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三十九章 鞑靼皇帝
第三十九章 鞑靼皇帝
（1793年9月17日）
在热河，满族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清朝是靠互相支持的两大系统来控制帝国的：一是司武的鞑靼世袭贵族，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汉族文职官员。我们这批英国人在鞑靼中心逗留时，对这种延续了3个世纪的奇特现象比别的游客更印象深刻。
马戛尔尼接见过一个名叫博达望（音译）的年轻鞑靼贵族，帽子上饰有红顶子和双眼花翎，他自豪地谈到了本朝的来历。按他的说法，皇上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代，元朝征服了中国，并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被明朝推翻。同马戛尔尼一起被宴请的鞑靼亲王都是各部落首领，他们都能招兵，称之为“旗”。
满洲贵族打仗是爱用弓。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乾隆爱用的武器也是弓。”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下地放枪更加令人激动。高贵的武器打高贵的猎物。猎人与猎物的运气是相等的。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了鞑靼这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马戛尔尼指出的满人与汉人间无法清除的差别，在不同的省份的汉人中是否也存在呢？每个省都有自己固执的特性。古伯察神父说：“存在于中国18个省间的差别就像欧洲多国间的差别一样大。”直到今天，出生在台湾的青年人在正式场合还被看成是他们父母所来的那个大陆省的人。甚至到了法国，北京来的中国人也很难与语言不通的广东人交往。帝国庞大的结果就是产生这种地方主义。但汉人总感到属于同一种文明，同一个祖国，而把满族统治者看成是外国的暴政。
马戛尔尼没有提到的是：满人在以铁腕统治中国的同时，自己却逐步地在汉化。他们接受了汉人的文字和儒家文化，最后竟放弃自己的语言。就像贺拉斯所说的征服了罗马之后的希腊一样，被征服的中国又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1911年革命之后，满人融化在汉人之中。出于谨慎，为了保证个人生存，最好放弃集体生存。直至1979年，才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满人。
马戛尔尼忽视了的汉化现象，却被巴罗和赫脱南夸大了。但他们还是搜集到许多暗地里互相仇恨的例证。这仇恨激起地方上的反抗。60年之后，它又引发了一场导致大量死亡的太平天国运动。
馅儿饼
巴罗认为满人的做法堪称“政治上的杰作，这对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为树立起自己的影响，他们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被汉人召来镇压一场造反运动的满人把自己的头头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们采用了中央帝国和天
朝的官僚体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们仅限于强迫别人留他们那令人屈辱的发式：头剃光但留一条辫子——后来汉人把辫子塞在帽内，并一有造反行动就把它剪掉。
巴罗和赫脱南认为，鉴于蒙古人的不幸榜样，满人得出了放弃武力和宗派主义的结论。“鞑靼人宁愿把文职授于最精明的汉人，而不给本族人。他们学习当地语言，鼓励迷信活动。似乎战败者的文明战胜了野蛮的征服者……满人与汉人通婚……总之，他们不惜一切促使两个民族合成一个。”
然而，“随着鞑靼人势力增大，他们就越来越对汉人不客气了。”英国人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统治者的鞑靼民族，“他们把所有要职和应由可靠者担任的职位都留给了自己”。“尽管在宫内还讲汉语，但很可能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骄傲，最终会用他们的方言来取代汉语。”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全是错的。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巴罗对重大职务分配的描述也是夸大其词的；一般遵守着均等原则：一个鞑靼人对一个汉人。当然这掩饰了一种极不均等的现象。30万人口的满人对3亿汉人：这是马略的馅儿饼的原则：一匹马，一张馅儿饼。
当我们这些旅行者企图概括或探测未来时，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正确的。与他们的看法相反，最初满人表现得十分野蛮，慢慢地汉文化才占了上风。
