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里森姆-->贫民律师-->第九章
第九章
自从我在星期二与那位先生遭遇以来，我没有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一小时的工作。五年来，我平均每月都干二百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个小时，这样还余几个小时。没有一天是白白浪费掉的，没有几个珍贵的小时是白干的。如果我落了后，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那么在周六甚至周日都加班十二个小时，如果我没有落后，周六也一般要工作七八个小时，有时还可能搭上个把星期天。难怪克莱尔要去医学院学习呢。
当星期六的一大清早我在卧室呆望着天花板时，我几乎瘫痪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不想去办公室了。我联想都不愿去想，我怕见到波利留在我办公桌上干干净净的一沓粉红色的纸笺上的电话留言，上层开会的备忘录，以及对我健康情况的问候，那些碎嘴子们的闲谈，当然也有来自朋友的真诚的问候与关心。而我最害怕的还是工作。反托拉斯的案子是又费时又艰巨的，档案材料非常厚，都得用盒子来装，而又全不得要领。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同另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争斗，有上百名律师卷入，而且都要机械地形成文件。
我承认，我从未热爱过这项工作，这是通向死亡的途径。如果我没命地干，成为一名专家，有一定专长，那么我很快就会成为抢手货，那可能会是税法、劳动或诉讼方面律师，谁还会爱做反托拉斯律师呢？
我全凭意志力从床上爬起来，又冲了淋浴。
早餐是一边开车一边吃的，羊角面包是从M大街面包店买来的，还有一杯浓浓的咖啡。这时我告诫自己不要为这些问题来苦恼自己，我有吃饭而不感到负罪的权利，不过这时食物对我已不很重要了。
广播说今天最高温度将是华氏二十度，低温是零度，一周之内不会再下雪。
我走过大楼的大厅，没有碰到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当我迈进电梯时，信息部门的一个叫布鲁斯的人也进了电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问好：“你好吗，伙计？”
“好，你呢？”我也问候他。
“好，你看，我们都给你鼓劲，别泄气！”
我点点头，好像他的支持十分关键，谢天谢地，他在二楼就下去了。但临走出电梯前还是亲昵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让他们见鬼去吧，布鲁斯。
我就像一件被损坏的物品，在我走过戴维尔太太的桌前和会议室时，我的脚步放慢了，我走过大理石地面的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转椅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波利留电话信息条有几种方式，如果是我愿意回电话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电话的信息，她就在我电话机旁留下一两张字条。如果是我不愿意回电话的，而且也是她不高兴让我回话的信息，则把这些字条并排地摆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红色的纸条，按时间顺序排列着。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张字条，其中有几个是紧急的，有几个是上司来的，鲁道夫显得特别生气，这从波利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一边拣起这一个个字条，一边慢慢地读着，然后再放到旁边。我决定静静地把咖啡喝完，然后再处理这些电话，所以我双手捧着咖啡杯，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这时鲁道夫走了进来。
一定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了信，也许是负责监视的帮办，也许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叫布鲁斯的。也许是整个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觉，不，他们都忙得很。
“嗨，你好，迈克。”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他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开始一本正经的谈话。
“嗨，鲁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鲁迪，平时总是叫鲁道夫。除了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鲁迪，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
“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但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医生也在那里。”
“精神病医生？”
“是的，他观察了我两天。”
“观察你？”
“是的，就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里，每天都有鲑鱼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两天？你在那里呆了两天？”
“是的。”这个谎言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公司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无情的。我做好了受鲁道夫一顿训斥的思想准备。他手中会有从执行委员会拿到的解雇通知单，他也可能会在离开我办公室几分钟后向上写一份报告。如果我要和他缓和下来，那份报告的措辞就不会很严厉，上司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这样生活就会轻松些，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的。
“你该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他说，但语气已不那么严厉。
“你看，鲁道夫，我被关到小屋里，连电话都没有。”我的语气里带着点气恼，这样会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过了一会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精神病医生说我没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没事，鲁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仅此而已。现在没事了，又可以开足马力地工作了。”
