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外传（1）
原子弹外传（1）
常常，当我说“大人物不知道罗沙拉摩斯的另一面”
时，我是实话实说。虽然在我的本行来说，今天我算是小有名气；但在当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事实上，刚加入曼哈顿计划时，我甚至连博士学位都还没拿到呢。
那时候，我还在普林斯顿念书。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工作，威尔逊（Bob Wilson）跑进来，说他拿到一笔经费，要进行一项秘密研究，他又说，本来他是不应该跟任何人透露此事，但他还是要告诉我，因为他知道，一旦我听到他要进行的计划，必定会同意加入。接着他告诉我，他要研究的是，如何将铀的同位素分离出来，最终目的是制造一颗炸弹。那时候，他已经有一套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但这和后来正式采用的方法不同），想要进一步发展。然后他说：“有一个会议……”我说我不想参加。
他说：“好，好，会议在3点钟举行，我在那里等你。”
我说：“你把这机密告诉我没问题，我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我不要参加你的工作。”
我回头继续研究我的论文——大概做了3分钟，然后我就开始来回踱方步，想这件事：德国有个希特勒，而他们极有可能正在发展原子弹。如果他们赶在我们之前研制成功，那真是一件恐怖至极的事情。最后，我决定3点钟时还是去参加会议。
到了4点钟，我已经在一个小房间内，坐在他们替我安排的办公桌前进行计算，研究这个或那个方法会不会由于离子的电流不够而行不通。细节不用谈了，总之我坐在桌前拼命计算，好让那些建造仪器的人能当场做实验，进行测试。
当时的情形很像电影，还有套机器“波、波、波”地变大一般。每次我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又不一样了，那时，大伙都搁下手边的研究工作，全心投入原子弹的制作。
战争期间，除了在罗沙拉摩斯之外，其他地方的科学研究全都停顿下来了；可是那根本也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大部分只能算是工程建设罢了。
从各个研究小组运来的仪器全都组装在一起，成为一部崭新仪器——用以分离铀同位素的装置。我也把手头上的工作搁置下来；虽然不久之后，我请了6星期的假，刚好在往罗沙拉摩斯之前拿到博士学位——因此实际上，我在罗沙拉摩斯的地位，也不全然像我刚刚说的那般低。
刚加入这个计划时，有不少好玩的经历，其中之一是跟大人物接触。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当时有一个评估委员会从旁指导，最终目的在协助我们挑选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委员会中有康普顿（Arthur Holly Compton）、托尔曼（Richard Tolman）、史迈斯（H. D. Smyth）、尤里（Harold Urey）、拉比（I.I.Rabi）和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这等人物。由于我很清楚分离同位素的相关理论，因此他们开会时我也经常列席，偶尔他们会问我问题，一起讨论。一般的讨论方式，是有人提出一个观点以后，另一人——比方说康普顿——提出另一种看法，说应该如何如何，听来也很合理。然后又有人说：“唔，也许吧，但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这些可能性纳入考虑才对。”
因此在会议桌上往往各有各的意见，互相分歧。最使我惊讶和纳闷的，是康普顿不会回过头去强调他刚刚提出的观点。最后，会议的主席托尔曼会说：“好，我们都听到了这许多意见，我想还是康普顿提出来的方法最好，让我们照着进行吧。”
这种场面太令我震惊了：这群人——提出一大堆想法，各自考虑不同的层面，却同时记得其他人说过些什么，到了最后，又能就哪个想法最佳，作出决定，并综合全体意见，不必什么都重复三遍！这些人实在很了不起。
最后的决定，却是不采用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来分离铀同位素。我们获得通知暂停一切，因为他们要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沙拉摩斯，实际展开原子弹的建造。我们全都要到那里参与工作，那里将会有许多实验或理论研究。我分到理论的部分，其他的人则被编派到实验部分。
奉命到芝加哥
问题是，现在该做什么呢？当时，罗沙拉摩斯还没有准备好让我们过去。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空档，威尔逊想出了许多主意，其中之一是派我去芝加哥，搜集一切有关原子弹原理或问题的资料。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可以开始装配某些设备或各种计量仪器，一到罗沙拉摩斯便可以立刻派上用场。因此我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我在芝加哥的任务，是跑到各个研究小组那里，跟他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让他们告诉我正在研究的题目，直到我充分了解相关的细节，能够独立研究下去为止，弄清楚一个题目之后，我便可以跑到另一个小组重新学习，那样我便会明白所有的细节。
