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二十八章 皇帝的朱笔
第二十八章 皇帝的朱笔
（1793年8月28日-31日）
徵瑞自以为得计，他把马戛尔尼8月25日交给他的那封写给高厄的信寄给了朝廷，而不是寄给收信人。皇帝估量了这一失策的影响：这等于让那600名只求起锚开船的夷人推迟行期。当皇帝发现这个盐政又一次未同他的同事商议就一人作主时，怒不可遏，大发雷霆。8月28日，和珅写了一封措词非常严厉的信，这3个伙伴30日收到此信，他们一定出了一身冷汗，因为皇帝的怒气向他们发来。
朱墨
此信有皇帝的印记：信是由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旁边有皇帝的朱笔批示。他们在这朱墨前叩了九次头，就像皇帝陛下当面斥责他们一样。
和珅在信中首先提到徵瑞上次奏章中的主要一点：“船内众人不服水土，可令先回本国。”这是高厄的希望，也是马戛尔尼的意见，但徵瑞没有向朝廷报告他是如何答复贡使的，也未说他是否作了答复。皇帝对这个漏洞用朱笔批道：“奏章中只字未提。”
和珅继续写道，徵瑞在这个问题上一声不吭是否意味着他认为停泊在舟山的船队不必马上出发。他是否认为应该等所有的夷人一起出发？可怕的朱笔批道：“糊涂已极！”中堂命令把贡使的要求尽快寄给巡抚长麟，让停泊在舟山的船队立即起航。
“应该想到，船队官役人等不下六七百人。他们滞留在浙江，开销很大。既然他们自己愿意先回去，为何不想省这笔钱呢？”皇帝现在算钱了：当初他发现英国人主要吃肉时，难道他不是曾传谕别给他们太多的大米和面粉吗？
信最后警告金简、伊龄阿和徵瑞：没有他们3个人共同签署就寄来的奏折暴露了他们3人之间不能允许的矛盾。他们3人是一起被任命陪同进贡使团的：他们应该合作！“朕又节次降旨令3人会商，何以此折仪系徵瑞一人列名单奏？或徵瑞以钦差自居，遂尔目无金简、伊龄同，不与会衔；或金简、伊龄阿因徵瑞条内务府司员，不屑与之联衔。”
朝廷用最严厉的言词指责“此等卑鄙之见”，“实属内务府下贱习气”。通过对这3名不称职的高级官员的斥责，整个内务府都受到了辱骂。
一场家庭纠纷
尽管这3名高级官员并不知道皇帝发怒的全部情况。但我们从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信中的批示了解到皇帝盛怒的痕迹。通过这些朱笔批示，我们看到了乾隆与他宠臣之间的内部纠纷。
显然天子感到厌烦了。朝廷里每个人都因此而遭殃。和珅作为信的起草人也受到皇帝的指责。由于他在“遵旨”前面只写金简一个人的名字，乾隆便指责和珅：“这次，你忘了伊龄阿和徵瑞，你怎么会这么糊涂？”
3名陪同官员不大可能知道皇帝对中堂如此严厉的批评、因为那是不符合天朝规矩的。但应该知道，皇帝朱批的信是寄给收信人的，收信人收到信后就抄录下来，并立即将原件寄回皇帝。皇帝还可以在信件上再作批示，所以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天子发了两次脾气。
这位83岁的君主在他鞑靼区的行宫里低声抱怨英国使团——原来为他的寿辰所献的花束已变成一团扎人的刺了。徵瑞使官僚机器的运转发生了故障。他离开了盐政和海关就成了草包一只：这就是和珅在8月16日对徵瑞恶意的嘲讽。徵瑞的无能破坏了像钟表机械那样精密的指挥系统。
不过我们今天知道，马戛尔尼认大沽到热河之所以由一名普通的盐政官员陪同，那全是皇帝的有意安排，也是皇帝非常讲究儒教级别思想的缘故。不应该让马戛尔尼因有像直隶总督那么重要的官员陪同而沾沾自喜：“该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皇帝想通过把英国人交给一个盐官来打掉他们的威风。可结果未能如愿：徵瑞是个蠢材。
皇帝的怒气一封信比一封信厉害。在平时说话微妙的官僚阶层里竟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盐政司有幸出了一个如此愚蠢的官员。”“所奏糊涂已极。”“所有不令先回一节，更属不成事体。”皇帝呵斥徵瑞的同时，金简和伊龄阿也挨了骂。“至昨奏到之折系徵瑞一人出名单奏，殊事可解。实属拘泥糊涂，可鄙、可笑。”
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
和珅再次进行斥责。他向有关的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事。这是一种特有的方法：在中国，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承认的，它应该使下属产生犯罪感。对于某些官吏说来，有做错事的想法比“客观上”做了错事更要严重。和珅作为皇帝的发言人，对谁都不客气。他指责金简和伊龄阿“可鄙”、“可笑”、“可恨”。
朝廷与这3名官员之间的信件交换可以这么无限止地继续下去：每次，一方引用对方的话，一方将对方的话进行轻蔑的指责，另一方则表现得惶恐不安。直到大约9月2日，皇帝在3个犯错误者前一天寄出的奏折上朱笔批示后这场争执才暂告结束：“亦不值向汝等烦言矣。”这也许既是针对这3名官员，也是针对内阁大学士的。