这正是鲁道夫所希望听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说道：“我们的任务太多了。”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工作。”
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欧，圣诞老人在等候着，而这个小家伙却不见踪影。
我们一直等到排饭的队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饭，由于桌子是满的，所以我们就在厨房倚着水池把饭吃完。
“你还记得你昨天夜里换尿布的事吗？”我一边嚼着饭一边问道。
“你以为我能忘得了吗？”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们。”
他一边吃一边想，想了一会儿，说：“今天早晨我离开时他们还在这儿。”
“那时是几点钟？”
“六点钟，他们在那个角落睡得很香。”
“他们能去哪儿呢？”
“那可没准。”
“那个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睡在车里。”
“你同他谈话啦？”
“是的。”
“那么你是想找到他，对不？”
“是的。”
“那可没指望。”
午饭过后，太阳露出云层，屋里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餐桌旁拿一只苹果或是个橘子，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们看着这种情景，莫迪凯解释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爱去的地方，有他们流浪汉的朋友，有他们的事要做。他们将回到他们的公园、小巷，去从雪中挖出被埋在里面的东西。
“现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说。
“他们还会回来，等到天黑这个地方就会拥挤起来。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们向多利小姐请了假，她答应让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的车和莫迪凯那辆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车停放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车在这样的地方是长久不了的，你要想在这个区待上一段时间，你最好把它卖了，再换辆旧车。”
我可舍不得把这辆心爱的车卖掉，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不高兴。
我们进了莫迪凯的福特车开出了停车场。刚进车不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莫迪凯·格林是个开起车来叫人害怕的主儿，所以我赶紧系安全带。可是安全带竟是断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
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
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
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么间接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我是刺探性地问，并不是很担心的，几乎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每年有一份年度报告公布这些数字。
“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说实在的，我们害怕和她争论。我实际上每年拿回家三万美元，这个数目据我所知是一个贫穷律师的平均数。欢迎你到贫民中来工作。”
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坐下。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付取暖费了？”我一边打着冷战，一边问道。
“很有可能，我们周末一般不到这来工作。省钱。这个地方要暖气和冷气都不可能。”
这种想法对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来说想都不会想。周末不开门，省钱，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们把这儿搞得舒舒服服，我们的客户就不愿离开了，所以这儿是冬冷夏热，也减少了交通压力，你要咖啡吗？”
“不，谢谢。”
“我是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阻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这儿来。天气根本对我们无所谓，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是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又怎么能对冷一点热一点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时有一种负罪感吗？”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这是一种智慧长者所能够有的微笑。
“这很正常，我们以前常常同一些来自大公司的年轻律师一起工作，我管他们叫做公益新手，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干些什么呢？”我问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诱饵，而莫迪凯也意识到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把他们派到各个避难所，他们接待这些客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案子，大多数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律师给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们打电话。给他们发食品券，老兵的抚恤金，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儿童补助等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问题的。”
