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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天气转阴
（1793年9月19日-25日）
庆祝活动结束，9月18日，王大人建议勋爵21日动身返回北京，以便赶在皇帝之前到达。
马戛尔尼还想给和珅送一份照会，提出种种要求：让马金托什舰长重返停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允许此船运载茶叶或其它货物；允许军官从事个人经商活动；希望安纳和拉弥尔特神父得到较好的安排。他本人则希望能自由地与广州联系。斯当东诉苦说：“使团无法与外界作最必要的联系。”对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外交官的首要特权就是通信自由不可侵犯，中国人对这点毫不在意。谁也不愿抄这份照会，只好让托马斯来写。
这封信怎么送走呢？马戛尔尼不能把这一使命托付给徵瑞。王和乔拒绝插手属于鞑靼人的事务。马戛尔尼在日记中用法文写道：“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最后他把任务交给了李神父。托马斯是这样记载的：20日，星期四，李先生带着由我用中文抄写的照会去阁老家。这位使者躲过了警卫的监视，试图进入和珅府内。因为他穿着欧洲人的服装，结果被一群人截住，受到了责骂，他挣扎着闯出了一条路，受到和珅的一名秘书接见，后者答应把信件转上去。
晚上，徵瑞、王和乔大人带来了和珅的回信。他接受马戛尔尼的要求，但有一个问题除外。马金托什是随使团一起来的，应该与使团呆在一起。这也就是他寸步未让；经商的许可几个月前就下达了，只是英国人不知道而已。
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只“印度斯坦号”的船氏马金托付除了是一位远洋舰长外，还是一位对英国扩张作出有力贡献的商业冒险家。他个人参与印度贸易。他坚持要去北京是希望获得一些价值连城的信息。至少，他要去舟山，试图在那里做买卖，免得白来一趟中国。中国人的看法则不同。首先，马金托什只是个“可鄙的商人”。再说他是随团来的，所以不应同使团分开行动。此外，不应该由于他的旅行而贻误船只起程。最后应避免他随身携带任何信件。四条理由中最后一条就足以不让他走了。奇怪的是徵瑞大声念完了和珅的答复后，不高兴地拒绝留下抄件。
马戛尔尼想道：“我提的这些要求过分了吗？”和珅召见了所有的负责接待使团的官员；原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甚至还专门从监狱里提出了原广州海关监督。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马戛尔尼不得不“预测最坏的情况了”。
白人的抽泣
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英国士兵违纪事件发现后，气氛变得更为忧郁。他从一名中国士兵那里搞到了一点他已喝上了癖的烧酒。他无视马戛尔尼的诚令，就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对这名士兵的惩罚会让黑头发人高度评价英国人的纪律严明。
詹姆士立即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挨棍打。队伍集合在住宅外院，受刑人被绑在一根门柱上，当着众多的中国人，重重地挨了60棍。
据安德逊记述，这个场面让中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以讲正义、仁慈而显得高人一等的信基督教的民族会有这种作法，这与他的宗教信仰能联系在一起吗？一位中国官员这样说：“英国人太残酷，太坏了！”
我很怀疑安德逊是借中国人之口表达他对体罚的不满，至少是他的出版商孔博的不满——后者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政论作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在安德逊的书里塞进自己的思想。鞭打真的令中国人感到厌恶吗？并非如此！巴罗在同一时刻证实“所有中国人从苦力到首相都可能挨竹板打”。