这个主意很好，但我有点内疚；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力气为我说明问题，我却在明白以后转身而去，没帮上什么忙。不过我的运气往往很好，当他们向我解释碰到的困难时，我会冲口说出：“为什么不试试积分符号内取微分的方法？”在半小时后，他们忙了3个月的问题居然就这样解决了。因此，靠着我那与众不同的数学工具，我也作出小小的贡献。从芝加哥回来以后，我向大家报告：实验中释放出多少能量，原子弹将会是什么样子等等。
随后，跟我搭档研究的奥伦跑来跟我说：“如果以后他们拍关于制造原子弹的电影时，里面会有个小子从芝加哥回来，向普林斯顿的人报告原子弹的事情。但他肯定是西装革履、拿着公事包，神气十足。看看你这副模样，衣服袖口脏兮兮的、随随便便的，就在谈论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移师罗沙拉摩斯
罗沙拉摩斯的进度仍然落后，威尔逊干脆跑去那边，看看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抵达之后，他发现建筑公司很费力地把戏院以及其他几个他们懂得如何盖的建筑先盖好，可是一直没有接到指示要怎么盖实验室，像需要多少煤气管、多少水管等等。威尔逊当机立断，决定应该怎样盖，好让他们立刻开始施工。
他回来时，我们早已万事俱备，随时可以动身，而且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最后，大家会商之后，决定不管罗沙拉摩斯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先过去再说。
顺便提一下，我们都是由奥本海默等人网罗来参加这项工作的，而奥本海默是个很有耐性的人，又很关心大家的个别问题。他很关心我那患了肺病的太太，担心罗沙拉摩斯附近有没有医院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作私人接触；他确实是个很难得的好人。
我们奉命事事都要格外谨慎，比方说，不要在普林斯顿买火车票。因为普林斯顿是个小车站，如果每个人都在这里买车票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就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大家会猜想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了。因此大伙都跑到别的地方买车票，除了我；因为我想：如果大家都去别的地方买车票，那么我就……
我跑到火车站，说：“一张到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的车票。”售票员说：“噢，那么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啰！”
原来我们将一箱箱的仪器从普林斯顿托运到阿布奎基，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了，还希望不要惹人注意呢！因此误打误撞的，我的出现反而替这些仪器找到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抵达时，发现很多建筑、宿舍等都还未完工，事实上甚至连实验室都还没有准备就绪。我们提早前来，把他们逼惨了，他们只好疯狂地把附近的牧场房屋全租下来给我们住。起初我们就住在一间牧场房屋里，早上开车到营区里。第一天清晨，路上的景色使我印象深刻，对于我这个很少出远门的东部人来说，景色之美实在令人心旷神怡。那里有你也许在照片中看过的雄伟峭壁。从低处一路往上攀爬，突然登上一个高耸台地时，会发现景象十分惊人。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一路上我都在说也许以前有印第安人在这里居住过，于是那个驾车的朋友就把车子停下来，带我绕过一个拐角，为我指出一些印第安人的洞穴。
刚抵达营地时，我注意到有一个以后将会用围墙围起来的工作区，此外还会有一个小镇，在这些区域外又会有一道更大的围墙，把整个小镇团团围住。不过那时，这些全都在施工当中，而我的数学家朋友奥伦——他也是我的助理——站在闸门口，手里拿着记事板，登记进出营区的卡车，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跑进实验室里，碰到的都是平日听说过、但从未见过面的人，许多名字只是在《物理评论》（PhysicaI Review）
里读他们发表的论文时才看过。“这是威廉斯，”他们会这样介绍。然后又有个人从一张满是蓝图的桌子后面站起来，卷起衣袖，面对窗外大吼，指挥满载建筑材料的卡车应该开往哪里。换句话说，在房子盖好、仪器装置好之前，这些物理学家实在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干脆自己动手——或至少帮忙盖这些建筑。
至于理论物理学家呢，却可以马上投入工作。因此后来决定他们不须住在牧场里，全都可以搬到营区内；之后，我们便立刻开始研究工作。当时连黑板也缺，只有一块装有轮子的，可以推来推去；薛巴（Robert Serber）就用这块活动黑板为我们说明他们在伯克利大学所有想到过的原子弹及核子物理理论。我对这些所知不多，因为我一直都在研究别的东西，因此我必须拼命恶补。
“不，你错了”
每天我都在研究、阅读、研究、阅读，那真是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但我的运气也不错，除了贝特（Hans Bethe）
之外，所有的科学巨擘刚巧都不在镇上。而贝特最需要的，却是谈话对象，因为他要找个人来唱唱反调，看看他的想法是否经得起考验。
这一天，他跑到办公室来，找上我这个小人物说明他的想法，而且争论起来。我说：“不，不，你疯了。应该是这样这样才对。”他便说：“等一下，”然后解释为什么不是他疯，我才疯了。我们就这样吵闹下去。要知道，每当我听到物理的一切时，我便只想到物理，甚至连交谈对象是谁都完全忘记，因此我会口不择言地说：“不，不，你错了，”或者“你疯了”之类的傻话。但没料到这刚好是他所期待的态度，因此我被擢升一级，成为贝特手下的小组长，负责督导四名研究人员。
