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梅尔-->山居岁月-->四月
四月
广告界人物
薄雾如纱，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早晨。我们散步归来，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映着阳光闪闪生辉。它们首先看见那陌生人，勇猛地绕着他打转，作出狰狞攻击的样子。
他站在游泳池边上，拿一只手提箱防范狗儿，往深水池愈退愈近。看见我们，他松了一口气。
“狗没关系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东尼吗？
他随即携着提箱跟我们到家，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
这人个头很大，腰腹那一圈尤其丰满；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乱乱，身上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这付打扮。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二个鼓胀的档案夹、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金色打火机。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躺着一枚金坠子吧。他说他从事广告业。
他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事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兴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合同。现在，他说，他可以轻松一下了。
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着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摆弄开去。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域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是否他前脚才走开，公司后脚便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听熟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从普罗旺斯打来。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话给我？没有？大伟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几号？）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东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保证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也还能维持。现在，他准备全心全力，和我们一道，进行购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英明果敢、当机立断，在这儿却往往纠缠数月，谈判毫无进展，只好放弃。
谈判中有些事会大出他们意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高于广告价格，这让他们心生警惕，疑虑大起。一其实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百分之八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由卖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才打发得掉所有杂项支出。
不过，这当中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法国人心照不宣，便是双重价格法，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
识时务的膀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住在埃克斯（Al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100万法郎。 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要缴不少的税，他想起来便心痛如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60万法郎，其余40万法郎他将要求买方付现款，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律师公证费用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皆大欢喜。
实际行动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公证律师的谅解。
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捐客齐集律师处，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60万法郎。买主带来的另外40万法郎这时该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忽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迟迟不出，直待钞票点数清楚，双方易手之后，再度露面。律师接过合约数字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半瞎的眼和识时务的膀既。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好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
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持分相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得每个遗产继承人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
我家附近一户老旧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由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 其中3位是科西嘉人。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不可理喻。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总是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3个科西嘉人反对。农舍至今卖不成， 眼见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产所有权单归一人，像马索的房子，也不保证转手顺利。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喝酒赌钱虚度年华，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立刻起疑，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定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有些小小的不便，房主总在成交之前一分钟若无其事地平平道出。柴房在赌牌九时输给邻居了；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每年两次，要依循旧径，通过厨房；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不然就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总有些事让你大吃一惊。买主得有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