巴罗的说法同安德逊的矛盾吗？不。当时的种种说法基本一致。孟德斯鸠在说中国“靠棍棒统治”时，并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学里不乏这类文章。“统制不问长短，喝令军牢5棍一换，打100棍，登时打死。”从元朝到明清，人并没有变得更有同情心。
安德逊认为，棍打有对有错。当一位中国官员命令对两位中国仆人行笞刑时，他对此一点也不愤慨：“他们趴在地上，由两名士兵按住，板子重重地落在他们的腰部。”没有落泪，也无评论。安德逊，或者孔博是这样一种人：对当地人的做法显得麻木不仁，宽宏大量，却为自己同胞的行为震惊自责，这是白种人的抽泣。
9月20日，启程的前夕，大使清点了皇帝送给国王的礼品：宫灯、丝绸、瓷器、景泰蓝全都装人带有“R”标记的箱内。装箱时，中国官员不时下跪。他们对礼品表现出无限崇敬，并非因为这些礼品是送给国王的，而因为这些都是皇帝的赠品。在中国，是送礼人的地位，而不是礼物本身的商品价值决定礼品的价值。在英国人眼里，这些礼物的商品价值几近于零。
王、乔两位大人告诉马戛尔尼返程不必走7天，只需6天就够了，因为他们带的东西要比来时少。马戛尔尼忍着没说皇帝的赠品的确不会造成行动不便。听说徵瑞要护送他回北京，而且每站都要拜会他，对此他并不高兴。
1793年9月21日，特使登上停靠在朴次茅斯的“狮子”号船上的周年，队伍出发了。马戛尔尼背对热河，他留下了落空的希望及另一位成员：王家炮兵部队的杰里米·里德。他“贪吃了40个苹果”而死亡。虽然英国人在中国并不顺利，赫脱南认为这位炮手不是死于愚蠢的打赌，而是死于可怕的痢疾。“我们的两位护送官一想到这死亡消息传播出去会使他们失宠，就感到害怕。”因为任何人不准“死在皇宫内，为的是不让皇帝联想到自己也是会死的”。在传统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有权就永生，他同死亡并无缘。同样，在凡尔赛宫内也不能死人。必须“装作死人还活着”，然后把他葬在远处的路边。托马斯证实道：“今天早上，当我们停下吃早饭时，传出士兵里德死亡的消息。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山下，一条河里有许多鳟鱼。马戛尔尼望着笨手策脚地摸鱼的伙伴在沉思：这些鱼就像中国人那样从手指缝里滑脱了。
不合适的要求
他们滑脱了，比他想象中还要滑。
9月21日，皇帝从热河发出一道命令，接旨人是浙江巡抚长麟－－舟山位于该省。他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御旨令他尽快让英国船只启程，并提出了两种设想：如果马戛尔尼在前几天给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信中没有提起马金托什，那就下达启程命令。如果信中要求等马金托什，长麟应告诉船上军官这决不可能，船只不能总在舟山停着。“若该夷官等……必欲等候吗庚哆嘶（即马金托什）到船方可开行，……当饬令该贡使等即由京前往斯省，回原船与该夷官等一同回国，无须绕道广东。”
这就是朝廷的难处。它无法强迫船只启程。高厄若愿意继续留着，他就可以继续留着——那就改变使团返程的路线。不是马金托什一人，而是全体人员部返回船队。
正当使团缓步忧伤地离开热河时，驿站的骏马却以600里的速度向长麟，向山东巡抚吉庆，向广东巡抚兼代两广总督郭世勋飞驰而去。又是一道新诏书。皇帝及和珅终于悟出了使团的真正目的，尤其它的主要目的：建立一个常设外交机构。他们是反复读了英王的来信才发现这点的。他们在平淡无奇的赞扬之词外，惊讶地发现了这难以相信的要求。在这以前，除了叩头事件外，使团没有再让他们为难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他们不加宣扬地走出了困境。大使没有发怒，即使在他经受从未想到过的精心设计的报复之后也如此。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常设机构问题，对此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已做了一切来推迟拒绝，但这一时刻迟早是会到来的。中国的两名主宰担心着英国方面的反应。要同马戛尔尼争取时间，要求与夷人打交道的各地督抚谨慎行事。