我十分关注地听着，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莫迪凯开始让我咬上了钩，“你看，迈克尔，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但是电话都不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的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季节性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至少要听一听吧，或者看看这些人的档案，或回个电话。但你也得请个律师来给他打电话，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决。那些官僚们做事是有动机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没有通讯地址？没问题，把记录寄给我，我把它转交给客户。”
他越说声音越大，两只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可以看得出来莫迪凯是个十分有讲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他是有说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客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福利保障，这本是件常规性工作。他已六十多岁了，腰部疼痛难忍，谁要是在石头上或公园的长椅上睡上十年，谁都得腰痛。他在办公室外面排队站了两个小时，终于进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来到了第一张办公桌前，刚想要说明他的来意，却遭到这位驴脾气的秘书一顿训斥（那天她可能气不顺），她甚至还说他身上有味。他当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来了，他打电话给我，上星期三我们一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户两人，那位秘书也在那儿，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一个来自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人物也在场，这位秘书站在我的客户面前宣读了一页书面致歉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然后她把一份福利申请表交给了我的客户，在场的这些人也都向我保证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正义。迈克尔，这就是贫民法律的主旨：尊严。”
他又讲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故事，都说明贫民律师是很好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是胜诉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伤心的故事，但他都没有讲，他现在只是在打基础。
我已忘记了时间，他也从没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们终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避难所。
这时距天黑还有一个小时，我想这正是躲在舒适的小地下室的好时候，再过一会儿，一些歹徒就会在街上出现。有莫迪凯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满自信地走着，否则我就会弓着腰，脚几乎不沾地地飞快从街上走过。
多利小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堆整鸡，她在等着让我来干活，她已把鸡煮好了，我来给冒着热气的鸡去毛。
莫迪凯的妻子乔安娜也来了，因为这时正是忙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一样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几乎和她丈大一样高。两个儿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达大约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岁，准会是个篮球名星。
我离开时已是半夜了，还是不见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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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在星期二与那位先生遭遇以来，我没有为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干过一小时的工作。五年来，我平均每月都干二百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八个小时，这样还余几个小时。没有一天是白白浪费掉的，没有几个珍贵的小时是白干的。如果我落了后，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那么在周六甚至周日都加班十二个小时，如果我没有落后，周六也一般要工作七八个小时，有时还可能搭上个把星期天。难怪克莱尔要去医学院学习呢。
当星期六的一大清早我在卧室呆望着天花板时，我几乎瘫痪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不想去办公室了。我联想都不愿去想，我怕见到波利留在我办公桌上干干净净的一沓粉红色的纸笺上的电话留言，上层开会的备忘录，以及对我健康情况的问候，那些碎嘴子们的闲谈，当然也有来自朋友的真诚的问候与关心。而我最害怕的还是工作。反托拉斯的案子是又费时又艰巨的，档案材料非常厚，都得用盒子来装，而又全不得要领。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同另一个亿万财产的公司争斗，有上百名律师卷入，而且都要机械地形成文件。
我承认，我从未热爱过这项工作，这是通向死亡的途径。如果我没命地干，成为一名专家，有一定专长，那么我很快就会成为抢手货，那可能会是税法、劳动或诉讼方面律师，谁还会爱做反托拉斯律师呢？
我全凭意志力从床上爬起来，又冲了淋浴。
早餐是一边开车一边吃的，羊角面包是从M大街面包店买来的，还有一杯浓浓的咖啡。这时我告诫自己不要为这些问题来苦恼自己，我有吃饭而不感到负罪的权利，不过这时食物对我已不很重要了。
广播说今天最高温度将是华氏二十度，低温是零度，一周之内不会再下雪。
我走过大楼的大厅，没有碰到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当我迈进电梯时，信息部门的一个叫布鲁斯的人也进了电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问好：“你好吗，伙计？”
“好，你呢？”我也问候他。
“好，你看，我们都给你鼓劲，别泄气！”
我点点头，好像他的支持十分关键，谢天谢地，他在二楼就下去了。但临走出电梯前还是亲昵地在我肩上拍了拍。让他们见鬼去吧，布鲁斯。
我就像一件被损坏的物品，在我走过戴维尔太太的桌前和会议室时，我的脚步放慢了，我走过大理石地面的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皮转椅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波利留电话信息条有几种方式，如果是我愿意回电话的，而且碰巧也是她希望我回电话的信息，她就在我电话机旁留下一两张字条。如果是我不愿意回电话的，而且也是她不高兴让我回话的信息，则把这些字条并排地摆放在我桌子的一角上，一片粉红色的纸条，按时间顺序排列着。