当然，他们的诊断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汉人中酝酿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鞑靼人在公开场合的专横语气可以解释这种不满的缘由。汉人若想谋个一官半职，就必须保持沉默，但内心深处所有汉人都一致仇恨鞑靼人”。
但他们的预言却完全错了！英国人以为鞑靼人最终会制服汉人。然而，就在前者以为自己永远是统治者的时候，可能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没有任何人能预感到这个大转变，因为任何人都未估计到被整个民族所保护的文化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日益活跃的
秘密会社越来越想赶走满人，恢复一个真正的汉人帝国。最终鞑靼人被赶走了，但帝国也不复存在。1911年，这是个多大的报复呀！满人一下都销声匿迹了！农民希望很快恢复明朝。然而明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崩溃的。革命很少能达到大家期待的目标。
相反，英国人猜测这个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将会成为以后的第三世界的中心，这点他们倒是看对了。
“呀，这个鞑靼人”
总之，当英国人不在预言而是在写自己的见闻时，大家可以相信他们。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他担心巴罗还想学汉文就对他说：“人的一生也学不会它”。
斯当东写了15页的文章来谈汉语官话与它的不利因素，黑格尔对此印象深刻，他由此得出了两个有影响的观点。第一个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汉语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极大障碍。”第二种说法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是向世界开放贸易促使了拼音文字的需要和诞生。”它的发明者腓尼基人不就是首批大商人吗？一旦要进行思想传播和交流时，就需要有灵便的工具。后者又帮助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巴罗笔下的鞑靼王子，不管多么不开化，他也感到了汉字会使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英国人觉得这种语言同拉丁字母的简洁以及代数语言的丰富抽象能力相差甚远。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如果说鞑靼人轻视汉人，汉人虽然不得不顺从，但心里也瞧不起他们。在汉人看来，鞑靼人与野蛮人同出一辙。赫脱南记下了类似的观点：“在中国，鞑靼一词就指粗野。一次，一个英国人说牙疼，一位汉族官员问他为什么不去请牙医止止疼？英国人”回答说：‘去了，他想把我那颗疼的牙拔掉’，‘呀，这个鞑靼人！’这位官员叫了出来。”
对藏着的神的崇拜
马可波罗已经描写过忽必烈“每年为庆贺寿辰组织的庆贺活动——这是一年中除新年之外的最大节日”。马戛尔尼没有很好地读这篇文章，他开始理解他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是为了衬托节日气氛，而鞑靼人和汉人却把这点看成是他这次使命的真正目的。
9月17日，英国人被邀参加一次奇怪的仪式。神藏着的神圣仪式。
清晨3点，大使和随行人员由王大人、乔大人陪同去皇宫，在那里让他们喝着饮料，吃着水果，饮着茶和热奶，等了好几个小时。庆典在花园里举行，所有王公大臣部穿着礼服在皇宫前列好队。
这次，皇帝自始至终不露面，他藏在屏风后面。“我推想，他从那里能毫无顾忌地一直看着我们。所有眼睛都朝向设想中皇帝坐着的那个地方。”鼓声震天，钟声四起，一阵寂静之后，又响起了音乐声。对于一路上听惯并演奏韩德尔和普塞尔乐曲的使团的德国音乐家的耳朵来说，中国音乐实在令人吃惊。演奏的所有价值就是用钹、锣、喇叭和一些弦乐器奏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们没有任何对位与和音的概念。
官员们都不知在忙些什么，似乎在准备某个重大的戏剧性变化（法语）。一会儿乐声四起，一会儿又寂静无声。最后乐队和合唱队发出了最大的音量。全体官员朝着“看不见的尼布甲尼撒下跪叩头”。
尼布甲尼撒？3天中事情竟变得那么坏！14日，马戛尔尼这样记着：“我见到了光荣辉煌的所罗门。”语气里带着挖苦，怨恨中带点苦涩。好像他预料到《实录》里会用这样的字句来记载他9月17日出席庆典的事：“……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并缅甸国、英咭利国使臣等，行庆贺礼。”14日他还以为是特意为他安排的觐见；17日庆典时，他竟被列到满人、蒙古人与缅甸人之后！
鞭打红布的秘密
英国人惊愕地见到了另一个奇怪的仪式。地上铺着一块巨大的红布，每个角上站着一名手执鞭子的人。当大家猜测皇帝已登上御座时，这些人就间歇着用鞭子抽打红布9次：每抽3次，执鞭人就放下鞭子，几分钟后拿起来再抽。没有人能向赫脱南解释这仪式的含义。