官僚主义产生如此荒谬的效果，这并不罕见。处于等级制度低层的官员的主动性被高层官员扼杀，高层官员反过来又像失去冷静的高雅人士那样激烈地指责低层官员无所事事。乾隆没有因为替他效劳的人的疏忽而上当，这第一号中国人似乎瞬间清醒了，走出自我陶醉的孤立状态；而整个中国民族一直被一个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制度封闭在这种状态之中。
中国方面远比英国方面紧张。由于制度僵硬的关系，中国人患有宗派思想，打钮扣战。而对方，英国人由于身处如此陌生的环境，加强内部团结。“Right or wrong，my country．”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应该对付的威胁。尽管他们失望、疲惫而且有点恼火，但在我们的史料中找不到他们间有任何真正不和的证据。
不可抗拒的恐惧
皇帝的怒气平息了，但不幸的徵瑞还没有吃完苦头：夷人真不会做人。
的确，英使在8月29日交给徵瑞一份曾说起过的有关礼节的照会：要坏事了。
因为这份照会而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徵瑞一个人。马戛尔尼曾为把这份照会译成中文而到处找翻译，但却没找到：中国官吏、欧洲传教士、甚至他自己的满族翻译，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一件如此重大的国事中去。有的官员做事不慎，只因为同意为一个夷人向朝廷转呈违背礼仪的信件而被“打板子”、蹲班房，甚至砍脑袋。这类事难道还少吗？洪仁辉不是就经历过这种不幸的遭遇吗？最后，罗广祥神父同意翻译照会，但不誊写，甚至也不愿借他的秘书。风险实在太大了。
幸亏马戛尔尼还有小斯当东。他现在已能凑合着写汉字。据斯当东和安德逊说，这份照会的翻译与誊写过程真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广样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最后誉写照会就只得靠一个伦敦的孩子来完成了。
既然全国上下都惧伯任何与传统习惯不严格相符的首创精神，那么中国的发展除了通过危机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途径吗？马戛尔尼写道：“对传统习惯是否有效不经过认真研究而近乎迷信地盲目赞同，这就是中国的主要特征。”
“赞同”：马戛尔尼本可以说那是对神的恐惧。滑稽、残酷和重要的插曲，这概括了英国使团整个活动。
马戛尔尼在这份令人如此惧怕的照会里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一名和他级别相等的中国官员在乔治三世画像前就像他在乾隆皇帝面前一样施礼。两人同时分别在东西方最高君主面前叩头。
徵瑞读了照会后脸色阴沉。把两国君主等同起来是荒谬的：世上只有一个皇帝，他就是天子。其他国家的君主都只是些小国王而已。王和乔兴高采烈地建议马上就施礼：这毕竟是让贡使叩头的一种办法。马戛尔尼劝他们不要着急，他很清楚，没有皇帝的赞同，他们在乔治三世肖像前的叩头没有任何意义。
马戛尔尼是否想到徵瑞直言不讳的看法是对的？他是否估计到：即使通过一名官员出面，皇帝也永远不会同意英王与他地位相等呢？不过，马戛尔尼虽然预料到困难重重，他仍继续按既定方针办。
皇帝反复强调说：“我们应该使这些英国人敬服：向他们展示我国本制的效率及文明的优越性。”这是以后两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另一个永恒不变的因素。即使是吃了败仗，天朝优越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我听说夷人在他们的信函和文章中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叫做皇帝，并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1867年，即火烧圆明园7年以后，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还这么写。
马戛尔尼由于太不了解这种官方语言因而抓不住要害。他不知道徵瑞之所以被选上负责接待英国使团，正是由于官职卑下。他却以为，既然徵瑞有幸奉旨接待尊敬的英王陛下的使节，那他的级别一定很高。2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了解中英双方的用意——我们比他们自己还了解得更清楚，因为我们掌握他们双方的隐秘。不仅如此，我们还掌握历史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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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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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瑞自以为得计，他把马戛尔尼8月25日交给他的那封写给高厄的信寄给了朝廷，而不是寄给收信人。皇帝估量了这一失策的影响：这等于让那600名只求起锚开船的夷人推迟行期。当皇帝发现这个盐政又一次未同他的同事商议就一人作主时，怒不可遏，大发雷霆。8月28日，和珅写了一封措词非常严厉的信，这3个伙伴30日收到此信，他们一定出了一身冷汗，因为皇帝的怒气向他们发来。