前面提到，当我刚抵达罗沙拉摩斯时，宿舍还未完工，但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得住在营区。起初，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座旧男童校舍内。我们全挤在那里睡双层床，安排得很不好——因为另一名物理学家克利斯蒂（Robert Christy）和他太太如果要用浴室时，必须先穿过我们的寝室，大家都很不方便。
宿舍终于盖好了。我跑去分配宿舍的办事处，他们跟我说，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房间。你猜我动了什么脑筋？
我跑去看女生宿舍的位置，然后挑了一间和她们正对面的房间。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房间的窗外正好有一棵树，视线全被挡住了！
他们告诉我，每个房间暂时住两个人，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浴室。寝室内设的都是双层床，可是我不想跟另一个人住在同一房间内。
搬进宿舍当晚，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决定独占那间寝室。当时我太太患了肺病，住在阿布奎基，她有好几箱衣物在我那里。我便拿出一件她的小睡衣，把上层床的被子掀开，将小睡衣不经意地丢在上面，又拿出一双拖鞋，在浴室地板上撒了一些粉，让房间看起来好像还有其他人住似的。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呢？按规定这是个男生宿舍；但是那天晚上我再回去时，发现我的睡衣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下铺的枕头下面，拖鞋则放在床底下。那件女睡衣也叠得好好的，放在上铺枕头之下。浴室里的香粉也已清理干净，上层床铺没有其他人睡。
第二天晚上，我重施故技，把上铺弄乱，女用睡衣随便丢在上面，浴室里撒些粉等等。一连4个晚上之后，大家都搬进来住定了，他们大概也不会安插一个人来跟我同住，危机于是解除了。在那几个晚上，都有人替我把地方收拾好，但事实上这是个男生宿舍。
那时我想也没想过，这件小小欺诈事件会把我卷进一场“政治纠纷”之中。很自然的，营区中出现各种派别：主妇派、机械技工派、技术人员派等。好了，宿舍里的单身汉和单身女郎觉得他们也应该另组一派，原因正好是因为新近颁布的规定：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这实在是绝顶荒谬，毕竟我们全都是大人了，这是什么废话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大家针对此事进行辩论，然后我被推举为出席镇议会的宿舍代表。
大约一年半后，有一次我跟贝特聊天。那段期间，他一直都在管理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我告诉他，我利用太太的睡衣和拖鞋的诈术，他大笑起来。“原来你是这样被选进镇议会的！”他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宿舍的女清洁工打开房门，突然发现出了麻烦：有人在男生宿舍里过夜！她向女工领班报告，领班向中尉报告，中尉向少校报告；经过好几个将军，最后一路报告到管理委员会。
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要从长计议，就这样而已！
可是在此期间，他们要如何指示少校、少校要如何指示中尉、中尉要如何指示领班、领班又要如何指示女工？“就叫他们把东西放回原位，打扫干净，静观其变。”到了第二天，他们接到报告说，情况没变。一连4天，这些高层人物全都忧心如焚，不晓得该怎么办，最后他们颁布禁令：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内！没想到这道禁令在基层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还要推举代表……
保密防谍？
接下来我想谈谈罗沙拉摩斯的“保密防谍”。那时候他们实施了一项绝对是违法的作法，就是检查我们的往来信件——而他们实在没有干涉通信的权利。因此他们采用巧妙的方式，美其名为“自愿制度”：我们全都“自愿”
同意寄信时不封口，也同意他们可以随意拆开寄给我们的信。等他们觉得信件没问题，才替我们把信件封起来寄出。
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便会把信退回来给我们，附张小便条，说明哪一段违反了我们“协议”内的某条某款。
就这样，他们很巧妙地在我们这些偏向自由思想的科学家间，建立起一套名目繁多的检查制度。不过，我们可以批评当局的管理方式，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不满，我们也可以写信给自己州的参议员，表达不满。他们答应这样做如有不妥，会通知我们。
一切都安排好了，保密防谍第一天：铃……铃！电话铃响！
我问：“什么事？”
“请你来一趟。”我跑去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父亲写来的信。”
“上面都是些什么？”
那是一张有横线的纸，线条上下有很多小点——四点在线下、一点在上、两点在下、一点在线的上方，点下又有点……
“这些是什么？”
我说：“这是密码。”
他们说：“是呀，这是密码，但代表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们：“我不晓得。”
他们问：“解码呢？你怎么把它翻译出来？”
我回答：“哈，我不晓得。”
他们问：“这又是什么？”
我说：“这是我太太的来信，上面写着TJXYWZ TWIX3.”