也没有任何汉学家能向我解释这件事。还是古代历史提供了线索。当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巡幸湘山时，一阵狂风阻挡他过长江。皇帝大怒，下令伐尽湘山上的树木，又让人把山涂成红色，就像在处决弑君者之前先给他披上红褂子一样。那鞭子呢？暴雨冲垮了亚洲另一个专制君主的舰队，他命令鞭责浪涛以示惩罚。可能热河的红布象征受到鞭答惩罚并被征服了的敌对势力……除非只是单纯地命令大家静下来。
叩头
有人为马戛尔尼翻译了为皇帝寿辰写的颂词中的迭句：“叩头，叩头，天下百姓，向伟大的乾隆叩头。”他又仔细地作了补充：“每当念到这句话时，除了英国人外，所有在场的人都下跪叩头。”在成百名用头捣地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只用单腿跪地，这种场面实在太令人吃惊了。这些异教徒们！因为，他们的这种轻蔑的态度让中国各处的百姓感到愤慨。那天、在帝国的所有庙中，在大部分家里都在“万岁爷的祝寿牌前”放上了供品。
马戛尔尼越观察这种虔诚行为，对这虔诚的民族的评价就越低。不仅是他一人如此。他的表弟温德写道：“这仪式不像是臣民在御座下拜见君主，而像是在拜神。”拜寿仪式结束，大家都走了。“我想没有任何大臣接近过皇帝，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起离开的”。这位君王当天一直未露面。毛的做法并不是独创，他始终作为人民群众无法接近的英雄而深居简出。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乾隆与上天单独相处，只有他的后代有点时间可以接近他。两年前，他写道“时值八十又一万寿，阳光普照，上苍赐福。雨顺风调，五谷丰登。邀四代皇子皇孙弯弓比武，竟有八岁五射三中，喜而赏黄褂。愿百姓永沐天恩。”
我们从档案中获悉，同一天，英国国王陛下的舰队在舟山，也一艘船一艘船地轮着被邀请参加这种表示崇敬的活动。9月17日，知府克什纳报告说：“该夷官率领众夷人在船头恭设香案，望阈行礼，恭祝万岁。当经运使阿林保等传旨赏给牛羊果面等物。该夷等领受，又复行礼谢恩，甚为诚敬”。
在“狮子”号的航海日记上，我们读到的文字则更简练：“从下层甲板上发礼炮21响，为中国皇帝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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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9月17日）
在热河，满族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清朝是靠互相支持的两大系统来控制帝国的：一是司武的鞑靼世袭贵族，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汉族文职官员。我们这批英国人在鞑靼中心逗留时，对这种延续了3个世纪的奇特现象比别的游客更印象深刻。
马戛尔尼接见过一个名叫博达望（音译）的年轻鞑靼贵族，帽子上饰有红顶子和双眼花翎，他自豪地谈到了本朝的来历。按他的说法，皇上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代，元朝征服了中国，并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被明朝推翻。同马戛尔尼一起被宴请的鞑靼亲王都是各部落首领，他们都能招兵，称之为“旗”。
满洲贵族打仗是爱用弓。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乾隆爱用的武器也是弓。”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下地放枪更加令人激动。高贵的武器打高贵的猎物。猎人与猎物的运气是相等的。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了鞑靼这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马戛尔尼指出的满人与汉人间无法清除的差别，在不同的省份的汉人中是否也存在呢？每个省都有自己固执的特性。古伯察神父说：“存在于中国18个省间的差别就像欧洲多国间的差别一样大。”直到今天，出生在台湾的青年人在正式场合还被看成是他们父母所来的那个大陆省的人。甚至到了法国，北京来的中国人也很难与语言不通的广东人交往。帝国庞大的结果就是产生这种地方主义。但汉人总感到属于同一种文明，同一个祖国，而把满族统治者看成是外国的暴政。
马戛尔尼没有提到的是：满人在以铁腕统治中国的同时，自己却逐步地在汉化。他们接受了汉人的文字和儒家文化，最后竟放弃自己的语言。就像贺拉斯所说的征服了罗马之后的希腊一样，被征服的中国又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1911年革命之后，满人融化在汉人之中。出于谨慎，为了保证个人生存，最好放弃集体生存。直至1979年，才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满人。