朱墨
此信有皇帝的印记：信是由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旁边有皇帝的朱笔批示。他们在这朱墨前叩了九次头，就像皇帝陛下当面斥责他们一样。
和珅在信中首先提到徵瑞上次奏章中的主要一点：“船内众人不服水土，可令先回本国。”这是高厄的希望，也是马戛尔尼的意见，但徵瑞没有向朝廷报告他是如何答复贡使的，也未说他是否作了答复。皇帝对这个漏洞用朱笔批道：“奏章中只字未提。”
和珅继续写道，徵瑞在这个问题上一声不吭是否意味着他认为停泊在舟山的船队不必马上出发。他是否认为应该等所有的夷人一起出发？可怕的朱笔批道：“糊涂已极！”中堂命令把贡使的要求尽快寄给巡抚长麟，让停泊在舟山的船队立即起航。
“应该想到，船队官役人等不下六七百人。他们滞留在浙江，开销很大。既然他们自己愿意先回去，为何不想省这笔钱呢？”皇帝现在算钱了：当初他发现英国人主要吃肉时，难道他不是曾传谕别给他们太多的大米和面粉吗？
信最后警告金简、伊龄阿和徵瑞：没有他们3个人共同签署就寄来的奏折暴露了他们3人之间不能允许的矛盾。他们3人是一起被任命陪同进贡使团的：他们应该合作！“朕又节次降旨令3人会商，何以此折仪系徵瑞一人列名单奏？或徵瑞以钦差自居，遂尔目无金简、伊龄同，不与会衔；或金简、伊龄阿因徵瑞条内务府司员，不屑与之联衔。”
朝廷用最严厉的言词指责“此等卑鄙之见”，“实属内务府下贱习气”。通过对这3名不称职的高级官员的斥责，整个内务府都受到了辱骂。
一场家庭纠纷
尽管这3名高级官员并不知道皇帝发怒的全部情况。但我们从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信中的批示了解到皇帝盛怒的痕迹。通过这些朱笔批示，我们看到了乾隆与他宠臣之间的内部纠纷。
显然天子感到厌烦了。朝廷里每个人都因此而遭殃。和珅作为信的起草人也受到皇帝的指责。由于他在“遵旨”前面只写金简一个人的名字，乾隆便指责和珅：“这次，你忘了伊龄阿和徵瑞，你怎么会这么糊涂？”
3名陪同官员不大可能知道皇帝对中堂如此严厉的批评、因为那是不符合天朝规矩的。但应该知道，皇帝朱批的信是寄给收信人的，收信人收到信后就抄录下来，并立即将原件寄回皇帝。皇帝还可以在信件上再作批示，所以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天子发了两次脾气。
这位83岁的君主在他鞑靼区的行宫里低声抱怨英国使团——原来为他的寿辰所献的花束已变成一团扎人的刺了。徵瑞使官僚机器的运转发生了故障。他离开了盐政和海关就成了草包一只：这就是和珅在8月16日对徵瑞恶意的嘲讽。徵瑞的无能破坏了像钟表机械那样精密的指挥系统。
不过我们今天知道，马戛尔尼认大沽到热河之所以由一名普通的盐政官员陪同，那全是皇帝的有意安排，也是皇帝非常讲究儒教级别思想的缘故。不应该让马戛尔尼因有像直隶总督那么重要的官员陪同而沾沾自喜：“该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皇帝想通过把英国人交给一个盐官来打掉他们的威风。可结果未能如愿：徵瑞是个蠢材。
皇帝的怒气一封信比一封信厉害。在平时说话微妙的官僚阶层里竟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盐政司有幸出了一个如此愚蠢的官员。”“所奏糊涂已极。”“所有不令先回一节，更属不成事体。”皇帝呵斥徵瑞的同时，金简和伊龄阿也挨了骂。“至昨奏到之折系徵瑞一人出名单奏，殊事可解。实属拘泥糊涂，可鄙、可笑。”
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
和珅再次进行斥责。他向有关的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事。这是一种特有的方法：在中国，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承认的，它应该使下属产生犯罪感。对于某些官吏说来，有做错事的想法比“客观上”做了错事更要严重。和珅作为皇帝的发言人，对谁都不客气。他指责金简和伊龄阿“可鄙”、“可笑”、“可恨”。
朝廷与这3名官员之间的信件交换可以这么无限止地继续下去：每次，一方引用对方的话，一方将对方的话进行轻蔑的指责，另一方则表现得惶恐不安。直到大约9月2日，皇帝在3个犯错误者前一天寄出的奏折上朱笔批示后这场争执才暂告结束：“亦不值向汝等烦言矣。”这也许既是针对这3名官员，也是针对内阁大学士的。