这就是9月21日上谕的主要内容。“英咭利国表文恳请派人留京居住，其事断不可行。此次该国航海远来，是以请加体恤。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造所欲，借词生事，也未可定。虽该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或于澳门地方串通勾结，欲滋事端。长麟到广东后，务直随时留心，临时当先安顿西洋别国人等，使其不致为所勾结，则英咭利即有诡谋，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不可略有宣露，稍涉张望，转致夷人疑虑。”
皇帝责怪他的大臣不会对待洋人：“或因朕令稍加恩视，即踵事增华，过于优厚，以致长其骄恣；或令稍加裁抑，即过于减损，又失怀柔之道……总当酌量事体轻重，照料得直，方为妥善。”官僚体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层层加码。
9月22日，长麟寄了一份报告给在热河的皇帝：“臣因在海塘防险，当即专差盐运使阿林保今夷船无行回国。据阿林保禀称，初八日随同镇臣马瑀亲赴定海，适值夷官患虐甚剧。迟至十一日夷官病势稍平，当将奉到谕旨令通事明白宣谕，并将夷书给与阅看。据称蒙大皇帝准令先行回国，夷人实在感激。”“因房间宽敞，医药周备”，他们都已得到恢复。再宽停数日，则病人“俱可就痊，那时即便开行回国”。
信件的传送
官方文书按一成不变的程式通过皇家驿站频繁传送。天子下旨给地方高级官员。驿站以每天300公里的速度经过几天奔波之后把圣旨送到官员——通常是督抚——手里；他们都得先下跪，然后才能阅读，最后再让人抄录一份留下。接旨人要写出报告，与圣旨一并通过驿站，以每天600里的速度送回去。当这份附有报告的圣旨送回宫内，皇帝用朱笔加批，成为朱批上谕。抄录后，驿夫仍以600里的速度送回省内。接旨人下跪、阅读，令人抄录后留在省里。这种三合一文件：圣旨——报告——朱批由驿夫每天二、三百里的正常速度送回北京，隆重地存档。皇帝亲笔写的字使这份文件成为神圣之物。带有朱批的上谕只能入紫禁城皇家档案馆保存起来。我们在那里见到它时仍完整无缺。
经常皇帝给所有督抚下达同一谕旨。可以想象这些骑士向四面八方疾驰，然后带着地方官的报告返回朝廷，等候朱批，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们必须上路，奔往全国各神经中枢，送去皇帝陛下的旨意，这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呀！
这部不寻常的机器是怎样使用的呢？为使“奴才们”的意见与皇帝的旨意绝对一致，官吏们情愿讲他们不知道的事，对他们已发现的危险闭口不谈，竭力让人相信夷人恭敬备至，因为阿谀奉承易表现出人格的两重性。
皇帝下旨、训斥、说教。他不是向臣下，而是向在各省的30来名耳目下旨。他犹如在对自己说话，勉励自己，教训自己。每个人都努力为天命唱赞歌，不使其变调——至少在他们交谈的信中是如此。
充满敌意的钦差
热河到北京是北京到热河的逆向行程。新鲜感已经消失。我们的旅行者的文章里只写了淡淡的几笔。队伍来到长城脚下时，一些人再次上去参观。他们发现那个缺口——上次就是从这里向上攀登的——已经修复：长城又使外人不得进入。当然他们是想告诉夷人：中国人不光靠长城保护自己，一旦它们被损坏，就会马上得到修复。
修复缺口的工程并未阻止向上攀登。托马斯在9月23日记着：“我和吉兰大夫在长城的一段上散步，一直到了一座高山的山顶。从那里眺望风光旖旎，能看到长城以及二、三个村庄。我们捡回几块长城的砖和一些似乎是从砖及水泥浆中掉下来的小贝壳。我们看到了长城。它蜿蜒穿越最高的山峰，又在山的两侧盘旋而过。我们回到旅馆时已疲劳不堪，住的条件十分一般。”
6天的旅程平安无事。在皇帝行宫的附属建筑里的逗留根据成年人的记述是无可挑剔。但小孩子又一次泄露天机：中等旅馆。王、乔两位与过去一样友好，而钦差仍怀有“同样的敌意”。
马戛尔尼在离开北京几乎一月之后于9月26日回到首都。没有任何进展。他甚至在想热河之行是否是一次失败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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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9月19日-25日）