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熟识的房屋代售员。一路上，我努力向东尼解说状况，但发现是徒劳无益。他只顾吹嘘着，说自己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法国的官僚或农夫占不了他的便宜。我开始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产业的小人物经理给他。
代售员是位女士，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迎接我们，拿出厚厚两大叠房地产资料。并附照片。她不会讲英文，东尼的法文在此时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东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不顾忌地吐出口。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耳听东尼翻看档案时迸出的“干！”“开玩笑！”，口中软弱无力地把这些字句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无聊话。
原先，他是打算寻觅一座不连土地的村舍；他忙得不得了，没空照顾庭园。可是翻阅房地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之余，他竟表示有三处房产值得考虑。
“哦们今天下午去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看看腕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原来只是他的肚腹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我们赶两点再来。”他伸出两根手指头，代售员微笑点头。我们走出门，让那可怜的女士自行去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东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待办。但他随即叫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
不幸，帐单送来时才知，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愿接受。我付了帐，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东尼不大开心。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是他总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有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代售员道歉。“别放在心上，”她说：“很多巴黎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呢，至少讲些什么我听不懂。”
音乐与电力之间的关系
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对此提出最后保证的是曼尼古西先生的衣着。他前来执行夏季计划——我们的中央空调系统——时，羊毛软帽换成了薄棉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换上棕色帆布软鞋。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副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加丛林帽。两人从我家的这头丈量到那头，曼尼古西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长篇大论。
今天谈话的主题是音乐。他和妻子最近参加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有舞会；而跳舞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我的脚力不输18岁的年轻人。”
我可以想象他拥着夫人，轻盈而准确地在地板上旋转。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舞帽？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
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我知道，”他说：
“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就吹木萧。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木萧时，偶然想到的。电力，他说，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你不相信？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试听莫扎特的作品，严谨有律，你不得不说，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杰出。
我正不知怎么回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他刚计算出我们这房子需要几部空调机：20部。曼尼古西听了作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甩，好像烫伤了指头似的：“唉呀呀，那就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
他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争执不下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用的是旧币算法。既是这样，仍是个大数目。角钢的价格贵呀，再加上政府抽交易税18．6％。这让他想起一件税法不公的事来了。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得付交易税，分文不少。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都一样。可是买鱼子酱，只须付6％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请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买鱼子酱？”
我声明我可不买。“我告诉你吧。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你看多气人！”他怒气冲天地说。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西拿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他边做工边发表时事评论，我们也不大有兴趣听。这过程漫长难熬，屋子里简直待不住。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内部的时候，可以住在户外。
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户外生活。
周日集市
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总免不了上一趟市场。这天，我们八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Couste11et）。那里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箱型车，都拉出了一张伸缩桌面摆放货物，一块黑板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摊主们嘴里嚼着对街买来的热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黛黑。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这就是他的早餐。
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每周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非举着相机的观光客。只有在七八月，你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迪奥（Dior）休闲服，牵着神经兮兮的小狗。其他时候，由秋到春，市场上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农夫几小时前才从田地或暖房里采收的蔬菜水果。
