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四部分 真正的使命开始
第四部分 真正的使命开始
（1793年10月7日－11月11日）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孔子，《论语》
如果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弱的，这个民族就不可能长期强盛，现在尚未找到把一个由懦夫组成的人民变成一个强大民族的社会形式和政治组织。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第四十九章 迟到的答复
（1793年10月7日-8日）
正统观念能回答一切。
欧内斯特·勒南
告别了和珅，马戛尔尼在获准在通州得到信件之前还有五个小时的路要走，通州是将延续73天的“黄色旅行”的第一站。
人马在作为招待所的寺院前止步，使团在来的路上已在此住过。背着信的官员下了马，跪在勋爵面前，以便卸下皇帝的信件。这样，马戛尔尼只能在远离京城后才能得知信的内容。太远了，已无法对此作出反应，这就像在束手无策的恶梦中一样。
陪同官员们天使般的微笑和带信官员的礼仪绪又一次严厉的拒绝蒙上了一层不现实的光环。中文的原文又使我们看到了神父翻译的拉丁语译本和后来的英文报告都仔细地改得缓和了原来的粗暴语气。这不是阁老对一位特使照会的答复，而是中国君主致英国国王的第二份救书——以此来结束这些讨论。
尔更张定制
“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咭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
据尔国使臣称，尔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收泊交易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其他海口均未设有洋行，亦无通事，不能请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北京货行”和“既无洋行又无通事纯属无用的小海岛”亦一样。六个要求的其余内容通过沉默的方式遭到同样的命运。
“人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奇怪的是，敕书不仅拒绝了备忘录中的六个要求，还拒绝了并未提出的第七个要求——就像戴高乐在一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一个没有人提出来的问题。乾隆拒绝让“英国国教”讲道，何况它“与以前的基督教并不相符”。
英国内阁从未有过这种传布信仰的念头。中国人是否想通过把这一禁令载入将具有法律权威的文件中以做到有备无患？他们是否想采取主动，对这些蛮夷——如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做的那洋——有朝一日会探索的这个领域先关上大门？
一年后，贺清泰神父在写给马戛尔尼勋爵的一封信中，有趣地叙述了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当他正同罗广样神父在城里吃夜宵时，一位官员命令他们立即陪他去圆明园附近的海淀住所。他们不得不抓紧，因为城门就要关了。他们一到，官员就要他们翻译和珅答复马戛尔尼的要求的稿子。但草稿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唯有这位官员能看懂，于是他便逐句念给两位神父听。
当念到关于教会的那段时，两位神父“十分惊讶”，试图使那位官员相信这段可能错了：“英国先生们并没有要求传道，而只是要求为他们的商人开辟商埠。”这位官员固执地不肯改动。这使两位传教士“十分反感”，因为让他们译成拉丁文的那份文件表示：他们在中国“仅仅是为皇帝当差”，并没有允许他们传道。
两位翻译照例缓和措辞的语气，而不敢更改内容，生怕中国人叫第三个传教士检查他们的译文。贺清泰神父料充说：“至于责怪变了宗教，中国人一个世纪以前就知道这事了。再说，英国商人带往广州许多有些猥亵的细密画的钟表。”（从英国自澳门向广州运进“猥亵的细密画”，到从香港秘密传入广州，又被讲究道德的人民中国查禁的黄色录像带，真是一脉相承！）
这两位神父向马戛尔尼作出如此这般的解释，是否想消除对他们会在该事端中起什么作用的猜疑？难道他们不会在应朝廷要求翻译英国备忘录时悄悄塞进第七个要求？他们这样就能趁机厚颜无耻地提出一个他们知道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导致中国拒绝，以便长期排除英国国教的可能竞争。这种玩弄权术的设想我认为站不住脚。当马戛尔尼在路上向松筠提出这一问题时，后奏并不否认皇帝的答复超越了国王的要求。特使和大学士的见解不谋而合。
相辰．可以想象以索德超为首的葡萄牙传教士给珅出主意，多余地拒绝对方没有提出的要求，——葡萄牙人的猜疑激发了中国人的猜疑。索德超减轻了和珅的慢性风湿痛。钱德明神父写道：“一个外科大夫通过给人看病，可以比所有其他富有才华的传教士加在一起为我们神圣的教会获得更多的保护人。”
美梦破灭
马戛尔尼接到这份敕书犹如挨了当头一棒。他在启程前曾说：“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要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但是，这种乐观的冲动却已被粉碎了。
在中国人眼里，这位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低下的商人，一个蹩脚的传声筒。使团耷拉着脑袋回来了，但使团的荣誉却要求不把难以忍受的拒绝透露出去。敦达斯对马戛尔尼下的指示就像是要求保守秘密的命令：要是朝廷全部拒绝，宁愿它没有存在过。应当不予泄露。
像第一份敕书一样，英国人给予其同胞的第二份敕书也是经过删改的译本。1793年11月9日，马戛尔尼从杭卅给亨利·敦达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只谈到两份皇帝敕书：“委派常驻北京大使的要求被拒绝。所有其他问题不加具体说明就被简单地排除，皇帝陛下认为泛泛地尽应对我们的商人优加体恤就够了。”
马戛尔尼美好的梦想破灭了，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呀！“这是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许多人，首先是我，对它的访华满怀着希望，作为该团的使臣，我不能不感到最痛苦的失望。我不能不为失却了最初的前景而感到万分遗憾。”
人们并没有让马戛尔尼长久地沉浸在这沮丧的思考中。当地知府向他指出水位低了，而且每日都在下降。“皇上对您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啊！他亲自过问让您尽快动身。几天后，这些河流就不能再通航了。”马戛尔尼也许没有完全了解中国，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上当受骗：“这位官员也学会了。”对于皇帝的“关心’，他已经吃尽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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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10月7日－11月11日）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孔子，《论语》