“那又是什么？”
我说：“另一组密码。”
“解码在哪里？”
“我不晓得。”
他们火了：“你收到一大堆密件，而你说不晓得解码？”
我说：“答对了。我们在玩游戏，我跟他们挑战，可以破解任何密码，明白了没？因此他们拼命编些密码寄来，但不告诉我解码是什么。”
信被剪了一个洞
检查制度中有一条是：他们不能更动来往的信件，因此他们说：“好，请你告诉他们，把解码跟信一起寄来。”
我说：“但我不想看到解码。”
他们说：“那么，到时我们把解码拿掉好了。”
终于达成协议。一切清楚了吧？第二天，我收到妻子寄来的信，信上说，“下笔很困难，因为我总觉……在监视我。”
当中那些字被修正液洗掉了，留下一块痕迹。
我跑到检查局去，说：“就算你们不喜欢信的内容，也不应去动它。信你们可以看，但不可以涂改。”
他们说：“别傻了。你以为检查员会用修正液？他们会干脆把字句剪掉。”
我说“好吧”，写信给妻子时我问：“信里有用修正液吗？”她回信说：“我没用过修正液，一定是（）……”纸上被剪了一个洞。
我去找负责这些事情的少校投诉。当然这蛮费时间，但我觉得有义务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少校跟我解释，这些人都是职业检查员，受的训练都是那一套，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新办法的执行方针。
然后，他说：“怎么啦，你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我说：“是。你是很有诚意，但你好像没有什么权力。”
事实上，他负责这工作已经三四天了。
他说：“你等着瞧！”他拿起电话筒，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他们再没剪我的信。
但是，还有其他的麻烦。例如，有一天我收到妻子的一封信，上面附了一张检查员的便条，说：“这封信内有些没有解码的密件，我们把这部分拿掉。”
当我跑去阿布奎基探望妻子时，她说：“咦，我要的东西呢？”
我说：“什么东西？”
她说：“氧化铅、甘油、热狗、干净衣服。”
我说：“慢着——那是张清单？”
她说：“是呀。”
“那就是密码了，”我说，“他们以为那是密码！”（她要氧化铅和甘油的目的，是要调黏合剂来修她的玛瑙首饰盒。）
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才把问题摆平。有一天我在玩计算机，无意之中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事。
如果用1除以243，你会得到0.0041152263 37……这很妙，再算下去，到559之后，不规则了，但不久又回复那漂亮的循环。我觉得那很好玩。
于是我把这些数字写在信里寄出，它被退回来，上面附了一个便条：参看第17条款B部。17条款B部说：“所有信件必须以英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或德文……写成。使用其他文字必须先取得书面许可。”然后是“不准使用密码”。
我把信再送出去，附了张纸条给检查员，说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密码，因为如果你用1除以243，你真的会得到那些数字，这些数字别无意义……它们就等于1／243——那并不算什么情报，因此我要求在信内使用阿拉伯数字。最后这封信顺利过关。
和检查员捉迷藏
信件的往来总是免不了麻烦。比方我妻子就一再提到：检查信件让她感觉不安，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监视着她。但按照规例，我们不能提及“检查信件”这回事。问题是，我们不能提，但他们怎样告诉她不要提呢？他们只好不断给我送便条：“你妻子又提到信件检查了。”当然她提到！最后他们给我一个便条说：“请告诉你妻子，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于是我在给她的信内，开头便说：“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你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这封信也被退回来了！于是我写：“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妻子不要提及信件检查的事。到底我该怎么办呢？而且为什么我要通知她不要提到检查信件的事？难道你们有什么隐瞒着我吗？”
这真是滑稽极了！检查员必须告诉我：告诉我妻子不要告诉我，她不能……不过他们也早有解答了。他们说，没错，他们正是担心信件从阿布奎基寄来半路上被偷了，有人因此发现了信件检查的事；因此她得帮个忙，表现得正常点。
到我下一次去阿布奎基时，我跟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提信件检查的事吧。”不过我们实在碰到太多麻烦了，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设计了一套密码——尽管这是非法的。如果我在签名后面加上一点，就表示我惹上麻烦，她便会采取下一步行动，虚构一些故事。她的病让她整天坐在那里，也因此想出很多主意来。她玩的最后一个花样，是剪下一幅广告寄给我，内容看来完全合法。广告上说：“给你的男朋友一封‘拼图信’吧！你可以跟我们买切割好的空白拼片，把信写在上面之后拆开，放在信封内寄给他。”我收到这张广告，上面附着的便条说：“我们没空玩游戏。请指示你妻子使用一般写信方式。”
我们原本还准备好采用加两点的密码，但他们“及时”
改进，我们这个主意使用不着了。我们的主意是，信的开头写：“我希望你开信时要小心，因为我将你要用来治胃病的药粉寄上。”想象中，检查室的人会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粉未洒满一地，他们会很气恼，还要把粉清干净……但我们不必使用那一招。