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步。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惊诧不已。我们只要看过货色，但决定买或不买；她们可不然。她们会动手捏茄子，拿起蕃茄来闻，啪地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的四季豆，不放心地剥开翠绿的芮苣心察看，尝一口乳酪，吃一片橄榄——如果这些东西不合她个人要求，她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欺骗了她。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摊位去。
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上围了一圈男人，每人满含着一口新登场的玫瑰红酒。隔壁摊位是个女人，卖各种大小的蛋，还卖活兔子。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得山一样高的蔬菜和紫苏，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还有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与乳酪——在旭日朝阳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好吃极了。
我们买了红椒，准备烧烤，又买了棕壳的大鸡蛋。紫苏与桃子、羊乳酪、芮苣和粉红色斑纹的洋葱。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又过街去买了长条面包。餐盘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这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
面包店人潮汹涌、人声喧哗，暖烘烘的面团味和杏仁香飘散在早晨的空气中。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口腹上的钞票，比得上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 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大条面包——加起来不到3公尺长； 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还有整个儿的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我们这才明白，我们没到这儿来备办早餐真是失误。
于是我们回家弄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补偿一下。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春阳如炙，酒后的我们昏然欲睡。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答录机的作用
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响起来，对方一定是英国人，这已经是生活中的铁的规律。星期天的午餐，是一周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顿饭，法国人作梦也想不到在这时候去打扰别人。
我真不该拾起话筒的。是那做广告生意的东尼。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人近在飓尺。
“想到该跟你这根据地联络，”我听到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暗暗决定买一部答录机，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惊扰我们的人。
“我找到不错的房子，”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效应，因此没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离你相当远，倒比较接近海岸。”我告诉他很好，离海岸愈近愈好。“还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要的价钱。可能从英国带相熟的工人过来做。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非常出色。这地方，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打理好。”
我很想鼓励他这么做。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阳光和煦，酒便宜，怠工没关系；屋主远在千里外，没人挑毛病——何乐而不为。我可以预见他们直拖到十月还没做完，说不定八月间还把全家从英国接来，大伙儿好好度个假。
不过，我还是老实告诉东尼，他还是雇用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负责召募工人。
“不需要建筑师，”他说：“我完全知道要怎么整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他？”好啦，我帮不上忙，他什么都知道。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他宣读了他忙碌的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又是在那里开业务会议……。他滔滔不绝地说，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的还会更多，来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要我们送上机场。
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东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机灵的反应，以及一具电话答录机。
私人土地内有毒蛇
马索一定意识到夏季的到来，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侵入的围篱。在写着“私人土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凶恶的警语：“内有蝮蛇！”
最佳的警告方式。既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又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再不怕死的露营客，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总要考虑考虑底下会不会蟋曲着某条毒蛇。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去，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人家说，蝮蛇咬男人，男人死；可是蝮蛇咬女人，”他倾身向前，挑动眉毛：“蝮蛇亡。”他乐不可支地吁吁喘着粗气，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的跑，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超得过人。我紧张地四下张望，马索哈哈大笑：“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它就一命鸣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痰，命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马索说：“带个女人同行。女人跑得没男人快，蛇会先咬到她。”他回家去吃早餐了，留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树丛，一路练习吐痰。
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的30余棵樱花树一齐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上。开车路过的人都停车拍照，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不能把车开上去。”
他悻悻地开车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子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而其实他收了钱便踱进咖啡馆享乐去了。
