的银盘里鲑鱼数量少得可怜，但加工精致，色泽鲜美，香味扑鼻。我们先欣赏了片刻，然后才吃。香克尔让布克忙得团团转，一天工作15小时，幸好查莲是个很有耐心的女人，她知道布克开头必须做出点儿牺牲，将来才会有丰厚的收获。感谢上帝，我现在还没有老婆和孩子的拖累。
我们谈起了基普勒。基普勒跟香克尔说过不少事。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律师之间很难保密。香克尔告诉过布克，基普勒有次曾经提到过我，说我手头的案子可以捞到几百万。基普勒显然已经确信，我已经把大利公司牢牢地钉在一块岩石上，问题只是将来陪审团做出的裁决，能让我们得到多少钱。基普勒已下定决心，保驾护航，让我一路顺风地站到陪审团面前。
这个小道消息妙极了！
布克想知道除了这桩案子，我别的还干些什么。听他的口气，基普勒可能说过，他显然觉得我手头没有别的活。
在吃奶酪蛋糕时，布克说他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材料，不知我是否想看一看。他解释道，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名叫拉芬，老板是个黑人，在全城到处都有分号。人人都知道有这家商号，主要是因为它深夜在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打广告，大叫大嚷各种各样不必付现款的推销方式。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高达800万美元，布克说，而马尔文·香克尔就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允许顾客赊账，但有许多却成了呆账，无法收回。这就是拉芬家具店的特点。香克尔事务所里，如今已堆积了数百份准备对欠债顾客起诉的档案。
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成群结队涌进法学院，可不是为了学习债务法。原先购买廉价家具的那些人，由于过期拒不付款，如今成了被告。家具店老板并不想讨回家具，他要的只是钱。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既不作答，也不露面，律师不得不采取措施，扣押他的财产或者工资。而这很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3年前，孟菲斯有位律师就曾被人用枪打伤，打他的是个怒气冲天的年轻人，他的薪金刚被这位律师扣押。
这种案子每桩只值数百美元。要想解决点儿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律师手上得有一大堆案件才行。法律规定，可以收取律师费和成本费。
这是一种肮脏的活计。但是，正像布克所说的那样，从这些档案中总可以多少挤出一点油水。从一件案子获得的收入虽然十分有限，积少成多，却可以维持日常的开支，买一些必需的用品。
“我可以给你50份档案，”他说，“以及必要的表格。我会帮你起诉第一批案件。”
“律师费一般有多少？”
“这很难说得准。有些案子你一个子儿也收不到，被告不是已经溜走，就是已经申请破产。但一般地说，一桩案子平均可以收到100美元。”
100×50，就是5000美元。
“每桩案子一般前后要化4个月，”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你愿意，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份档案。这些案子你要在同一个法庭向同一个法官同时提出起诉，将来回到你手上也在同一天，这样你只需要出庭一次。抓住他们的债务，跟踪追击。90％都只是案头工作而已。”
“我干！”我说。“你们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活要我干吗？”
“可能。我一直在留心呢。”
招待送上了咖啡。我们开始像律师们最爱干的那样，议论别的律师。我们谈论老同学，谈论他们在这现实的世界上如何闯荡。
布克已经死而复生了。
门开得再小，戴克也可以从门缝中钻进房间，而且不会弄出一点声响。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干。往往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沉思默想，或者聚精会神埋首于难得到手的案卷之中，哇，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衷心希望他进来之前先敲敲门，但又不愿开口找他麻烦。
此刻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抱着一堆邮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我写字台前。他发现台子一角放着的一叠崭新的债务案卷，问道：“这是什么？”
“工作。”
他拿起一份档案。“拉芬家具店？”
“是的，先生。我们现在为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提供法律服务。”
“这是债务档案嘛，”他不屑地说，那厌恶的表情，像是他已经弄脏了自己的双手。而做出这种反应的，却是做梦也盼望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生更多沉船灾难的那位男子汉！
“这是诚实的劳动，戴克。”
“你这是把头朝墙上撞呀！”
“你还是去追你的救护车吧！”
他把邮件向桌上一丢，又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撕开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一封厚厚的来信。里面是一叠标准尺寸的文书，至少有两英寸厚。