庆祝活动结束，9月18日，王大人建议勋爵21日动身返回北京，以便赶在皇帝之前到达。
马戛尔尼还想给和珅送一份照会，提出种种要求：让马金托什舰长重返停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允许此船运载茶叶或其它货物；允许军官从事个人经商活动；希望安纳和拉弥尔特神父得到较好的安排。他本人则希望能自由地与广州联系。斯当东诉苦说：“使团无法与外界作最必要的联系。”对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外交官的首要特权就是通信自由不可侵犯，中国人对这点毫不在意。谁也不愿抄这份照会，只好让托马斯来写。
这封信怎么送走呢？马戛尔尼不能把这一使命托付给徵瑞。王和乔拒绝插手属于鞑靼人的事务。马戛尔尼在日记中用法文写道：“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最后他把任务交给了李神父。托马斯是这样记载的：20日，星期四，李先生带着由我用中文抄写的照会去阁老家。这位使者躲过了警卫的监视，试图进入和珅府内。因为他穿着欧洲人的服装，结果被一群人截住，受到了责骂，他挣扎着闯出了一条路，受到和珅的一名秘书接见，后者答应把信件转上去。
晚上，徵瑞、王和乔大人带来了和珅的回信。他接受马戛尔尼的要求，但有一个问题除外。马金托什是随使团一起来的，应该与使团呆在一起。这也就是他寸步未让；经商的许可几个月前就下达了，只是英国人不知道而已。
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只“印度斯坦号”的船氏马金托付除了是一位远洋舰长外，还是一位对英国扩张作出有力贡献的商业冒险家。他个人参与印度贸易。他坚持要去北京是希望获得一些价值连城的信息。至少，他要去舟山，试图在那里做买卖，免得白来一趟中国。中国人的看法则不同。首先，马金托什只是个“可鄙的商人”。再说他是随团来的，所以不应同使团分开行动。此外，不应该由于他的旅行而贻误船只起程。最后应避免他随身携带任何信件。四条理由中最后一条就足以不让他走了。奇怪的是徵瑞大声念完了和珅的答复后，不高兴地拒绝留下抄件。
马戛尔尼想道：“我提的这些要求过分了吗？”和珅召见了所有的负责接待使团的官员；原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甚至还专门从监狱里提出了原广州海关监督。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马戛尔尼不得不“预测最坏的情况了”。
白人的抽泣
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英国士兵违纪事件发现后，气氛变得更为忧郁。他从一名中国士兵那里搞到了一点他已喝上了癖的烧酒。他无视马戛尔尼的诚令，就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对这名士兵的惩罚会让黑头发人高度评价英国人的纪律严明。
詹姆士立即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挨棍打。队伍集合在住宅外院，受刑人被绑在一根门柱上，当着众多的中国人，重重地挨了60棍。
据安德逊记述，这个场面让中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以讲正义、仁慈而显得高人一等的信基督教的民族会有这种作法，这与他的宗教信仰能联系在一起吗？一位中国官员这样说：“英国人太残酷，太坏了！”
我很怀疑安德逊是借中国人之口表达他对体罚的不满，至少是他的出版商孔博的不满——后者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政论作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在安德逊的书里塞进自己的思想。鞭打真的令中国人感到厌恶吗？并非如此！巴罗在同一时刻证实“所有中国人从苦力到首相都可能挨竹板打”。