如果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弱的，这个民族就不可能长期强盛，现在尚未找到把一个由懦夫组成的人民变成一个强大民族的社会形式和政治组织。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第四十九章 迟到的答复
（1793年10月7日-8日）
正统观念能回答一切。
欧内斯特·勒南
告别了和珅，马戛尔尼在获准在通州得到信件之前还有五个小时的路要走，通州是将延续73天的“黄色旅行”的第一站。
人马在作为招待所的寺院前止步，使团在来的路上已在此住过。背着信的官员下了马，跪在勋爵面前，以便卸下皇帝的信件。这样，马戛尔尼只能在远离京城后才能得知信的内容。太远了，已无法对此作出反应，这就像在束手无策的恶梦中一样。
陪同官员们天使般的微笑和带信官员的礼仪绪又一次严厉的拒绝蒙上了一层不现实的光环。中文的原文又使我们看到了神父翻译的拉丁语译本和后来的英文报告都仔细地改得缓和了原来的粗暴语气。这不是阁老对一位特使照会的答复，而是中国君主致英国国王的第二份救书——以此来结束这些讨论。
尔更张定制
“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咭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
据尔国使臣称，尔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收泊交易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其他海口均未设有洋行，亦无通事，不能请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北京货行”和“既无洋行又无通事纯属无用的小海岛”亦一样。六个要求的其余内容通过沉默的方式遭到同样的命运。
“人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奇怪的是，敕书不仅拒绝了备忘录中的六个要求，还拒绝了并未提出的第七个要求——就像戴高乐在一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一个没有人提出来的问题。乾隆拒绝让“英国国教”讲道，何况它“与以前的基督教并不相符”。
英国内阁从未有过这种传布信仰的念头。中国人是否想通过把这一禁令载入将具有法律权威的文件中以做到有备无患？他们是否想采取主动，对这些蛮夷——如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做的那洋——有朝一日会探索的这个领域先关上大门？
一年后，贺清泰神父在写给马戛尔尼勋爵的一封信中，有趣地叙述了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当他正同罗广样神父在城里吃夜宵时，一位官员命令他们立即陪他去圆明园附近的海淀住所。他们不得不抓紧，因为城门就要关了。他们一到，官员就要他们翻译和珅答复马戛尔尼的要求的稿子。但草稿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唯有这位官员能看懂，于是他便逐句念给两位神父听。
当念到关于教会的那段时，两位神父“十分惊讶”，试图使那位官员相信这段可能错了：“英国先生们并没有要求传道，而只是要求为他们的商人开辟商埠。”这位官员固执地不肯改动。这使两位传教士“十分反感”，因为让他们译成拉丁文的那份文件表示：他们在中国“仅仅是为皇帝当差”，并没有允许他们传道。
两位翻译照例缓和措辞的语气，而不敢更改内容，生怕中国人叫第三个传教士检查他们的译文。贺清泰神父料充说：“至于责怪变了宗教，中国人一个世纪以前就知道这事了。再说，英国商人带往广州许多有些猥亵的细密画的钟表。”（从英国自澳门向广州运进“猥亵的细密画”，到从香港秘密传入广州，又被讲究道德的人民中国查禁的黄色录像带，真是一脉相承！）
这两位神父向马戛尔尼作出如此这般的解释，是否想消除对他们会在该事端中起什么作用的猜疑？难道他们不会在应朝廷要求翻译英国备忘录时悄悄塞进第七个要求？他们这样就能趁机厚颜无耻地提出一个他们知道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导致中国拒绝，以便长期排除英国国教的可能竞争。这种玩弄权术的设想我认为站不住脚。当马戛尔尼在路上向松筠提出这一问题时，后奏并不否认皇帝的答复超越了国王的要求。特使和大学士的见解不谋而合。
相辰．可以想象以索德超为首的葡萄牙传教士给珅出主意，多余地拒绝对方没有提出的要求，——葡萄牙人的猜疑激发了中国人的猜疑。索德超减轻了和珅的慢性风湿痛。钱德明神父写道：“一个外科大夫通过给人看病，可以比所有其他富有才华的传教士加在一起为我们神圣的教会获得更多的保护人。”
美梦破灭
马戛尔尼接到这份敕书犹如挨了当头一棒。他在启程前曾说：“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要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但是，这种乐观的冲动却已被粉碎了。
在中国人眼里，这位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低下的商人，一个蹩脚的传声筒。使团耷拉着脑袋回来了，但使团的荣誉却要求不把难以忍受的拒绝透露出去。敦达斯对马戛尔尼下的指示就像是要求保守秘密的命令：要是朝廷全部拒绝，宁愿它没有存在过。应当不予泄露。
像第一份敕书一样，英国人给予其同胞的第二份敕书也是经过删改的译本。1793年11月9日，马戛尔尼从杭卅给亨利·敦达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只谈到两份皇帝敕书：“委派常驻北京大使的要求被拒绝。所有其他问题不加具体说明就被简单地排除，皇帝陛下认为泛泛地尽应对我们的商人优加体恤就够了。”
马戛尔尼美好的梦想破灭了，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呀！“这是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许多人，首先是我，对它的访华满怀着希望，作为该团的使臣，我不能不感到最痛苦的失望。我不能不为失却了最初的前景而感到万分遗憾。”
人们并没有让马戛尔尼长久地沉浸在这沮丧的思考中。当地知府向他指出水位低了，而且每日都在下降。“皇上对您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啊！他亲自过问让您尽快动身。几天后，这些河流就不能再通航了。”马戛尔尼也许没有完全了解中国，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上当受骗：“这位官员也学会了。”对于皇帝的“关心’，他已经吃尽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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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