德拉蒙德回答了我的笔头质询，拒绝了我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提供了我要求得到的部分文件。我要化几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看完，而弄清楚哪些文件他没有提交，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我的质询做出的答复。我必须对大利公司的发言人取证，他指定了克利夫兰总部一位名叫杰克·昂德霍尔的先生。我还向他索取大利公司几位雇员的职务和家庭地址，这些人的名字在多特的文件中曾反复出现。
我用基普勒给的一张表格，写了一份对大利公司6位职员取证的通知。我确定在一周后某一天取证，我当然明白德拉蒙德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对多特取证时曾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戏就是这么玩的。他会跑去找基普勒，但基普勒对他是决不会有多少同情的。
我将在大利公司克利夫兰的总部呆上一两天。我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我别无选择。旅费，食宿，法庭书记官的费用，一切都很昂贵。我还没有和戴克讨论这笔费用的开支；坦白地说，我一直在眼巴巴地盼他钓到一件能速战速决的车祸案件。
布莱克案件的材料现在已经装入第三个一次性档案袋。我把它放在写字台旁的一只硬纸箱中，每天都要看几次，并且扪心自问：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居然敢梦想在法庭上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把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打得落花流水，屈辱终身？
我活到今天，还从没有对一位陪审员讲过一句话哩。
一小时以前，我打电话给唐尼·雷时，他身体极为虚弱，无法和我谈话，所以我此刻驱车前往他住于格兰杰的家。这是9月下旬，具体的日期我已忘记，但唐尼·雷第一次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是一年多以前。多特前来开门时，双眼红肿。“我看他就要走了，”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没有想到他的情况会变得这么糟糕，但今天他的脸色比以往更加惨白，身体更加虚弱。他昏昏沉沉地睡着。房间里没有开灯。西沉的落日，将长方形的影子洒落在他那张狭窄的小床雪白的床单上。电视机已经关掉，房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他今天一口饭也没吃。”她低声对我说。
“疼得厉害吗？”
“还好。咱给他打了两针麻药。”
“我坐一会儿，”我一边低声说，一边坐到一张折叠椅上。她离开房间，朝外面走去。我听见她在走廊上抽泣。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我把目光盯着他的胸脯，等着看它轻微地起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把靠门一张桌上的小灯打开，他微微地动了动，睁开眼睛，接着又闭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死亡时的情景。这个社会到处都有富得流油的医生，闪闪发光的医院，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械，而且还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然而，它却让唐尼·雷·布莱克由于得不到合适的治疗而萎缩死亡。这是多么残酷！
他的生命本来是能够得到挽救的。他的身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时，他完完全全处于大利公司的保护伞之下，尽管这把伞已满是洞洞眼眼。在他被确诊时，他处于父母按时交纳费用的那张保单保险范围之内；根据法律，大利公司有义务给他提供医疗费用。
我将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会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人。他或她也许只是一个执行上司命令的处理索赔要求的低级职员，他或她也许是个发号施令的副总裁。我但愿此刻能拍下一张唐尼·雷的照片，在我终于和他或她见面时，亲手交给这个令人厌恶的人。
唐尼·雷咳了两声，身体又轻微地动了动。我想他这是想告诉我，他还活在人问。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
我独自一人，赤手空拳，提心吊胆，缺乏经验，但正义在我的一边。假如布莱克家在这场官司中败诉，那么这个制度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远处亮起了一盏街灯。一缕散射的光线，穿过窗户，在唐尼·雷胸脯上闪烁。他的胸脯此刻在轻轻起伏。我想他是在竭力使自己苏醒。
我今后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盯着被单下面几乎难以看清的他那骨瘦如柴的躯体，我发誓要为他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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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挑选了这家漂亮的饭店，我想他一定有好消息要告诉我。餐桌上摆满了银质餐具。餐巾是亚麻织品，大概有个委托人，能为他报销这高昂的化费。