巴罗的说法同安德逊的矛盾吗？不。当时的种种说法基本一致。孟德斯鸠在说中国“靠棍棒统治”时，并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学里不乏这类文章。“统制不问长短，喝令军牢5棍一换，打100棍，登时打死。”从元朝到明清，人并没有变得更有同情心。
安德逊认为，棍打有对有错。当一位中国官员命令对两位中国仆人行笞刑时，他对此一点也不愤慨：“他们趴在地上，由两名士兵按住，板子重重地落在他们的腰部。”没有落泪，也无评论。安德逊，或者孔博是这样一种人：对当地人的做法显得麻木不仁，宽宏大量，却为自己同胞的行为震惊自责，这是白种人的抽泣。
9月20日，启程的前夕，大使清点了皇帝送给国王的礼品：宫灯、丝绸、瓷器、景泰蓝全都装人带有“R”标记的箱内。装箱时，中国官员不时下跪。他们对礼品表现出无限崇敬，并非因为这些礼品是送给国王的，而因为这些都是皇帝的赠品。在中国，是送礼人的地位，而不是礼物本身的商品价值决定礼品的价值。在英国人眼里，这些礼物的商品价值几近于零。
王、乔两位大人告诉马戛尔尼返程不必走7天，只需6天就够了，因为他们带的东西要比来时少。马戛尔尼忍着没说皇帝的赠品的确不会造成行动不便。听说徵瑞要护送他回北京，而且每站都要拜会他，对此他并不高兴。
1793年9月21日，特使登上停靠在朴次茅斯的“狮子”号船上的周年，队伍出发了。马戛尔尼背对热河，他留下了落空的希望及另一位成员：王家炮兵部队的杰里米·里德。他“贪吃了40个苹果”而死亡。虽然英国人在中国并不顺利，赫脱南认为这位炮手不是死于愚蠢的打赌，而是死于可怕的痢疾。“我们的两位护送官一想到这死亡消息传播出去会使他们失宠，就感到害怕。”因为任何人不准“死在皇宫内，为的是不让皇帝联想到自己也是会死的”。在传统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有权就永生，他同死亡并无缘。同样，在凡尔赛宫内也不能死人。必须“装作死人还活着”，然后把他葬在远处的路边。托马斯证实道：“今天早上，当我们停下吃早饭时，传出士兵里德死亡的消息。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山下，一条河里有许多鳟鱼。马戛尔尼望着笨手策脚地摸鱼的伙伴在沉思：这些鱼就像中国人那样从手指缝里滑脱了。
不合适的要求
他们滑脱了，比他想象中还要滑。
9月21日，皇帝从热河发出一道命令，接旨人是浙江巡抚长麟－－舟山位于该省。他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御旨令他尽快让英国船只启程，并提出了两种设想：如果马戛尔尼在前几天给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信中没有提起马金托什，那就下达启程命令。如果信中要求等马金托什，长麟应告诉船上军官这决不可能，船只不能总在舟山停着。“若该夷官等……必欲等候吗庚哆嘶（即马金托什）到船方可开行，……当饬令该贡使等即由京前往斯省，回原船与该夷官等一同回国，无须绕道广东。”
这就是朝廷的难处。它无法强迫船只启程。高厄若愿意继续留着，他就可以继续留着——那就改变使团返程的路线。不是马金托什一人，而是全体人员部返回船队。
正当使团缓步忧伤地离开热河时，驿站的骏马却以600里的速度向长麟，向山东巡抚吉庆，向广东巡抚兼代两广总督郭世勋飞驰而去。又是一道新诏书。皇帝及和珅终于悟出了使团的真正目的，尤其它的主要目的：建立一个常设外交机构。他们是反复读了英王的来信才发现这点的。他们在平淡无奇的赞扬之词外，惊讶地发现了这难以相信的要求。在这以前，除了叩头事件外，使团没有再让他们为难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他们不加宣扬地走出了困境。大使没有发怒，即使在他经受从未想到过的精心设计的报复之后也如此。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常设机构问题，对此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已做了一切来推迟拒绝，但这一时刻迟早是会到来的。中国的两名主宰担心着英国方面的反应。要同马戛尔尼争取时间，要求与夷人打交道的各地督抚谨慎行事。这就是9月21日上谕的主要内容。“英咭利国表文恳请派人留京居住，其事断不可行。此次该国航海远来，是以请加体恤。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造所欲，借词生事，也未可定。虽该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或于澳门地方串通勾结，欲滋事端。长麟到广东后，务直随时留心，临时当先安顿西洋别国人等，使其不致为所勾结，则英咭利即有诡谋，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不可略有宣露，稍涉张望，转致夷人疑虑。”