“进步咖啡馆”是一家多年维持丑陋面貌的店子，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摇摇晃晃的桌椅全不搭配，墙上挂的画沉默可憎，厕所传出的飞溅声声声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杂，老板粗鲁，连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厕所旁边有一座玻璃阳台，视野宽广。端杯啤酒坐在那里，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可以把阿尔卑斯山都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规则，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高朋满座。
有荷兰人，登山靴、背包齐全；有德国人，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有巴黎人，脸上摆着傲气与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镜察看细菌；还有一个英国人，脚踏凉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计算这趟度假花了多少钱，他的妻则在写风景名信片给家乡的邻居。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嗅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虽播放着女歌手的歌声，却敌不过厕所制造的杂音。吧台上又响起一片酒杯碰撞声，原来本地客纷纷结帐，该回家吃午饭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相互咆哮。其实只要其中一辆后退10公尺，这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有失威风，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好像那才是法国人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主张，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要命的疯子。
电线杆和驻虫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线杆，把它撞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叫人想不通车屁股怎么狠狠地与电线杆遭遇。”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搔头，看见我停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车子恐怕报销了。”我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线杆——几根电话线吊住它，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它也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要去找辆拖拉机。”
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明了，原来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洗过澡似的。他解释为什么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话线杆，会向他索赔。“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时后，我又开车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
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一辆车开来，接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的那个方向，留下电线杆在微风中吱嘎作响，似乎在哀叫救命。
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晓得？”他说：“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他已空的酒杯，仿佛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倒空了它。我为他添上酒，他靠回椅背，面孔朝着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嘿一口冰凉的甜酒，他说：“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提醒你，我可不适合住在这里。”
他看起来适合得很，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阳光。但我不跟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我说：“你说不定会晒出皮肤癌，又因为酒喝得太多，得了肝硬化。就算你觉得还可以，你也会想念在巴黎看戏的乐趣。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我，戴起太阳眼镜：“一点不错。”
很多对话我们经常重复：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国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巴黎来的这位朋友，换了一种方式问：
“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不会。我们异常忙碌。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改造家里屋子，让它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过程缓慢，我们也乐在其中；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我们计划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法语也有待学习，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无暇多想别的。又永远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上星期，就有这么一件奇妙的插曲。
信箱与地毯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那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了，他还有好些信要送，再要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
我说我并没有藏起信箱，信箱不就在车道头上，结结实实地挂在钢柱子上吗？
“没有，”邮差说：“给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掉到那儿去了。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
“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
会有人偷信箱？难以置信。可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这是常有的事，”他说：“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
什么意思？
“神经病。”
我们回屋去，喝杯酒，平复他的心清，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
这么说，该去水井旁勘察一番，量量尺寸什么的，可是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了，邮局的业务，等到两点钟以后再进行吧。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不敢下车，只拉下一半车窗。我往里觑，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紧张地对着我笑。他们说我的狗可真凶，问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穿漆皮靴子。