马戛尔尼忽视了的汉化现象，却被巴罗和赫脱南夸大了。但他们还是搜集到许多暗地里互相仇恨的例证。这仇恨激起地方上的反抗。60年之后，它又引发了一场导致大量死亡的太平天国运动。
馅儿饼
巴罗认为满人的做法堪称“政治上的杰作，这对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为树立起自己的影响，他们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被汉人召来镇压一场造反运动的满人把自己的头头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们采用了中央帝国和天
朝的官僚体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们仅限于强迫别人留他们那令人屈辱的发式：头剃光但留一条辫子——后来汉人把辫子塞在帽内，并一有造反行动就把它剪掉。
巴罗和赫脱南认为，鉴于蒙古人的不幸榜样，满人得出了放弃武力和宗派主义的结论。“鞑靼人宁愿把文职授于最精明的汉人，而不给本族人。他们学习当地语言，鼓励迷信活动。似乎战败者的文明战胜了野蛮的征服者……满人与汉人通婚……总之，他们不惜一切促使两个民族合成一个。”
然而，“随着鞑靼人势力增大，他们就越来越对汉人不客气了。”英国人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统治者的鞑靼民族，“他们把所有要职和应由可靠者担任的职位都留给了自己”。“尽管在宫内还讲汉语，但很可能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骄傲，最终会用他们的方言来取代汉语。”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全是错的。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巴罗对重大职务分配的描述也是夸大其词的；一般遵守着均等原则：一个鞑靼人对一个汉人。当然这掩饰了一种极不均等的现象。30万人口的满人对3亿汉人：这是马略的馅儿饼的原则：一匹马，一张馅儿饼。
当我们这些旅行者企图概括或探测未来时，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正确的。与他们的看法相反，最初满人表现得十分野蛮，慢慢地汉文化才占了上风。
当然，他们的诊断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汉人中酝酿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鞑靼人在公开场合的专横语气可以解释这种不满的缘由。汉人若想谋个一官半职，就必须保持沉默，但内心深处所有汉人都一致仇恨鞑靼人”。
但他们的预言却完全错了！英国人以为鞑靼人最终会制服汉人。然而，就在前者以为自己永远是统治者的时候，可能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没有任何人能预感到这个大转变，因为任何人都未估计到被整个民族所保护的文化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日益活跃的
秘密会社越来越想赶走满人，恢复一个真正的汉人帝国。最终鞑靼人被赶走了，但帝国也不复存在。1911年，这是个多大的报复呀！满人一下都销声匿迹了！农民希望很快恢复明朝。然而明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崩溃的。革命很少能达到大家期待的目标。
相反，英国人猜测这个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将会成为以后的第三世界的中心，这点他们倒是看对了。
“呀，这个鞑靼人”
总之，当英国人不在预言而是在写自己的见闻时，大家可以相信他们。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他担心巴罗还想学汉文就对他说：“人的一生也学不会它”。
斯当东写了15页的文章来谈汉语官话与它的不利因素，黑格尔对此印象深刻，他由此得出了两个有影响的观点。第一个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汉语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极大障碍。”第二种说法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是向世界开放贸易促使了拼音文字的需要和诞生。”它的发明者腓尼基人不就是首批大商人吗？一旦要进行思想传播和交流时，就需要有灵便的工具。后者又帮助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巴罗笔下的鞑靼王子，不管多么不开化，他也感到了汉字会使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英国人觉得这种语言同拉丁字母的简洁以及代数语言的丰富抽象能力相差甚远。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如果说鞑靼人轻视汉人，汉人虽然不得不顺从，但心里也瞧不起他们。在汉人看来，鞑靼人与野蛮人同出一辙。赫脱南记下了类似的观点：“在中国，鞑靼一词就指粗野。一次，一个英国人说牙疼，一位汉族官员问他为什么不去请牙医止止疼？英国人”回答说：‘去了，他想把我那颗疼的牙拔掉’，‘呀，这个鞑靼人！’这位官员叫了出来。”