皇帝责怪他的大臣不会对待洋人：“或因朕令稍加恩视，即踵事增华，过于优厚，以致长其骄恣；或令稍加裁抑，即过于减损，又失怀柔之道……总当酌量事体轻重，照料得直，方为妥善。”官僚体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层层加码。
9月22日，长麟寄了一份报告给在热河的皇帝：“臣因在海塘防险，当即专差盐运使阿林保今夷船无行回国。据阿林保禀称，初八日随同镇臣马瑀亲赴定海，适值夷官患虐甚剧。迟至十一日夷官病势稍平，当将奉到谕旨令通事明白宣谕，并将夷书给与阅看。据称蒙大皇帝准令先行回国，夷人实在感激。”“因房间宽敞，医药周备”，他们都已得到恢复。再宽停数日，则病人“俱可就痊，那时即便开行回国”。
信件的传送
官方文书按一成不变的程式通过皇家驿站频繁传送。天子下旨给地方高级官员。驿站以每天300公里的速度经过几天奔波之后把圣旨送到官员——通常是督抚——手里；他们都得先下跪，然后才能阅读，最后再让人抄录一份留下。接旨人要写出报告，与圣旨一并通过驿站，以每天600里的速度送回去。当这份附有报告的圣旨送回宫内，皇帝用朱笔加批，成为朱批上谕。抄录后，驿夫仍以600里的速度送回省内。接旨人下跪、阅读，令人抄录后留在省里。这种三合一文件：圣旨——报告——朱批由驿夫每天二、三百里的正常速度送回北京，隆重地存档。皇帝亲笔写的字使这份文件成为神圣之物。带有朱批的上谕只能入紫禁城皇家档案馆保存起来。我们在那里见到它时仍完整无缺。
经常皇帝给所有督抚下达同一谕旨。可以想象这些骑士向四面八方疾驰，然后带着地方官的报告返回朝廷，等候朱批，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们必须上路，奔往全国各神经中枢，送去皇帝陛下的旨意，这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呀！
这部不寻常的机器是怎样使用的呢？为使“奴才们”的意见与皇帝的旨意绝对一致，官吏们情愿讲他们不知道的事，对他们已发现的危险闭口不谈，竭力让人相信夷人恭敬备至，因为阿谀奉承易表现出人格的两重性。
皇帝下旨、训斥、说教。他不是向臣下，而是向在各省的30来名耳目下旨。他犹如在对自己说话，勉励自己，教训自己。每个人都努力为天命唱赞歌，不使其变调——至少在他们交谈的信中是如此。
充满敌意的钦差
热河到北京是北京到热河的逆向行程。新鲜感已经消失。我们的旅行者的文章里只写了淡淡的几笔。队伍来到长城脚下时，一些人再次上去参观。他们发现那个缺口——上次就是从这里向上攀登的——已经修复：长城又使外人不得进入。当然他们是想告诉夷人：中国人不光靠长城保护自己，一旦它们被损坏，就会马上得到修复。
修复缺口的工程并未阻止向上攀登。托马斯在9月23日记着：“我和吉兰大夫在长城的一段上散步，一直到了一座高山的山顶。从那里眺望风光旖旎，能看到长城以及二、三个村庄。我们捡回几块长城的砖和一些似乎是从砖及水泥浆中掉下来的小贝壳。我们看到了长城。它蜿蜒穿越最高的山峰，又在山的两侧盘旋而过。我们回到旅馆时已疲劳不堪，住的条件十分一般。”
6天的旅程平安无事。在皇帝行宫的附属建筑里的逗留根据成年人的记述是无可挑剔。但小孩子又一次泄露天机：中等旅馆。王、乔两位与过去一样友好，而钦差仍怀有“同样的敌意”。
马戛尔尼在离开北京几乎一月之后于9月26日回到首都。没有任何进展。他甚至在想热河之行是否是一次失败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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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