地毯商人
你在家，太好了。他们说，房子真漂亮。你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你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今天我很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乡间小道逛逛，命运带领他们，来到我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这大好消息时，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舒展地铺展开来。她大声赞叹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嗅，我真舍不得割爱！”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漆皮靴子铮亮。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来计探你家中虚实。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这两人不像骗子，我又觉得内中一块小地毯挺出色。
我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那女子看了她丈夫一眼，演练纯熟地作出惊讶的表情：“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也是我们两人都最偏爱的。但何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们略一迟疑，马上说不成问题。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再看看地毯，我的一条狗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很得意：“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
我很不在行地还价三分钟，就价格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那两人在旁边仔细地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名衔。
他们慢慢把车开走，小心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说他们明年还会再来。那女子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向我挥手。
他们的到来，花去我整个早晨。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要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后轮忽然掉下去。一阵劈啪声，卡车向后倾斜，刺鼻的气味儿弥漫。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在那当儿最恰当的字眼：
“妈的！”
他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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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界人物
薄雾如纱，在湛蓝天空下笼罩着山谷的早晨。我们散步归来，狗儿们身上沾湿了露水，胡须映着阳光闪闪生辉。它们首先看见那陌生人，勇猛地绕着他打转，作出狰狞攻击的样子。
他站在游泳池边上，拿一只手提箱防范狗儿，往深水池愈退愈近。看见我们，他松了一口气。
“狗没关系吧？没有狂犬病什么的吧？”听这声音，不就是打电话来的那位，伦敦人东尼吗？
他随即携着提箱跟我们到家，加入了我们早餐的行列。
这人个头很大，腰腹那一圈尤其丰满；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刻意梳得蓬蓬乱乱，身上一套灰色休闲服——不管天气冷暖，英国观光客在普罗旺斯总是这付打扮。坐定之后，他从箱子里取出二个鼓胀的档案夹、一支金笔、一条免税香烟，以及金色打火机。手表也是金的，我敢说他的胸毛之上一定躺着一枚金坠子吧。他说他从事广告业。
他简短而自豪地述说了他的事业史。他自创广告公司，在“艰苦的企业环境、血腥的同业竞争”中兴起，最近更以极好的价钱卖出部分股份，并签得一张五年的合同。现在，他说，他可以轻松一下了。
在别人看来，他可不像能放开公司不管的人；他坐立不安，时时看着手表，把桌上他那堆杂物摆弄开去。调整调整眼镜，深深吸一口烟，他猛地站起来。
“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伦敦的区域号是多少？”
我和妻子早料到，他必将有此一问。英国来客总是这样；进得门来，喝一杯酒或咖啡，接着就打电话回去，查看是否他前脚才走开，公司后脚便关了门。就连通话的内容，也不离我们早听熟的那一套。
“嗨，是我。对，我从普罗旺斯打来。一切都好吧？有没有人留话给我？没有？大伟没回电话？可恶。听着，我今天会在外面跑，但是如果要找我，可以打到——（你这儿电话几号？）记下了吗？什么？是啊，这儿天气很好。我会再打给你。”
东尼放下话筒，再度向我们保证他的公司营运正常，他不在也还能维持。现在，他准备全心全力，和我们一道，进行购房产事宜。
在普罗旺斯购置房产可谓难矣，很多城里来的大忙人，习惯英明果敢、当机立断，在这儿却往往纠缠数月，谈判毫无进展，只好放弃。
谈判中有些事会大出他们意料，第一件就是实际价格高于广告价格，这让他们心生警惕，疑虑大起。一其实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征收百分之八的过户税，公证费用也很高。有时候，房屋代售公司的佣金由卖方承担，那又要加上3％到5％。运气不好的话，买方在房价之外总共要另加15％，才打发得掉所有杂项支出。
不过，这当中有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欺诈手段，法国人心照不宣，便是双重价格法，既可省钱，又可瞒天过海，逃过政府税收这一关。
识时务的膀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住在埃克斯（Alx）的商人韦法利先生，想把他继承来的一栋乡下老房子卖掉，要价100万法郎。 这房子并非他日常所居，因此脱手时要缴不少的税，他想起来便心痛如绞。因此他决定，报给官方的所谓“书面价格”是60万法郎，其余40万法郎他将要求买方付现款，当面点清。他会向对方说明，这么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律师公证费用也是依照书面价格抽取的。太棒啦！皆大欢喜。
实际行动起来，必须抓紧时机，还要得到公证律师的谅解。
签约时，买方、卖方和房屋捐客齐集律师处，律师高声念出买卖合约，一条一条地念。合约上注明的价格是60万法郎。买主带来的另外40万法郎这时该要交给卖方了，可是当着律师的面？未免太不妥当。于是，律师此时便忽然内急，进入洗手间，迟迟不出，直待钞票点数清楚，双方易手之后，再度露面。律师接过合约数字的支票，监督双方签字，丝毫不损其法律尊严。有人不大厚道地说，在乡下做公证律师，要具备两项基本条件：半瞎的眼和识时务的膀既。
在会见律师之前，或许尚有好多障碍有待克服。其中最常见的是多重所有权问题。
法国法律规定，父母死后，遗产由子女共同继承，每人持分相等。若要出售祖产，须得每个遗产继承人同意；子女愈多，协议愈难。
我家附近一户老旧农舍的情形便是如此。这座农舍世代相传，如今由14位堂表兄弟姊妹共有， 其中3位是科西嘉人。据法国朋友说，科西嘉人不可理喻。每次有人开价要买，14个人之中总是有9个人愿意，两个人拿不定主意，3个科西嘉人反对。农舍至今卖不成， 眼见要传到这14人的38个子女手上去。最后呢？会由175个互不信任的远房亲戚共同担任业主。
即使房产所有权单归一人，像马索的房子，也不保证转手顺利。那贪得无厌的农夫可能漫天要价，指望从此喝酒赌钱虚度年华，不料来了个慷慨买主，一口答应他的价钱，他立刻起疑，认为其中有诈。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一定是定价太低。他反悔不卖，思量了6个月，才以更高价格重新推出。
有些小小的不便，房主总在成交之前一分钟若无其事地平平道出。柴房在赌牌九时输给邻居了；根据自古以来的传统，附近农场的羊群，每年两次，要依循旧径，通过厨房；院子里那口井的使用权，自1958年以来便争论不休；不然就是长期租种土地的那位佃农年老体衰，看样子熬不过明年春天——总有些事让你大吃一惊。买主得有耐心和幽默感，才通得过重重关卡，完成交易。
同胞同心
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熟识的房屋代售员。一路上，我努力向东尼解说状况，但发现是徒劳无益。他只顾吹嘘着，说自己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法国的官僚或农夫占不了他的便宜。我开始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产业的小人物经理给他。