官僚主义产生如此荒谬的效果，这并不罕见。处于等级制度低层的官员的主动性被高层官员扼杀，高层官员反过来又像失去冷静的高雅人士那样激烈地指责低层官员无所事事。乾隆没有因为替他效劳的人的疏忽而上当，这第一号中国人似乎瞬间清醒了，走出自我陶醉的孤立状态；而整个中国民族一直被一个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制度封闭在这种状态之中。
中国方面远比英国方面紧张。由于制度僵硬的关系，中国人患有宗派思想，打钮扣战。而对方，英国人由于身处如此陌生的环境，加强内部团结。“Right or wrong，my country．”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应该对付的威胁。尽管他们失望、疲惫而且有点恼火，但在我们的史料中找不到他们间有任何真正不和的证据。
不可抗拒的恐惧
皇帝的怒气平息了，但不幸的徵瑞还没有吃完苦头：夷人真不会做人。
的确，英使在8月29日交给徵瑞一份曾说起过的有关礼节的照会：要坏事了。
因为这份照会而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徵瑞一个人。马戛尔尼曾为把这份照会译成中文而到处找翻译，但却没找到：中国官吏、欧洲传教士、甚至他自己的满族翻译，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一件如此重大的国事中去。有的官员做事不慎，只因为同意为一个夷人向朝廷转呈违背礼仪的信件而被“打板子”、蹲班房，甚至砍脑袋。这类事难道还少吗？洪仁辉不是就经历过这种不幸的遭遇吗？最后，罗广祥神父同意翻译照会，但不誊写，甚至也不愿借他的秘书。风险实在太大了。
幸亏马戛尔尼还有小斯当东。他现在已能凑合着写汉字。据斯当东和安德逊说，这份照会的翻译与誊写过程真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广样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最后誉写照会就只得靠一个伦敦的孩子来完成了。
既然全国上下都惧伯任何与传统习惯不严格相符的首创精神，那么中国的发展除了通过危机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途径吗？马戛尔尼写道：“对传统习惯是否有效不经过认真研究而近乎迷信地盲目赞同，这就是中国的主要特征。”
“赞同”：马戛尔尼本可以说那是对神的恐惧。滑稽、残酷和重要的插曲，这概括了英国使团整个活动。
马戛尔尼在这份令人如此惧怕的照会里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一名和他级别相等的中国官员在乔治三世画像前就像他在乾隆皇帝面前一样施礼。两人同时分别在东西方最高君主面前叩头。
徵瑞读了照会后脸色阴沉。把两国君主等同起来是荒谬的：世上只有一个皇帝，他就是天子。其他国家的君主都只是些小国王而已。王和乔兴高采烈地建议马上就施礼：这毕竟是让贡使叩头的一种办法。马戛尔尼劝他们不要着急，他很清楚，没有皇帝的赞同，他们在乔治三世肖像前的叩头没有任何意义。
马戛尔尼是否想到徵瑞直言不讳的看法是对的？他是否估计到：即使通过一名官员出面，皇帝也永远不会同意英王与他地位相等呢？不过，马戛尔尼虽然预料到困难重重，他仍继续按既定方针办。
皇帝反复强调说：“我们应该使这些英国人敬服：向他们展示我国本制的效率及文明的优越性。”这是以后两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另一个永恒不变的因素。即使是吃了败仗，天朝优越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我听说夷人在他们的信函和文章中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叫做皇帝，并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1867年，即火烧圆明园7年以后，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还这么写。
马戛尔尼由于太不了解这种官方语言因而抓不住要害。他不知道徵瑞之所以被选上负责接待英国使团，正是由于官职卑下。他却以为，既然徵瑞有幸奉旨接待尊敬的英王陛下的使节，那他的级别一定很高。2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了解中英双方的用意——我们比他们自己还了解得更清楚，因为我们掌握他们双方的隐秘。不仅如此，我们还掌握历史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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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