常常，当我说“大人物不知道罗沙拉摩斯的另一面”
时，我是实话实说。虽然在我的本行来说，今天我算是小有名气；但在当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事实上，刚加入曼哈顿计划时，我甚至连博士学位都还没拿到呢。
那时候，我还在普林斯顿念书。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工作，威尔逊（Bob Wilson）跑进来，说他拿到一笔经费，要进行一项秘密研究，他又说，本来他是不应该跟任何人透露此事，但他还是要告诉我，因为他知道，一旦我听到他要进行的计划，必定会同意加入。接着他告诉我，他要研究的是，如何将铀的同位素分离出来，最终目的是制造一颗炸弹。那时候，他已经有一套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但这和后来正式采用的方法不同），想要进一步发展。然后他说：“有一个会议……”我说我不想参加。
他说：“好，好，会议在3点钟举行，我在那里等你。”
我说：“你把这机密告诉我没问题，我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我不要参加你的工作。”
我回头继续研究我的论文——大概做了3分钟，然后我就开始来回踱方步，想这件事：德国有个希特勒，而他们极有可能正在发展原子弹。如果他们赶在我们之前研制成功，那真是一件恐怖至极的事情。最后，我决定3点钟时还是去参加会议。
到了4点钟，我已经在一个小房间内，坐在他们替我安排的办公桌前进行计算，研究这个或那个方法会不会由于离子的电流不够而行不通。细节不用谈了，总之我坐在桌前拼命计算，好让那些建造仪器的人能当场做实验，进行测试。
当时的情形很像电影，还有套机器“波、波、波”地变大一般。每次我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又不一样了，那时，大伙都搁下手边的研究工作，全心投入原子弹的制作。
战争期间，除了在罗沙拉摩斯之外，其他地方的科学研究全都停顿下来了；可是那根本也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大部分只能算是工程建设罢了。
从各个研究小组运来的仪器全都组装在一起，成为一部崭新仪器——用以分离铀同位素的装置。我也把手头上的工作搁置下来；虽然不久之后，我请了6星期的假，刚好在往罗沙拉摩斯之前拿到博士学位——因此实际上，我在罗沙拉摩斯的地位，也不全然像我刚刚说的那般低。
刚加入这个计划时，有不少好玩的经历，其中之一是跟大人物接触。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当时有一个评估委员会从旁指导，最终目的在协助我们挑选分离铀同位素的方法。委员会中有康普顿（Arthur Holly Compton）、托尔曼（Richard Tolman）、史迈斯（H. D. Smyth）、尤里（Harold Urey）、拉比（I.I.Rabi）和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这等人物。由于我很清楚分离同位素的相关理论，因此他们开会时我也经常列席，偶尔他们会问我问题，一起讨论。一般的讨论方式，是有人提出一个观点以后，另一人——比方说康普顿——提出另一种看法，说应该如何如何，听来也很合理。然后又有人说：“唔，也许吧，但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些、这些可能性纳入考虑才对。”
因此在会议桌上往往各有各的意见，互相分歧。最使我惊讶和纳闷的，是康普顿不会回过头去强调他刚刚提出的观点。最后，会议的主席托尔曼会说：“好，我们都听到了这许多意见，我想还是康普顿提出来的方法最好，让我们照着进行吧。”
这种场面太令我震惊了：这群人——提出一大堆想法，各自考虑不同的层面，却同时记得其他人说过些什么，到了最后，又能就哪个想法最佳，作出决定，并综合全体意见，不必什么都重复三遍！这些人实在很了不起。
最后的决定，却是不采用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来分离铀同位素。我们获得通知暂停一切，因为他们要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沙拉摩斯，实际展开原子弹的建造。我们全都要到那里参与工作，那里将会有许多实验或理论研究。我分到理论的部分，其他的人则被编派到实验部分。
奉命到芝加哥
问题是，现在该做什么呢？当时，罗沙拉摩斯还没有准备好让我们过去。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空档，威尔逊想出了许多主意，其中之一是派我去芝加哥，搜集一切有关原子弹原理或问题的资料。另一方面，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可以开始装配某些设备或各种计量仪器，一到罗沙拉摩斯便可以立刻派上用场。因此我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我在芝加哥的任务，是跑到各个研究小组那里，跟他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让他们告诉我正在研究的题目，直到我充分了解相关的细节，能够独立研究下去为止，弄清楚一个题目之后，我便可以跑到另一个小组重新学习，那样我便会明白所有的细节。
