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五十章 一位文人大学士
第五十章 一位文人大学士
（1793年10月8日-10日）
沮丧之外，又增添了无聊。通州，都已经见过。船只，也已经见过。然而，马戛尔尼写道：“准备工作还需要好几个小时；但是它们进行得如来时一样认真。”人们感到他下决心要使自己放心，就像一名观察军官食堂的将军。在普通士兵方面，安德逊则不那么热情高涨。还是一片混乱：“没有人能认出自己原来乘的船。行李还扔在岸上，因为缺少足够的苦力把它们搬运上船。在来时对特使给予的照顾此时都已消失不见了。”托马斯补充道：“我们将沿河而下，但这些船只不如来时那么漂亮了。”
丁维提也谈到了仓促混乱的场面。一二船，这位头头就无心再注意周围的事了。
重新找到拒收的马车
码头上出现了一桩怪事：赠给和珅遭到拒绝的那辆马车。它就停在使团下榻的“寺院对面”，“一大群中国人在围着看”。它处境可悲，后来被扔进舱底，经过了中国的各个港口，最终在马德拉斯上岸。这又是一件令人感到耻辱的事。
10月8日，船队解开缆绳。漫长的航行开始了。北方的秋天很干燥；运河和大江的水位大为下降。第二天白天，船只3次搁浅。这就有很好的理由——不仅仅是礼仪方面的——要抓紧动身。
勋爵说，只是到了10月10日下午，“王大人才来告诉我：松筠刚收到皇帝的一封信，他希望告诉我信的内容。过了一会，我见他的船很快向我的船靠拢。”
马戛尔尼上了他的船，感谢这位大官在热河皇家园林里客气的接待。松筠告知马戛尔尼：皇上的诏书责成他保证使团顺利到达舟山，并送使团上船。如果船只已不在舟山，他将陪同使团直至广州。事实上，朝廷刚才终于要求官员如果大船尚未出发，就让它们留在舟山。
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官员
马戛尔尼被吸引住了。人们感到他有些受宠若惊，因为担任内阁成员的六名国务大臣之一竟然劳驾花那么多天时间来陪他。他认为彬彬有礼的松筠同粗暴愚蠢的徵瑞相比有天壤之别。斯当东也对这个“生性谦和”、“为人宽厚”的人赞不绝口。他富有“文学修养”，这可能有助于“根除他的民族偏见”。这是他所遇到的唯一在“旅途中携带大量书籍”的官员。然而，他是鞑靼——蒙古人。他在袍子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表现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一天，翻译刚要在他面前坐下，立即被他纠正站起来”。
马戛尔尼终于找到一位水平相当的对话者——因为他的话不再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可以自由表达。在马戛尔尼告辞后半个小时，松筠就来回访。谈话又回到他们在俄国期间有过的经验上去了。松筠奇怪马戛尔尼怎么会在俄国呆了3年。马戛尔尼则费了不少力气向他解释欧洲各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常驻使节的基础上的。
蒙古人又一次向马戛尔尼讲解中国的礼节。中国只有在重大场合才接见外国使节：如一位皇帝的葬礼、加冕或寿辰，一般是40天，超过40天的情况很例外。只有在皇上龙恩大开时，才允许使团的逗留时间大大超过这个礼仪规定的期限。
“他详细地谈起了中国的风俗习惯；他知道这与我国的完全不同。违反了风俗习惯而不危害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国人不应当对此介意。”
马戛尔尼趁机向松筠摸底，以了解清廷对自己的印象。他为自己进行认罪辩护。他当时对那么多的事都不知道！他肯定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讨得皇上和大臣们的喜欢。马戛尔尼想让对方说些恭维话。松筠立即使他放了心。不过，他是这样向主子报告这次谈话的：“奴才传知令该正副贡使至奴才船内，敬谨面宣恩旨。据该正副使俯伏口称：‘我等仰蒙大皇帝格外恩施，因时届冬令，气候渐寒，念我等不服水土，恐河路冻阻，谕令及早回国。我等实在感激不尽。’该贡使等感戴情状出于真切。”我们又掉进了深藏两种真相的井里。
大学士走后，乔大人和王大人两位老搭挡来了。他们又为其君主的宽宏大量唱了一番赞歌：提供了40艘帆船，1000个民工，从8月5日以来，每天花在食品上的费用就达5000两银子。
马戛尔尼折算了一下：“5000两银子，即1500英镑”。他怀疑这么多钱是否真正花在食品上。他记得乔大人说过山东遭受水灾的农民是如何得到赈济。皇帝发放了10万两银子。“第一位官员扣下2万，第二位扣了1万，第三位是5000，以此类推，最后只剩下二万两给了可怜的灾民。”马戛尔尼想：“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具有相同的弱点。”也像今天接受援助的许多民族一样。
拉犁的男男女女
10月1且日，马戛尔尼写道：河水很浅，纤夫拖着船只在河底行走。另外，早晚越来越冷，尽管中午时分依然很热。
我们的旅行家们自北向南穿过中国，见到了各种气候和作物。这里主要种高粱——中国人的大多数烧酒都是用它来酿的，包括茅台酒。小斯当东以其敏锐的眼光进行观察：“10月11日，早上很凉，顶风。我们来时见到的谷子现在都已被收割干净。在这些地里已开始种新的作物。”孩子为之惊叹不已，但这里的集约耕作是同人口过剩连在一起的；他在英国从未见到过这种景象。
高粱是16世纪由埃塞俄比亚经缅甸传入的，它在人口大量增长的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同一时期，葡萄牙人通过澳门从美洲引进了玉米的和白薯。安南的大米传入福建。这些新的作物扩大了耕地，带来了两季收获，增加了产量。大家忘了美洲的发现和远洋航行给中国带来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的好处。从16到17世纪，中国的人口似乎从8000万增加到1．6亿，而到乾隆统治时期又翻了一番。“土地处于连续耕种的状态；因此使用最简便的犁耕地就行了。如果土壤很松，男女都可以拉犁。”