代售员是位女士，在她的办公室门口迎接我们，拿出厚厚两大叠房地产资料。并附照片。她不会讲英文，东尼的法文在此时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东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不顾忌地吐出口。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耳听东尼翻看档案时迸出的“干！”“开玩笑！”，口中软弱无力地把这些字句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无聊话。
原先，他是打算寻觅一座不连土地的村舍；他忙得不得了，没空照顾庭园。可是翻阅房地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之余，他竟表示有三处房产值得考虑。
“哦们今天下午去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看看腕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原来只是他的肚腹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我们赶两点再来。”他伸出两根手指头，代售员微笑点头。我们走出门，让那可怜的女士自行去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东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待办。但他随即叫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
不幸，帐单送来时才知，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愿接受。我付了帐，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东尼不大开心。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是他总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有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代售员道歉。“别放在心上，”她说：“很多巴黎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呢，至少讲些什么我听不懂。”
音乐与电力之间的关系
温暖的天气会持续下去，对此提出最后保证的是曼尼古西先生的衣着。他前来执行夏季计划——我们的中央空调系统——时，羊毛软帽换成了薄棉帽，脚上穿的也不再是暖和的雪靴，而换上棕色帆布软鞋。他的学徒助手则是一副游击队员打扮，陆军迷彩服加丛林帽。两人从我家的这头丈量到那头，曼尼古西同时就各项议题发表长篇大论。
今天谈话的主题是音乐。他和妻子最近参加官方主办的工匠午餐会，餐后有舞会；而跳舞是他的众多才艺之一。“真的，彼得先生，”他说：“我们一直跳到六点钟。我的脚力不输18岁的年轻人。”
我可以想象他拥着夫人，轻盈而准确地在地板上旋转。不知道他有没有一顶专为这种场合预备的舞帽？他总不会光着脑袋跳舞吧！
这样想时我一定露出了笑意。“我知道，”他说：
“你在想，华尔兹不是正经音乐。要讲到正经音乐呢，就得听大作曲家的作品了。”
他接着阐述了一大套理论。法国电力局动不动就要断电，断电期间，他就吹木萧。他那套惊人的宏论，便是在吹木萧时，偶然想到的。电力，他说，是科学与逻辑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则是艺术与逻辑的结合。你不相信？已经有人看出两者之间的共通点了。试听莫扎特的作品，严谨有律，你不得不说，莫扎特如果当电气师，一定极其杰出。
我正不知怎么回答，学徒兄弟解了我的围。他刚计算出我们这房子需要几部空调机：20部。曼尼古西听了作出昏倒的样子，一双手猛甩，好像烫伤了指头似的：“唉呀呀，那就比装中央空调系统还贵了嘛。”
他说要好几百万法郎，看见我争执不下的样子，”马上减少了两个零，说他先用的是旧币算法。既是这样，仍是个大数目。角钢的价格贵呀，再加上政府抽交易税18．6％。这让他想起一件税法不公的事来了。
“你买个澡盆，”他拿手指着我说：“得付交易税，分文不少。买个洗衣机，买个螺丝起子，也都一样。可是买鱼子酱，只须付6％的税，因为鱼子酱是营养品。请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买鱼子酱？”
我声明我可不买。“我告诉你吧。是那些政客、有钱人，巴黎的大人物——他们才是吃鱼子酱的人。你看多气人！”他怒气冲天地说。
接下来的五六个星期，曼尼古西拿个差不多和他一般高的钻子，凿穿厚重的老石墙，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他边做工边发表时事评论，我们也不大有兴趣听。这过程漫长难熬，屋子里简直待不住。我们只好安慰自己说，普罗旺斯的好处之一就是，整修内部的时候，可以住在户外。
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户外生活。
周日集市
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总免不了上一趟市场。这天，我们八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Couste11et）。那里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箱型车，都拉出了一张伸缩桌面摆放货物，一块黑板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摊主们嘴里嚼着对街买来的热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黛黑。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这就是他的早餐。
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每周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非举着相机的观光客。只有在七八月，你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迪奥（Dior）休闲服，牵着神经兮兮的小狗。其他时候，由秋到春，市场上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农夫几小时前才从田地或暖房里采收的蔬菜水果。
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步。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惊诧不已。我们只要看过货色，但决定买或不买；她们可不然。她们会动手捏茄子，拿起蕃茄来闻，啪地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的四季豆，不放心地剥开翠绿的芮苣心察看，尝一口乳酪，吃一片橄榄——如果这些东西不合她个人要求，她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欺骗了她。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摊位去。
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上围了一圈男人，每人满含着一口新登场的玫瑰红酒。隔壁摊位是个女人，卖各种大小的蛋，还卖活兔子。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得山一样高的蔬菜和紫苏，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还有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与乳酪——在旭日朝阳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好吃极了。
我们买了红椒，准备烧烤，又买了棕壳的大鸡蛋。紫苏与桃子、羊乳酪、芮苣和粉红色斑纹的洋葱。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又过街去买了长条面包。餐盘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这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