这个主意很好，但我有点内疚；因为他们花了那么多力气为我说明问题，我却在明白以后转身而去，没帮上什么忙。不过我的运气往往很好，当他们向我解释碰到的困难时，我会冲口说出：“为什么不试试积分符号内取微分的方法？”在半小时后，他们忙了3个月的问题居然就这样解决了。因此，靠着我那与众不同的数学工具，我也作出小小的贡献。从芝加哥回来以后，我向大家报告：实验中释放出多少能量，原子弹将会是什么样子等等。
随后，跟我搭档研究的奥伦跑来跟我说：“如果以后他们拍关于制造原子弹的电影时，里面会有个小子从芝加哥回来，向普林斯顿的人报告原子弹的事情。但他肯定是西装革履、拿着公事包，神气十足。看看你这副模样，衣服袖口脏兮兮的、随随便便的，就在谈论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移师罗沙拉摩斯
罗沙拉摩斯的进度仍然落后，威尔逊干脆跑去那边，看看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抵达之后，他发现建筑公司很费力地把戏院以及其他几个他们懂得如何盖的建筑先盖好，可是一直没有接到指示要怎么盖实验室，像需要多少煤气管、多少水管等等。威尔逊当机立断，决定应该怎样盖，好让他们立刻开始施工。
他回来时，我们早已万事俱备，随时可以动身，而且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最后，大家会商之后，决定不管罗沙拉摩斯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先过去再说。
顺便提一下，我们都是由奥本海默等人网罗来参加这项工作的，而奥本海默是个很有耐性的人，又很关心大家的个别问题。他很关心我那患了肺病的太太，担心罗沙拉摩斯附近有没有医院等等。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作私人接触；他确实是个很难得的好人。
我们奉命事事都要格外谨慎，比方说，不要在普林斯顿买火车票。因为普林斯顿是个小车站，如果每个人都在这里买车票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就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大家会猜想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了。因此大伙都跑到别的地方买车票，除了我；因为我想：如果大家都去别的地方买车票，那么我就……
我跑到火车站，说：“一张到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的车票。”售票员说：“噢，那么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啰！”
原来我们将一箱箱的仪器从普林斯顿托运到阿布奎基，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了，还希望不要惹人注意呢！因此误打误撞的，我的出现反而替这些仪器找到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抵达时，发现很多建筑、宿舍等都还未完工，事实上甚至连实验室都还没有准备就绪。我们提早前来，把他们逼惨了，他们只好疯狂地把附近的牧场房屋全租下来给我们住。起初我们就住在一间牧场房屋里，早上开车到营区里。第一天清晨，路上的景色使我印象深刻，对于我这个很少出远门的东部人来说，景色之美实在令人心旷神怡。那里有你也许在照片中看过的雄伟峭壁。从低处一路往上攀爬，突然登上一个高耸台地时，会发现景象十分惊人。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一路上我都在说也许以前有印第安人在这里居住过，于是那个驾车的朋友就把车子停下来，带我绕过一个拐角，为我指出一些印第安人的洞穴。
刚抵达营地时，我注意到有一个以后将会用围墙围起来的工作区，此外还会有一个小镇，在这些区域外又会有一道更大的围墙，把整个小镇团团围住。不过那时，这些全都在施工当中，而我的数学家朋友奥伦——他也是我的助理——站在闸门口，手里拿着记事板，登记进出营区的卡车，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跑进实验室里，碰到的都是平日听说过、但从未见过面的人，许多名字只是在《物理评论》（PhysicaI Review）
里读他们发表的论文时才看过。“这是威廉斯，”他们会这样介绍。然后又有个人从一张满是蓝图的桌子后面站起来，卷起衣袖，面对窗外大吼，指挥满载建筑材料的卡车应该开往哪里。换句话说，在房子盖好、仪器装置好之前，这些物理学家实在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干脆自己动手——或至少帮忙盖这些建筑。
至于理论物理学家呢，却可以马上投入工作。因此后来决定他们不须住在牧场里，全都可以搬到营区内；之后，我们便立刻开始研究工作。当时连黑板也缺，只有一块装有轮子的，可以推来推去；薛巴（Robert Serber）就用这块活动黑板为我们说明他们在伯克利大学所有想到过的原子弹及核子物理理论。我对这些所知不多，因为我一直都在研究别的东西，因此我必须拼命恶补。
“不，你错了”
每天我都在研究、阅读、研究、阅读，那真是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但我的运气也不错，除了贝特（Hans Bethe）
之外，所有的科学巨擘刚巧都不在镇上。而贝特最需要的，却是谈话对象，因为他要找个人来唱唱反调，看看他的想法是否经得起考验。
这一天，他跑到办公室来，找上我这个小人物说明他的想法，而且争论起来。我说：“不，不，你疯了。应该是这样这样才对。”他便说：“等一下，”然后解释为什么不是他疯，我才疯了。我们就这样吵闹下去。要知道，每当我听到物理的一切时，我便只想到物理，甚至连交谈对象是谁都完全忘记，因此我会口不择言地说：“不，不，你错了，”或者“你疯了”之类的傻话。但没料到这刚好是他所期待的态度，因此我被擢升一级，成为贝特手下的小组长，负责督导四名研究人员。
