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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一座由木结构房屋组成的城市
（1793年8月19日－20日）
安德逊是一名胆子最大的旅游者：“8月19日，我游览了通州及市郊村镇，非常疲劳，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座城市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呈方形。“通州城四周的城墙外有护城河环抱。城楼上有几门火炮并由许多纪律严明的兵士守卫。这座城只有3个城门，每天晚上10点关，早晨4点开。”
房屋都是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只有官吏的房屋才是用石块或砖头建造的。“窗户都没安玻璃，而是在木框上糊一层半透明的纸。有钱人家则在窗框上绷一块丝绸。”屋里根本没有家具，或者只有很少一点家具。墙通常是粉刷了的，其颜色表明房屋主人的身分：除了官吏外，其他任何人的房墙都不能粉刷成红色。商店门前挂着旗幡，以表示所售商品的性质。“最贫困的家庭都供奉偶像。没有一艘船不在舱内摆设神像和祭坛的。”
这里有人行道——当时在欧洲还很少见——街道很窄，街道两侧的房屋前张挂着席子，以遮挡太阳。如果没有急急匆匆的人群，在那里散步一定会十分舒适。中国人也喜欢在街上看热闹。“我受到二三十人的围观。有好几次找不得不走进一家商店，直到那些好奇的围观者散开才出来。我在店里只买了一把扇子或者一只烟斗。”
任何到中国旅游过的人都曾经历过这种小麻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后，外国人在大城市里才不再引人注目，但在偏僻的城镇仍然遭到围观。
英国使团里的黑人
身穿短装，头戴搽粉假发的英国人使这里的人感到新奇。但他们看见一名黑人仆役时则完全目瞪口呆了。这个黑人是使团一个英国人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人们从未见过这种人，有的人甚至怀疑这黑人不是人；孩子们叫他‘番鬼’，就是‘野蛮的魔鬼’。”今天，在中国大学上学的非洲留学生依然引起同样的好奇，这种好奇并不总是友善的。
安德逊认为，这个黑人之所以使中国人吃惊，并不是因为他的皮肤是黑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奴隶。安德逊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呢？难道在中国就没有奴隶吗（即便他们为数不多）？巴罗指出：“一个男奴值一匹马的价钱。”斯当东说：“一个男子可以自己主动出卖自己，例如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父亲或能为父亲操办一个过得去的葬礼。”
当人们后来读到安德逊写什么长城“只花了几年便建成”后便能发现他过于轻信。他眼光敏锐，但一旦他的看法不以确切的观察为基础，即一旦他把他的笔交给他的……“黑鬼”库帕斯，他对“最美好的世界”的天真态度就使其看法脱离了现实。
皇帝的粮仓：天佑国家
英国人没有看见一个像乞丐样的人。“许多人看来相当贫困，但没有一个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一旦发生饥荒，皇帝就出面赈济。“国家粮仓打开。灾民免征赋税，甚至获得金钱上的救济：这样，皇帝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保护生灵的天公。他把慈善的特权占为己有，不允许他人分享。有一次，某省遭灾，一些商人表示愿意出资救济，但这个建议被皇帝愤怒地否决了。”实际上，虽然有皇帝的赈济粮，中国人仍有许多人饿死。
不管是灾年还是丰收年，国有制度始终存在。个人的财富是无法使人民永远感恩戴德的。很明显，英国人现在与本国相距甚远，而过去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则十分接近。
英国人的注意力被一座12层的奇异建筑物所吸引。那是一座宝塔吗？“最下面三层没有门窗，也没有任何楼梯的痕迹。”虽然塔身长满了萎草和青苔，宝塔保存完好。据说，建塔的时间比修筑万里长城还要早。今天，该塔虽已无用，却仍十分壮观。斯当东说，该塔在很长的时期里“作为瞭望塔，一旦发现鞑靼人侵袭便发出警报”。
受束缚的妇女
几个英国人曾骑着十分健壮的马匹几次外出。这种马颇像豹似的，身上有不少斑点。一路上，这几个英国人像农学家似地观察农作物，他们对农村的富饶赞叹不已。秋收即将开始：谷子和玉米——玉米是16世纪从美洲引进的，这是少见的靠引进革新的实例。小麦用连枷拍打或靠马蹄踩踏脱粒，有时也用粗大的碌碡压场。簸箕和欧洲农民使用的簸箕十分相像，以致这些英国人认为：这证实了簸箕是中国人发明的。由于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西方农业在18世纪发生了革命。配有播种器的轻犁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一路上看不见牲口：牲口都在牲口棚里饲养，人们喂以蚕豆和铡碎的稻草。中国缺少建牧场的土地。一路上也看不见村庄，只看见一些分散的、四周没有栅栏的茅屋。“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种安全感使英国人十分赞羡。那时，英国社会暴力事件很多——在城市里、大路上、乡下，暴力事件都时有发生。
农民的妻子被迫做家务，“喂牲口，养蚕，纺纱，织布，还要效仿上层社会妇女那样把脚裹得很小。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他们不允许妻子同桌吃饭：他们让妻子在一旁侍候。”