他迟到了一刻钟。这可不是他一贯的作风，但他最近一直忙忙碌碌。他说出口的第一句就是：“我通过啦。”我一边喝着冰水，一边听他栩栩如生地叙述向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申诉的全过程。他们复核了他的试卷，他的成绩加了三分，如今他是一位羽翼丰满的真正律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如此开心。除了他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同学的申诉得到了批准。但莎拉·普兰克莫尔并不是其中之一。布克听说她的分数高标准差得很远，她在司法部的那个职位可能已经靠不大住。
尽管他竭力反对，我还是要了一瓶香槟，并且叫招待把账单交给我。该花的时候，还是得花嘛。
菜来了。小小的银盘里鲑鱼数量少得可怜，但加工精致，色泽鲜美，香味扑鼻。我们先欣赏了片刻，然后才吃。香克尔让布克忙得团团转，一天工作15小时，幸好查莲是个很有耐心的女人，她知道布克开头必须做出点儿牺牲，将来才会有丰厚的收获。感谢上帝，我现在还没有老婆和孩子的拖累。
我们谈起了基普勒。基普勒跟香克尔说过不少事。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律师之间很难保密。香克尔告诉过布克，基普勒有次曾经提到过我，说我手头的案子可以捞到几百万。基普勒显然已经确信，我已经把大利公司牢牢地钉在一块岩石上，问题只是将来陪审团做出的裁决，能让我们得到多少钱。基普勒已下定决心，保驾护航，让我一路顺风地站到陪审团面前。
这个小道消息妙极了！
布克想知道除了这桩案子，我别的还干些什么。听他的口气，基普勒可能说过，他显然觉得我手头没有别的活。
在吃奶酪蛋糕时，布克说他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材料，不知我是否想看一看。他解释道，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名叫拉芬，老板是个黑人，在全城到处都有分号。人人都知道有这家商号，主要是因为它深夜在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打广告，大叫大嚷各种各样不必付现款的推销方式。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高达800万美元，布克说，而马尔文·香克尔就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允许顾客赊账，但有许多却成了呆账，无法收回。这就是拉芬家具店的特点。香克尔事务所里，如今已堆积了数百份准备对欠债顾客起诉的档案。
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成群结队涌进法学院，可不是为了学习债务法。原先购买廉价家具的那些人，由于过期拒不付款，如今成了被告。家具店老板并不想讨回家具，他要的只是钱。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既不作答，也不露面，律师不得不采取措施，扣押他的财产或者工资。而这很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3年前，孟菲斯有位律师就曾被人用枪打伤，打他的是个怒气冲天的年轻人，他的薪金刚被这位律师扣押。
这种案子每桩只值数百美元。要想解决点儿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律师手上得有一大堆案件才行。法律规定，可以收取律师费和成本费。
这是一种肮脏的活计。但是，正像布克所说的那样，从这些档案中总可以多少挤出一点油水。从一件案子获得的收入虽然十分有限，积少成多，却可以维持日常的开支，买一些必需的用品。
“我可以给你50份档案，”他说，“以及必要的表格。我会帮你起诉第一批案件。”
“律师费一般有多少？”
“这很难说得准。有些案子你一个子儿也收不到，被告不是已经溜走，就是已经申请破产。但一般地说，一桩案子平均可以收到100美元。”
100×50，就是5000美元。
“每桩案子一般前后要化4个月，”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你愿意，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份档案。这些案子你要在同一个法庭向同一个法官同时提出起诉，将来回到你手上也在同一天，这样你只需要出庭一次。抓住他们的债务，跟踪追击。90％都只是案头工作而已。”
“我干！”我说。“你们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活要我干吗？”
“可能。我一直在留心呢。”
招待送上了咖啡。我们开始像律师们最爱干的那样，议论别的律师。我们谈论老同学，谈论他们在这现实的世界上如何闯荡。
布克已经死而复生了。
门开得再小，戴克也可以从门缝中钻进房间，而且不会弄出一点声响。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干。往往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沉思默想，或者聚精会神埋首于难得到手的案卷之中，哇，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衷心希望他进来之前先敲敲门，但又不愿开口找他麻烦。
此刻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抱着一堆邮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我写字台前。他发现台子一角放着的一叠崭新的债务案卷，问道：“这是什么？”
“工作。”
他拿起一份档案。“拉芬家具店？”
“是的，先生。我们现在为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提供法律服务。”
“这是债务档案嘛，”他不屑地说，那厌恶的表情，像是他已经弄脏了自己的双手。而做出这种反应的，却是做梦也盼望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生更多沉船灾难的那位男子汉！
“这是诚实的劳动，戴克。”
“你这是把头朝墙上撞呀！”