前面提到，当我刚抵达罗沙拉摩斯时，宿舍还未完工，但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得住在营区。起初，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座旧男童校舍内。我们全挤在那里睡双层床，安排得很不好——因为另一名物理学家克利斯蒂（Robert Christy）和他太太如果要用浴室时，必须先穿过我们的寝室，大家都很不方便。
宿舍终于盖好了。我跑去分配宿舍的办事处，他们跟我说，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房间。你猜我动了什么脑筋？
我跑去看女生宿舍的位置，然后挑了一间和她们正对面的房间。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房间的窗外正好有一棵树，视线全被挡住了！
他们告诉我，每个房间暂时住两个人，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浴室。寝室内设的都是双层床，可是我不想跟另一个人住在同一房间内。
搬进宿舍当晚，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决定独占那间寝室。当时我太太患了肺病，住在阿布奎基，她有好几箱衣物在我那里。我便拿出一件她的小睡衣，把上层床的被子掀开，将小睡衣不经意地丢在上面，又拿出一双拖鞋，在浴室地板上撒了一些粉，让房间看起来好像还有其他人住似的。你猜发生了什么事呢？按规定这是个男生宿舍；但是那天晚上我再回去时，发现我的睡衣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下铺的枕头下面，拖鞋则放在床底下。那件女睡衣也叠得好好的，放在上铺枕头之下。浴室里的香粉也已清理干净，上层床铺没有其他人睡。
第二天晚上，我重施故技，把上铺弄乱，女用睡衣随便丢在上面，浴室里撒些粉等等。一连4个晚上之后，大家都搬进来住定了，他们大概也不会安插一个人来跟我同住，危机于是解除了。在那几个晚上，都有人替我把地方收拾好，但事实上这是个男生宿舍。
那时我想也没想过，这件小小欺诈事件会把我卷进一场“政治纠纷”之中。很自然的，营区中出现各种派别：主妇派、机械技工派、技术人员派等。好了，宿舍里的单身汉和单身女郎觉得他们也应该另组一派，原因正好是因为新近颁布的规定：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这实在是绝顶荒谬，毕竟我们全都是大人了，这是什么废话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大家针对此事进行辩论，然后我被推举为出席镇议会的宿舍代表。
大约一年半后，有一次我跟贝特聊天。那段期间，他一直都在管理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我告诉他，我利用太太的睡衣和拖鞋的诈术，他大笑起来。“原来你是这样被选进镇议会的！”他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宿舍的女清洁工打开房门，突然发现出了麻烦：有人在男生宿舍里过夜！她向女工领班报告，领班向中尉报告，中尉向少校报告；经过好几个将军，最后一路报告到管理委员会。
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要从长计议，就这样而已！
可是在此期间，他们要如何指示少校、少校要如何指示中尉、中尉要如何指示领班、领班又要如何指示女工？“就叫他们把东西放回原位，打扫干净，静观其变。”到了第二天，他们接到报告说，情况没变。一连4天，这些高层人物全都忧心如焚，不晓得该怎么办，最后他们颁布禁令：女生不得进入男生宿舍内！没想到这道禁令在基层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还要推举代表……
保密防谍？
接下来我想谈谈罗沙拉摩斯的“保密防谍”。那时候他们实施了一项绝对是违法的作法，就是检查我们的往来信件——而他们实在没有干涉通信的权利。因此他们采用巧妙的方式，美其名为“自愿制度”：我们全都“自愿”
同意寄信时不封口，也同意他们可以随意拆开寄给我们的信。等他们觉得信件没问题，才替我们把信件封起来寄出。
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便会把信退回来给我们，附张小便条，说明哪一段违反了我们“协议”内的某条某款。
就这样，他们很巧妙地在我们这些偏向自由思想的科学家间，建立起一套名目繁多的检查制度。不过，我们可以批评当局的管理方式，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不满，我们也可以写信给自己州的参议员，表达不满。他们答应这样做如有不妥，会通知我们。
一切都安排好了，保密防谍第一天：铃……铃！电话铃响！
我问：“什么事？”
“请你来一趟。”我跑去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父亲写来的信。”
“上面都是些什么？”
那是一张有横线的纸，线条上下有很多小点——四点在线下、一点在上、两点在下、一点在线的上方，点下又有点……
“这些是什么？”
我说：“这是密码。”
他们说：“是呀，这是密码，但代表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们：“我不晓得。”
他们问：“解码呢？你怎么把它翻译出来？”
我回答：“哈，我不晓得。”
他们问：“这又是什么？”
我说：“这是我太太的来信，上面写着TJXYWZ TWIX3.”