对藏着的神的崇拜
马可波罗已经描写过忽必烈“每年为庆贺寿辰组织的庆贺活动——这是一年中除新年之外的最大节日”。马戛尔尼没有很好地读这篇文章，他开始理解他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是为了衬托节日气氛，而鞑靼人和汉人却把这点看成是他这次使命的真正目的。
9月17日，英国人被邀参加一次奇怪的仪式。神藏着的神圣仪式。
清晨3点，大使和随行人员由王大人、乔大人陪同去皇宫，在那里让他们喝着饮料，吃着水果，饮着茶和热奶，等了好几个小时。庆典在花园里举行，所有王公大臣部穿着礼服在皇宫前列好队。
这次，皇帝自始至终不露面，他藏在屏风后面。“我推想，他从那里能毫无顾忌地一直看着我们。所有眼睛都朝向设想中皇帝坐着的那个地方。”鼓声震天，钟声四起，一阵寂静之后，又响起了音乐声。对于一路上听惯并演奏韩德尔和普塞尔乐曲的使团的德国音乐家的耳朵来说，中国音乐实在令人吃惊。演奏的所有价值就是用钹、锣、喇叭和一些弦乐器奏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们没有任何对位与和音的概念。
官员们都不知在忙些什么，似乎在准备某个重大的戏剧性变化（法语）。一会儿乐声四起，一会儿又寂静无声。最后乐队和合唱队发出了最大的音量。全体官员朝着“看不见的尼布甲尼撒下跪叩头”。
尼布甲尼撒？3天中事情竟变得那么坏！14日，马戛尔尼这样记着：“我见到了光荣辉煌的所罗门。”语气里带着挖苦，怨恨中带点苦涩。好像他预料到《实录》里会用这样的字句来记载他9月17日出席庆典的事：“……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并缅甸国、英咭利国使臣等，行庆贺礼。”14日他还以为是特意为他安排的觐见；17日庆典时，他竟被列到满人、蒙古人与缅甸人之后！
鞭打红布的秘密
英国人惊愕地见到了另一个奇怪的仪式。地上铺着一块巨大的红布，每个角上站着一名手执鞭子的人。当大家猜测皇帝已登上御座时，这些人就间歇着用鞭子抽打红布9次：每抽3次，执鞭人就放下鞭子，几分钟后拿起来再抽。没有人能向赫脱南解释这仪式的含义。
也没有任何汉学家能向我解释这件事。还是古代历史提供了线索。当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巡幸湘山时，一阵狂风阻挡他过长江。皇帝大怒，下令伐尽湘山上的树木，又让人把山涂成红色，就像在处决弑君者之前先给他披上红褂子一样。那鞭子呢？暴雨冲垮了亚洲另一个专制君主的舰队，他命令鞭责浪涛以示惩罚。可能热河的红布象征受到鞭答惩罚并被征服了的敌对势力……除非只是单纯地命令大家静下来。
叩头
有人为马戛尔尼翻译了为皇帝寿辰写的颂词中的迭句：“叩头，叩头，天下百姓，向伟大的乾隆叩头。”他又仔细地作了补充：“每当念到这句话时，除了英国人外，所有在场的人都下跪叩头。”在成百名用头捣地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只用单腿跪地，这种场面实在太令人吃惊了。这些异教徒们！因为，他们的这种轻蔑的态度让中国各处的百姓感到愤慨。那天、在帝国的所有庙中，在大部分家里都在“万岁爷的祝寿牌前”放上了供品。
马戛尔尼越观察这种虔诚行为，对这虔诚的民族的评价就越低。不仅是他一人如此。他的表弟温德写道：“这仪式不像是臣民在御座下拜见君主，而像是在拜神。”拜寿仪式结束，大家都走了。“我想没有任何大臣接近过皇帝，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起离开的”。这位君王当天一直未露面。毛的做法并不是独创，他始终作为人民群众无法接近的英雄而深居简出。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乾隆与上天单独相处，只有他的后代有点时间可以接近他。两年前，他写道“时值八十又一万寿，阳光普照，上苍赐福。雨顺风调，五谷丰登。邀四代皇子皇孙弯弓比武，竟有八岁五射三中，喜而赏黄褂。愿百姓永沐天恩。”
我们从档案中获悉，同一天，英国国王陛下的舰队在舟山，也一艘船一艘船地轮着被邀请参加这种表示崇敬的活动。9月17日，知府克什纳报告说：“该夷官率领众夷人在船头恭设香案，望阈行礼，恭祝万岁。当经运使阿林保等传旨赏给牛羊果面等物。该夷等领受，又复行礼谢恩，甚为诚敬”。
在“狮子”号的航海日记上，我们读到的文字则更简练：“从下层甲板上发礼炮21响，为中国皇帝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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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