这种习俗在儒教家庭里始终存在，而在普通家庭，特别是在南方和台湾还一直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卢埃尔格或科西嘉的农民对这种习俗就不会像这些英国人那么反感了。
敬重老人和崇拜祖宗
斯当东完全陷入了理想化的状态：“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一些纯属道德性质的格言张贴在词堂里。每个家庭总有人能向其他家庭成员宣读这些格言。”这些格言至今还有约束力。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怎么会发生那些包括后来年轻红卫兵暴行在内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和缓年轻人暴躁激动的性格”。敬重老年人的美德从未中断。钱德明神父讲乾隆在1785年把192个六世同堂的家庭请来北京，他们中有4名老人超过了100岁。“皇帝给所有人都送了精美礼品，并亲自为他们写诗志贺。”在毛的中国，这些古老的传统曾被共产党继承。大家聚集在家庭里－－或街道的工作单位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警句。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一个原则，人们设法在各种委员会里实现，“年龄三结合”——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相结合。随之就产生了相对应的“性格三结合”：冲动急躁、精力旺盛和温和稳重等等性格就像在原始社会里一样被恰如其分地混合在一起了。
对老人的敬重和对祖宗的崇拜都是最高原则。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宗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从不中断来往。
这些英国人的惊讶与钦佩现已成为今天西方人的惊讶与钦佩，因为在西方，减少到只有夫妇与孩子的小家庭已成为普遍情况。而在中国，每个父系家族成员都必须相互帮助。斯当东由此得出结论——说得早了一点：“甚至不需要有医院。”这是由家族保障的社会保险，国家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家族无力互助的情况下才赈济灾民。下过，我们似乎也可把乔治爵士的话倒过来说：正是由于国家缺少资金，因而家族不得不担当这一角色。今天也还如此，正因为集体无力给农民退休金，所以农民才那样激烈地反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如果没有儿子，将来谁给养老送终？
社会团结、尊重等级、力尽孝道、崇拜祖宗：直到今天，这些儒教道德始终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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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8月19日－20日）
安德逊是一名胆子最大的旅游者：“8月19日，我游览了通州及市郊村镇，非常疲劳，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座城市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呈方形。“通州城四周的城墙外有护城河环抱。城楼上有几门火炮并由许多纪律严明的兵士守卫。这座城只有3个城门，每天晚上10点关，早晨4点开。”
房屋都是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只有官吏的房屋才是用石块或砖头建造的。“窗户都没安玻璃，而是在木框上糊一层半透明的纸。有钱人家则在窗框上绷一块丝绸。”屋里根本没有家具，或者只有很少一点家具。墙通常是粉刷了的，其颜色表明房屋主人的身分：除了官吏外，其他任何人的房墙都不能粉刷成红色。商店门前挂着旗幡，以表示所售商品的性质。“最贫困的家庭都供奉偶像。没有一艘船不在舱内摆设神像和祭坛的。”
这里有人行道——当时在欧洲还很少见——街道很窄，街道两侧的房屋前张挂着席子，以遮挡太阳。如果没有急急匆匆的人群，在那里散步一定会十分舒适。中国人也喜欢在街上看热闹。“我受到二三十人的围观。有好几次找不得不走进一家商店，直到那些好奇的围观者散开才出来。我在店里只买了一把扇子或者一只烟斗。”
任何到中国旅游过的人都曾经历过这种小麻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后，外国人在大城市里才不再引人注目，但在偏僻的城镇仍然遭到围观。
英国使团里的黑人
身穿短装，头戴搽粉假发的英国人使这里的人感到新奇。但他们看见一名黑人仆役时则完全目瞪口呆了。这个黑人是使团一个英国人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人们从未见过这种人，有的人甚至怀疑这黑人不是人；孩子们叫他‘番鬼’，就是‘野蛮的魔鬼’。”今天，在中国大学上学的非洲留学生依然引起同样的好奇，这种好奇并不总是友善的。
安德逊认为，这个黑人之所以使中国人吃惊，并不是因为他的皮肤是黑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奴隶。安德逊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呢？难道在中国就没有奴隶吗（即便他们为数不多）？巴罗指出：“一个男奴值一匹马的价钱。”斯当东说：“一个男子可以自己主动出卖自己，例如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父亲或能为父亲操办一个过得去的葬礼。”
当人们后来读到安德逊写什么长城“只花了几年便建成”后便能发现他过于轻信。他眼光敏锐，但一旦他的看法不以确切的观察为基础，即一旦他把他的笔交给他的……“黑鬼”库帕斯，他对“最美好的世界”的天真态度就使其看法脱离了现实。