“那又是什么？”
我说：“另一组密码。”
“解码在哪里？”
“我不晓得。”
他们火了：“你收到一大堆密件，而你说不晓得解码？”
我说：“答对了。我们在玩游戏，我跟他们挑战，可以破解任何密码，明白了没？因此他们拼命编些密码寄来，但不告诉我解码是什么。”
信被剪了一个洞
检查制度中有一条是：他们不能更动来往的信件，因此他们说：“好，请你告诉他们，把解码跟信一起寄来。”
我说：“但我不想看到解码。”
他们说：“那么，到时我们把解码拿掉好了。”
终于达成协议。一切清楚了吧？第二天，我收到妻子寄来的信，信上说，“下笔很困难，因为我总觉……在监视我。”
当中那些字被修正液洗掉了，留下一块痕迹。
我跑到检查局去，说：“就算你们不喜欢信的内容，也不应去动它。信你们可以看，但不可以涂改。”
他们说：“别傻了。你以为检查员会用修正液？他们会干脆把字句剪掉。”
我说“好吧”，写信给妻子时我问：“信里有用修正液吗？”她回信说：“我没用过修正液，一定是（）……”纸上被剪了一个洞。
我去找负责这些事情的少校投诉。当然这蛮费时间，但我觉得有义务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少校跟我解释，这些人都是职业检查员，受的训练都是那一套，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新办法的执行方针。
然后，他说：“怎么啦，你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我说：“是。你是很有诚意，但你好像没有什么权力。”
事实上，他负责这工作已经三四天了。
他说：“你等着瞧！”他拿起电话筒，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他们再没剪我的信。
但是，还有其他的麻烦。例如，有一天我收到妻子的一封信，上面附了一张检查员的便条，说：“这封信内有些没有解码的密件，我们把这部分拿掉。”
当我跑去阿布奎基探望妻子时，她说：“咦，我要的东西呢？”
我说：“什么东西？”
她说：“氧化铅、甘油、热狗、干净衣服。”
我说：“慢着——那是张清单？”
她说：“是呀。”
“那就是密码了，”我说，“他们以为那是密码！”（她要氧化铅和甘油的目的，是要调黏合剂来修她的玛瑙首饰盒。）
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才把问题摆平。有一天我在玩计算机，无意之中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事。
如果用1除以243，你会得到0.0041152263 37……这很妙，再算下去，到559之后，不规则了，但不久又回复那漂亮的循环。我觉得那很好玩。
于是我把这些数字写在信里寄出，它被退回来，上面附了一个便条：参看第17条款B部。17条款B部说：“所有信件必须以英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或德文……写成。使用其他文字必须先取得书面许可。”然后是“不准使用密码”。
我把信再送出去，附了张纸条给检查员，说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密码，因为如果你用1除以243，你真的会得到那些数字，这些数字别无意义……它们就等于1／243——那并不算什么情报，因此我要求在信内使用阿拉伯数字。最后这封信顺利过关。
和检查员捉迷藏
信件的往来总是免不了麻烦。比方我妻子就一再提到：检查信件让她感觉不安，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监视着她。但按照规例，我们不能提及“检查信件”这回事。问题是，我们不能提，但他们怎样告诉她不要提呢？他们只好不断给我送便条：“你妻子又提到信件检查了。”当然她提到！最后他们给我一个便条说：“请告诉你妻子，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于是我在给她的信内，开头便说：“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你不要在信内提及信件检查的事。”这封信也被退回来了！于是我写：“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妻子不要提及信件检查的事。到底我该怎么办呢？而且为什么我要通知她不要提到检查信件的事？难道你们有什么隐瞒着我吗？”
这真是滑稽极了！检查员必须告诉我：告诉我妻子不要告诉我，她不能……不过他们也早有解答了。他们说，没错，他们正是担心信件从阿布奎基寄来半路上被偷了，有人因此发现了信件检查的事；因此她得帮个忙，表现得正常点。
到我下一次去阿布奎基时，我跟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提信件检查的事吧。”不过我们实在碰到太多麻烦了，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设计了一套密码——尽管这是非法的。如果我在签名后面加上一点，就表示我惹上麻烦，她便会采取下一步行动，虚构一些故事。她的病让她整天坐在那里，也因此想出很多主意来。她玩的最后一个花样，是剪下一幅广告寄给我，内容看来完全合法。广告上说：“给你的男朋友一封‘拼图信’吧！你可以跟我们买切割好的空白拼片，把信写在上面之后拆开，放在信封内寄给他。”我收到这张广告，上面附着的便条说：“我们没空玩游戏。请指示你妻子使用一般写信方式。”
我们原本还准备好采用加两点的密码，但他们“及时”
改进，我们这个主意使用不着了。我们的主意是，信的开头写：“我希望你开信时要小心，因为我将你要用来治胃病的药粉寄上。”想象中，检查室的人会急急忙忙地打开信封，粉未洒满一地，他们会很气恼，还要把粉清干净……但我们不必使用那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