我一查共有三十九张字条，其中有几个是紧急的，有几个是上司来的，鲁道夫显得特别生气，这从波利的笔迹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一边拣起这一个个字条，一边慢慢地读着，然后再放到旁边。我决定静静地把咖啡喝完，然后再处理这些电话，所以我双手捧着咖啡杯，坐在办公桌旁慢慢地享用，目光茫然，正在这时鲁道夫走了进来。
一定有人给他打电话通风报了信，也许是负责监视的帮办，也许是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叫布鲁斯的。也许是整个公司的人都十分警觉，不，他们都忙得很。
“嗨，你好，迈克。”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他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开始一本正经的谈话。
“嗨，鲁迪。”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叫他鲁迪，平时总是叫鲁道夫。除了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父母叫他鲁迪，再也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
“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他问道，但语气里丝毫没有同情的意味。
“孟菲斯。”
“孟菲斯？”
“是的，我需要看看父母。另外，家庭的精神病医生也在那里。”
“精神病医生？”
“是的，他观察了我两天。”
“观察你？”
“是的，就在铺着波斯地毯的漂亮的屋子里，每天都有鲑鱼吃，一天要付一千美元。”
“两天？你在那里呆了两天？”
“是的。”这个谎言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公司是十分严格的，有时甚至是很无情的。我做好了受鲁道夫一顿训斥的思想准备。他手中会有从执行委员会拿到的解雇通知单，他也可能会在离开我办公室几分钟后向上写一份报告。如果我要和他缓和下来，那份报告的措辞就不会很严厉，上司的态度也会缓和下来。这样生活就会轻松些，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是这样的。
“你该给公司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他说，但语气已不那么严厉。
“你看，鲁道夫，我被关到小屋里，连电话都没有。”我的语气里带着点气恼，这样会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
过了一会他又问：“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吗？”
“精神病医生说我没事。”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没事，鲁道夫，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仅此而已。现在没事了，又可以开足马力地工作了。”
这正是鲁道夫所希望听到的。他笑了也放心多了，说道：“我们的任务太多了。”
“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工作。”
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欧，圣诞老人在等候着，而这个小家伙却不见踪影。
我们一直等到排饭的队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饭，由于桌子是满的，所以我们就在厨房倚着水池把饭吃完。
“你还记得你昨天夜里换尿布的事吗？”我一边嚼着饭一边问道。
“你以为我能忘得了吗？”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们。”
他一边吃一边想，想了一会儿，说：“今天早晨我离开时他们还在这儿。”
“那时是几点钟？”
“六点钟，他们在那个角落睡得很香。”
“他们能去哪儿呢？”
“那可没准。”
“那个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睡在车里。”
“你同他谈话啦？”
“是的。”
“那么你是想找到他，对不？”
“是的。”
“那可没指望。”
午饭过后，太阳露出云层，屋里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餐桌旁拿一只苹果或是个橘子，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们看着这种情景，莫迪凯解释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爱去的地方，有他们流浪汉的朋友，有他们的事要做。他们将回到他们的公园、小巷，去从雪中挖出被埋在里面的东西。
“现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说。
“他们还会回来，等到天黑这个地方就会拥挤起来。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们向多利小姐请了假，她答应让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的车和莫迪凯那辆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车停放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车在这样的地方是长久不了的，你要想在这个区待上一段时间，你最好把它卖了，再换辆旧车。”
我可舍不得把这辆心爱的车卖掉，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不高兴。
我们进了莫迪凯的福特车开出了停车场。刚进车不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莫迪凯·格林是个开起车来叫人害怕的主儿，所以我赶紧系安全带。可是安全带竟是断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
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
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
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那么间接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我是刺探性地问，并不是很担心的，几乎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每年有一份年度报告公布这些数字。
“每月二千。除了开销和留有少量积蓄之外，我们三个人就分这八万九千美元，我们是三一三十一，平均分配。索菲亚认为她是专职人员，说实在的，我们害怕和她争论。我实际上每年拿回家三万美元，这个数目据我所知是一个贫穷律师的平均数。欢迎你到贫民中来工作。”