皇帝的粮仓：天佑国家
英国人没有看见一个像乞丐样的人。“许多人看来相当贫困，但没有一个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一旦发生饥荒，皇帝就出面赈济。“国家粮仓打开。灾民免征赋税，甚至获得金钱上的救济：这样，皇帝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保护生灵的天公。他把慈善的特权占为己有，不允许他人分享。有一次，某省遭灾，一些商人表示愿意出资救济，但这个建议被皇帝愤怒地否决了。”实际上，虽然有皇帝的赈济粮，中国人仍有许多人饿死。
不管是灾年还是丰收年，国有制度始终存在。个人的财富是无法使人民永远感恩戴德的。很明显，英国人现在与本国相距甚远，而过去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则十分接近。
英国人的注意力被一座12层的奇异建筑物所吸引。那是一座宝塔吗？“最下面三层没有门窗，也没有任何楼梯的痕迹。”虽然塔身长满了萎草和青苔，宝塔保存完好。据说，建塔的时间比修筑万里长城还要早。今天，该塔虽已无用，却仍十分壮观。斯当东说，该塔在很长的时期里“作为瞭望塔，一旦发现鞑靼人侵袭便发出警报”。
受束缚的妇女
几个英国人曾骑着十分健壮的马匹几次外出。这种马颇像豹似的，身上有不少斑点。一路上，这几个英国人像农学家似地观察农作物，他们对农村的富饶赞叹不已。秋收即将开始：谷子和玉米——玉米是16世纪从美洲引进的，这是少见的靠引进革新的实例。小麦用连枷拍打或靠马蹄踩踏脱粒，有时也用粗大的碌碡压场。簸箕和欧洲农民使用的簸箕十分相像，以致这些英国人认为：这证实了簸箕是中国人发明的。由于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西方农业在18世纪发生了革命。配有播种器的轻犁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一路上看不见牲口：牲口都在牲口棚里饲养，人们喂以蚕豆和铡碎的稻草。中国缺少建牧场的土地。一路上也看不见村庄，只看见一些分散的、四周没有栅栏的茅屋。“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种安全感使英国人十分赞羡。那时，英国社会暴力事件很多——在城市里、大路上、乡下，暴力事件都时有发生。
农民的妻子被迫做家务，“喂牲口，养蚕，纺纱，织布，还要效仿上层社会妇女那样把脚裹得很小。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他们不允许妻子同桌吃饭：他们让妻子在一旁侍候。”
这种习俗在儒教家庭里始终存在，而在普通家庭，特别是在南方和台湾还一直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卢埃尔格或科西嘉的农民对这种习俗就不会像这些英国人那么反感了。
敬重老人和崇拜祖宗
斯当东完全陷入了理想化的状态：“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一些纯属道德性质的格言张贴在词堂里。每个家庭总有人能向其他家庭成员宣读这些格言。”这些格言至今还有约束力。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怎么会发生那些包括后来年轻红卫兵暴行在内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和缓年轻人暴躁激动的性格”。敬重老年人的美德从未中断。钱德明神父讲乾隆在1785年把192个六世同堂的家庭请来北京，他们中有4名老人超过了100岁。“皇帝给所有人都送了精美礼品，并亲自为他们写诗志贺。”在毛的中国，这些古老的传统曾被共产党继承。大家聚集在家庭里－－或街道的工作单位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警句。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一个原则，人们设法在各种委员会里实现，“年龄三结合”——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相结合。随之就产生了相对应的“性格三结合”：冲动急躁、精力旺盛和温和稳重等等性格就像在原始社会里一样被恰如其分地混合在一起了。
对老人的敬重和对祖宗的崇拜都是最高原则。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宗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从不中断来往。
这些英国人的惊讶与钦佩现已成为今天西方人的惊讶与钦佩，因为在西方，减少到只有夫妇与孩子的小家庭已成为普遍情况。而在中国，每个父系家族成员都必须相互帮助。斯当东由此得出结论——说得早了一点：“甚至不需要有医院。”这是由家族保障的社会保险，国家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家族无力互助的情况下才赈济灾民。下过，我们似乎也可把乔治爵士的话倒过来说：正是由于国家缺少资金，因而家族不得不担当这一角色。今天也还如此，正因为集体无力给农民退休金，所以农民才那样激烈地反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如果没有儿子，将来谁给养老送终？
社会团结、尊重等级、力尽孝道、崇拜祖宗：直到今天，这些儒教道德始终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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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