“你还是去追你的救护车吧！”
他把邮件向桌上一丢，又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撕开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一封厚厚的来信。里面是一叠标准尺寸的文书，至少有两英寸厚。
德拉蒙德回答了我的笔头质询，拒绝了我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提供了我要求得到的部分文件。我要化几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看完，而弄清楚哪些文件他没有提交，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我的质询做出的答复。我必须对大利公司的发言人取证，他指定了克利夫兰总部一位名叫杰克·昂德霍尔的先生。我还向他索取大利公司几位雇员的职务和家庭地址，这些人的名字在多特的文件中曾反复出现。
我用基普勒给的一张表格，写了一份对大利公司6位职员取证的通知。我确定在一周后某一天取证，我当然明白德拉蒙德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对多特取证时曾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戏就是这么玩的。他会跑去找基普勒，但基普勒对他是决不会有多少同情的。
我将在大利公司克利夫兰的总部呆上一两天。我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我别无选择。旅费，食宿，法庭书记官的费用，一切都很昂贵。我还没有和戴克讨论这笔费用的开支；坦白地说，我一直在眼巴巴地盼他钓到一件能速战速决的车祸案件。
布莱克案件的材料现在已经装入第三个一次性档案袋。我把它放在写字台旁的一只硬纸箱中，每天都要看几次，并且扪心自问：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居然敢梦想在法庭上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把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打得落花流水，屈辱终身？
我活到今天，还从没有对一位陪审员讲过一句话哩。
一小时以前，我打电话给唐尼·雷时，他身体极为虚弱，无法和我谈话，所以我此刻驱车前往他住于格兰杰的家。这是9月下旬，具体的日期我已忘记，但唐尼·雷第一次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是一年多以前。多特前来开门时，双眼红肿。“我看他就要走了，”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没有想到他的情况会变得这么糟糕，但今天他的脸色比以往更加惨白，身体更加虚弱。他昏昏沉沉地睡着。房间里没有开灯。西沉的落日，将长方形的影子洒落在他那张狭窄的小床雪白的床单上。电视机已经关掉，房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他今天一口饭也没吃。”她低声对我说。
“疼得厉害吗？”
“还好。咱给他打了两针麻药。”
“我坐一会儿，”我一边低声说，一边坐到一张折叠椅上。她离开房间，朝外面走去。我听见她在走廊上抽泣。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我把目光盯着他的胸脯，等着看它轻微地起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把靠门一张桌上的小灯打开，他微微地动了动，睁开眼睛，接着又闭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死亡时的情景。这个社会到处都有富得流油的医生，闪闪发光的医院，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械，而且还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然而，它却让唐尼·雷·布莱克由于得不到合适的治疗而萎缩死亡。这是多么残酷！
他的生命本来是能够得到挽救的。他的身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时，他完完全全处于大利公司的保护伞之下，尽管这把伞已满是洞洞眼眼。在他被确诊时，他处于父母按时交纳费用的那张保单保险范围之内；根据法律，大利公司有义务给他提供医疗费用。
我将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会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人。他或她也许只是一个执行上司命令的处理索赔要求的低级职员，他或她也许是个发号施令的副总裁。我但愿此刻能拍下一张唐尼·雷的照片，在我终于和他或她见面时，亲手交给这个令人厌恶的人。
唐尼·雷咳了两声，身体又轻微地动了动。我想他这是想告诉我，他还活在人问。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
我独自一人，赤手空拳，提心吊胆，缺乏经验，但正义在我的一边。假如布莱克家在这场官司中败诉，那么这个制度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远处亮起了一盏街灯。一缕散射的光线，穿过窗户，在唐尼·雷胸脯上闪烁。他的胸脯此刻在轻轻起伏。我想他是在竭力使自己苏醒。
我今后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盯着被单下面几乎难以看清的他那骨瘦如柴的躯体，我发誓要为他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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