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坐下。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付取暖费了？”我一边打着冷战，一边问道。
“很有可能，我们周末一般不到这来工作。省钱。这个地方要暖气和冷气都不可能。”
这种想法对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来说想都不会想。周末不开门，省钱，而且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我们把这儿搞得舒舒服服，我们的客户就不愿离开了，所以这儿是冬冷夏热，也减少了交通压力，你要咖啡吗？”
“不，谢谢。”
“我是开玩笑，你知道。我们绝不会阻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这儿来。天气根本对我们无所谓，我们想我们的客户是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又怎么能对冷一点热一点的事操心呢？你今天早晨吃早餐时有一种负罪感吗？”
“有的。”
他朝我笑了笑，这是一种智慧长者所能够有的微笑。
“这很正常，我们以前常常同一些来自大公司的年轻律师一起工作，我管他们叫做公益新手，他们总是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他拍了拍他的肚子，“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那些公益新手干些什么呢？”我问道，我知道我正一步步走向诱饵，而莫迪凯也意识到我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们把他们派到各个避难所，他们接待这些客户，我们指导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案子，大多数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律师给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们打电话。给他们发食品券，老兵的抚恤金，住房补贴，医疗补助，儿童补助等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都涉及福利问题的。”
我十分关注地听着，他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莫迪凯开始让我咬上了钩，“你看，迈克尔，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代言人，没有人听他们倾诉，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谁也指望不上。他们要得到他们应得到的福利，但是电话都不知打给谁，他们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永远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电话听不到回音，他们连通讯的地址都没有。那些官僚们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盯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季节性的社会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们至少要听一听吧，或者看看这些人的档案，或回个电话。但你也得请个律师来给他打电话，又吵又叫，吵翻了天事情才能得到解决。那些官僚们做事是有动机的，文件也是要有程序的，没有通讯地址？没问题，把记录寄给我，我把它转交给客户。”
他越说声音越大，两只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可以看得出来莫迪凯是个十分有讲演天才的人。我相信在法庭上他一定是个出色的律师，在陪审团面前他是有说服力的。
“有件很有趣的事儿，”他说，“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客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申请福利保障，这本是件常规性工作。他已六十多岁了，腰部疼痛难忍，谁要是在石头上或公园的长椅上睡上十年，谁都得腰痛。他在办公室外面排队站了两个小时，终于进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又等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来到了第一张办公桌前，刚想要说明他的来意，却遭到这位驴脾气的秘书一顿训斥（那天她可能气不顺），她甚至还说他身上有味。他当然是受到了侮辱，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来了，他打电话给我，上星期三我们一起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做了番小小的交涉，就是我和我的客户两人，那位秘书也在那儿，她的上司，她上司的上司，特区社会保障办公室主任，一个来自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大人物也在场，这位秘书站在我的客户面前宣读了一页书面致歉书，言辞恳切、情感动人，然后她把一份福利申请表交给了我的客户，在场的这些人也都向我保证这件事一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正义。迈克尔，这就是贫民法律的主旨：尊严。”
他又讲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故事，都说明贫民律师是很好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都是胜诉者。我知道，在他的全部故事中还有许多令人心碎甚至更令人伤心的故事，但他都没有讲，他现在只是在打基础。
我已忘记了时间，他也从没有再提起信件的事，我们终于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避难所。
这时距天黑还有一个小时，我想这正是躲在舒适的小地下室的好时候，再过一会儿，一些歹徒就会在街上出现。有莫迪凯在我身边，我可以慢悠悠地、充满自信地走着，否则我就会弓着腰，脚几乎不沾地地飞快从街上走过。
多利小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堆整鸡，她在等着让我来干活，她已把鸡煮好了，我来给冒着热气的鸡去毛。
莫迪凯的妻子乔安娜也来了，因为这时正是忙的时候，她和她丈夫一样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而且几乎和她丈大一样高。两个儿子也有六英尺多高。卡修斯达大约六英尺九英寸，他要是能活到十七岁，准会是个篮球名星。
我离开时已是半夜了，还是不见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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