面包店人潮汹涌、人声喧哗，暖烘烘的面团味和杏仁香飘散在早晨的空气中。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口腹上的钞票，比得上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 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大条面包——加起来不到3公尺长； 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还有整个儿的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我们这才明白，我们没到这儿来备办早餐真是失误。
于是我们回家弄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补偿一下。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春阳如炙，酒后的我们昏然欲睡。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答录机的作用
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响起来，对方一定是英国人，这已经是生活中的铁的规律。星期天的午餐，是一周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顿饭，法国人作梦也想不到在这时候去打扰别人。
我真不该拾起话筒的。是那做广告生意的东尼。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人近在飓尺。
“想到该跟你这根据地联络，”我听到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暗暗决定买一部答录机，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惊扰我们的人。
“我找到不错的房子，”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效应，因此没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离你相当远，倒比较接近海岸。”我告诉他很好，离海岸愈近愈好。“还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要的价钱。可能从英国带相熟的工人过来做。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非常出色。这地方，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打理好。”
我很想鼓励他这么做。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阳光和煦，酒便宜，怠工没关系；屋主远在千里外，没人挑毛病——何乐而不为。我可以预见他们直拖到十月还没做完，说不定八月间还把全家从英国接来，大伙儿好好度个假。
不过，我还是老实告诉东尼，他还是雇用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负责召募工人。
“不需要建筑师，”他说：“我完全知道要怎么整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他？”好啦，我帮不上忙，他什么都知道。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他宣读了他忙碌的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又是在那里开业务会议……。他滔滔不绝地说，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的还会更多，来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要我们送上机场。
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东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机灵的反应，以及一具电话答录机。
私人土地内有毒蛇
马索一定意识到夏季的到来，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侵入的围篱。在写着“私人土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凶恶的警语：“内有蝮蛇！”
最佳的警告方式。既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又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再不怕死的露营客，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总要考虑考虑底下会不会蟋曲着某条毒蛇。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去，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人家说，蝮蛇咬男人，男人死；可是蝮蛇咬女人，”他倾身向前，挑动眉毛：“蝮蛇亡。”他乐不可支地吁吁喘着粗气，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的跑，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超得过人。我紧张地四下张望，马索哈哈大笑：“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它就一命鸣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痰，命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马索说：“带个女人同行。女人跑得没男人快，蛇会先咬到她。”他回家去吃早餐了，留下我，小心翼翼地穿越树丛，一路练习吐痰。
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的30余棵樱花树一齐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上。开车路过的人都停车拍照，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不能把车开上去。”
他悻悻地开车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子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而其实他收了钱便踱进咖啡馆享乐去了。
“进步咖啡馆”是一家多年维持丑陋面貌的店子，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摇摇晃晃的桌椅全不搭配，墙上挂的画沉默可憎，厕所传出的飞溅声声声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杂，老板粗鲁，连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厕所旁边有一座玻璃阳台，视野宽广。端杯啤酒坐在那里，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可以把阿尔卑斯山都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规则，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高朋满座。
有荷兰人，登山靴、背包齐全；有德国人，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有巴黎人，脸上摆着傲气与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镜察看细菌；还有一个英国人，脚踏凉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计算这趟度假花了多少钱，他的妻则在写风景名信片给家乡的邻居。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嗅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虽播放着女歌手的歌声，却敌不过厕所制造的杂音。吧台上又响起一片酒杯碰撞声，原来本地客纷纷结帐，该回家吃午饭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相互咆哮。其实只要其中一辆后退10公尺，这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有失威风，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好像那才是法国人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主张，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要命的疯子。
电线杆和驻虫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线杆，把它撞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叫人想不通车屁股怎么狠狠地与电线杆遭遇。”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搔头，看见我停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车子恐怕报销了。”我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线杆——几根电话线吊住它，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它也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要去找辆拖拉机。”
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明了，原来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洗过澡似的。他解释为什么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话线杆，会向他索赔。“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时后，我又开车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
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一辆车开来，接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的那个方向，留下电线杆在微风中吱嘎作响，似乎在哀叫救命。
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晓得？”他说：“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他已空的酒杯，仿佛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倒空了它。我为他添上酒，他靠回椅背，面孔朝着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嘿一口冰凉的甜酒，他说：“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提醒你，我可不适合住在这里。”
他看起来适合得很，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阳光。但我不跟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我说：“你说不定会晒出皮肤癌，又因为酒喝得太多，得了肝硬化。就算你觉得还可以，你也会想念在巴黎看戏的乐趣。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我，戴起太阳眼镜：“一点不错。”
很多对话我们经常重复：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
“你不怀念英国电视吗？”
“不怀念。”
“英国总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怀念的吧？”
“桔子柠檬果酱。”
接下来是他们真正想问的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你们成天都干些什么呢？
巴黎来的这位朋友，换了一种方式问：
“你们不觉得无聊吗？”
不会。我们异常忙碌。我们觉得法国乡村生活的每一天都新鲜有趣。我们改造家里屋子，让它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过程缓慢，我们也乐在其中；我们设计花园，种植草木；我们计划铺建一座法国滚球场，法语也有待学习，还有那么多村落、葡萄园和市场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欣赏。时光过得很快；无暇多想别的。又永远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上星期，就有这么一件奇妙的插曲。
信箱与地毯
先是星期一，邮差先生上门来。他很不高兴，匆忙地握了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问我，到底把信箱藏到那里去了。时间已近正午了，他还有好些信要送，再要跟信箱捉迷藏的话，这信可怎么送得完呢？
我说我并没有藏起信箱，信箱不就在车道头上，结结实实地挂在钢柱子上吗？
“没有，”邮差说：“给拿走了。”
没办法，我只好跟他一道走下去，又一起在道旁的树丛里搜寻了五分钟，看是不是给撞掉到那儿去了。没有。若不是那根钢柱还竖在地面，此处全看不出曾经摆过信箱。
“你看吧，”邮差说：“我就说嘛。”
会有人偷信箱？难以置信。可是邮差先生见多识广。“这是常有的事，”他说：“这里的人有点malfini。”
什么意思？
“神经病。”
我们回屋去，喝杯酒，平复他的心清，也好谈谈装个新信箱的事。他很乐意卖一个给我。我们谈好，新信箱应该设在旧水井旁，高约70公分，他坐在邮车里就可以把信丢进信箱。
这么说，该去水井旁勘察一番，量量尺寸什么的，可是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了，邮局的业务，等到两点钟以后再进行吧。
几天后，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屋中召出，我看见狗儿们围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奔驰车乱转。驾车人不敢下车，只拉下一半车窗。我往里觑，是一对个头矮小、皮肤棕黑的夫妇，紧张地对着我笑。他们说我的狗可真凶，问可否容许他们出来。两人都是城里人打扮，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斗蓬、帽子俱全，脚穿漆皮靴子。
地毯商人
你在家，太好了。他们说，房子真漂亮。你在这儿住很久了吗？没有？那你一定需要几张真正的东方地毯了。今天我很走运，他们刚从亚维依，参加一个重要的地毯展销会回来，有几张特选地毯，刚好没卖掉。本是要运回巴黎去的，有品味的巴黎人一定抢着买。但这夫妇二人决定绕乡间小道逛逛，命运带领他们，来到我面前。为了纪念这偶然的缘份，他们愿以“极动人的价格”，让我挑选他们的精选商品。
光洁利落的小个子向我述说这大好消息时，他的妻子已经把地毯搬下车，在车道上舒展地铺展开来。她大声赞叹每一块地毯：“啊，真是美！”“看它在阳光下的色彩！”“这一块——嗅，我真舍不得割爱！”她快步走过来，加入我们谈话的阵容，漆皮靴子铮亮。她和丈夫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普罗旺斯人对于卖地毯的人没有好感。形容一个人是“地毯商”，等于骂他狡猾，甚至是无耻小人。也曾有人告诉我，流动的地毯商常是小偷的同伙，来计探你家中虚实。地毯也可能是假货，或是偷来的。
可是这两人不像骗子，我又觉得内中一块小地毯挺出色。
我不应该把这想法说了出来。那女子看了她丈夫一眼，演练纯熟地作出惊讶的表情：“了不起！”她叫起来：“先生的眼光真准。这也是我们两人都最偏爱的。但何不再买一块大些的呢？”
啊啊，我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们略一迟疑，马上说不成问题。我可以开支票，不过，付现金另有折扣就是了。我再看看地毯，我的一条狗躺在上面，微微打着鼾。那女子很得意：“您看，先生，您的爱犬已经为您挑选好了。”
我很不在行地还价三分钟，就价格五折成交。我回屋取出支票簿来填，那两人在旁边仔细地看，叮嘱我不要填收票人名衔。
他们慢慢把车开走，小心绕过我新买的地毯和在上面熟睡的狗，说他们明年还会再来。那女子笑着，坐在地毯堆中，像女王一般向我挥手。
他们的到来，花去我整个早晨。
本周最后一桩插曲则不太愉快。一辆卡车来运送砂石，要倒车至他自己选定的卸货地点，后轮忽然掉下去。一阵劈啪声，卡车向后倾斜，刺鼻的气味儿弥漫。司机下来查看损坏情况，不假思索地吐出在那当儿最恰当的字眼：
“妈的！”
他撞到化粪池里去了。
“所以你看，”我对巴黎来的那位朋友说：“新鲜事儿总是一桩接着一桩，永远不会有无聊的时候。”
他没有回答。我推推他，摘下他的太阳眼镜。刺眼的阳光唤醒了他。
“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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