灌溉是最为发愁的事。通常打开水闸即可：河流和运河的水位高于地面。但是，水位过低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中国人的无限的耐性就弥补了这一点：“两人面对面地站在两块地上：每个人手里拽着两根绳子，绳子系在一只桶底不透水的水桶上；他们将桶汲满了水，然后将桶像秋千似的晃出去；当晃的力量够大时，水便注入田埂另一边的蓄水池里去了。”
讨人喜欢的松筠
10且12日，同松筠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托马斯写道：“我们登上了将全程陪伴我们的大官的船。他给我们读了一封皇帝的信，其大意是我们在整个旅途中应当受到良好的照顾。”听说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同他的船仍在舟山。对马戛尔尼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有希望收到他10月4日的信。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使团越早上船，他们便越早放心。
还有一个好消息：英国人被允许上岸散步——帆船的速度比人步行还慢。但是，乾隆的命令是明确的：“不令该贡使随从人等上岸，亦不许民人近船观看。”松筠因此承担了违犯圣旨的责任，不过仅仅是允许他们在没有百姓居住的地方。对这种随便违背正式命令的做法，松筠只是在几天后才向皇上报告：“该贡使曾向奴才言及，内河船窄，久坐船内易生疾病，意欲间或登岸随舟行走几步等语。奴才因其所请尚近情理，业已饬知管船员弁只许伊等白日在沿提清静地方偶而随船散步。该贡使人等遵守约束，词色之间颇知感念。”乾隆同意了这个建议。
托马斯记下了这个建议的局限性：“在离天津上游1英里处，我们停了半小时。我们在与一所寺院毗邻的一个小花园里活动一下双腿。”在穿过天津时，英国人又重新被关进了帆船。
马戛尔尼有了信心，便又提起他的使命的“主要宗旨”：“使英国商人得到皇帝的保护和厚待。”
松筠急忙回答说皇上已下令要宽容对待所有在广州的欧洲人。马戛尔尼还想知道得更多一些。英国商人是否能了解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利？尽管松筠随身携带着大量图书，但他似乎不理解“权利”这个概念。马戛尔尼坚持问道：商人们是否还会不经说明就给课以越来越重的关税？他说：“如果不停止这种敲诈勒索，每年有60艘大货轮驶入广州的英国贸易今后只得放弃。”
松筠答道：“要知道，税率随时要根据情况作些调整。”他承认东京湾和西藏的战争加重了征税。现在战事已经结束：和平应当使税收减轻。
终于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对话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没有写他还谈了英国追求的其他目的：为它的贸易开放新的口岸；拥有第二个澳门。马戛尔尼认为：除了英国自己开辟商埠外，别无出路。而松筠则认为除了为葡萄牙开辟的商埠外，没有其他进入中国的通道。无论是宁波、舟山、天津，还是其他地方都不会允许通商。特使应该去掉一切幻想。
然而，自从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以后，他第一次感到是在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他可以像一位大使在欧洲某个首都一样花上几个小时同一位国家要人讨论他的事务。
能在好几个星期中接近6位主要大臣之一、乾隆和和珅的日常谈话者，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他现在终于能够谈起他出使的具体目的，而不是听凭别人安排，成为一次表示效忠的低三下四的行为。
错误的“使命”——依中国人之见，即完成礼仪的使命——完全结束了。他可以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真正的“使命”——接西方的见解，就是现实的使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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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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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之外，又增添了无聊。通州，都已经见过。船只，也已经见过。然而，马戛尔尼写道：“准备工作还需要好几个小时；但是它们进行得如来时一样认真。”人们感到他下决心要使自己放心，就像一名观察军官食堂的将军。在普通士兵方面，安德逊则不那么热情高涨。还是一片混乱：“没有人能认出自己原来乘的船。行李还扔在岸上，因为缺少足够的苦力把它们搬运上船。在来时对特使给予的照顾此时都已消失不见了。”托马斯补充道：“我们将沿河而下，但这些船只不如来时那么漂亮了。”
丁维提也谈到了仓促混乱的场面。一二船，这位头头就无心再注意周围的事了。
重新找到拒收的马车
码头上出现了一桩怪事：赠给和珅遭到拒绝的那辆马车。它就停在使团下榻的“寺院对面”，“一大群中国人在围着看”。它处境可悲，后来被扔进舱底，经过了中国的各个港口，最终在马德拉斯上岸。这又是一件令人感到耻辱的事。
10月8日，船队解开缆绳。漫长的航行开始了。北方的秋天很干燥；运河和大江的水位大为下降。第二天白天，船只3次搁浅。这就有很好的理由——不仅仅是礼仪方面的——要抓紧动身。
勋爵说，只是到了10月10日下午，“王大人才来告诉我：松筠刚收到皇帝的一封信，他希望告诉我信的内容。过了一会，我见他的船很快向我的船靠拢。”
马戛尔尼上了他的船，感谢这位大官在热河皇家园林里客气的接待。松筠告知马戛尔尼：皇上的诏书责成他保证使团顺利到达舟山，并送使团上船。如果船只已不在舟山，他将陪同使团直至广州。事实上，朝廷刚才终于要求官员如果大船尚未出发，就让它们留在舟山。
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官员
马戛尔尼被吸引住了。人们感到他有些受宠若惊，因为担任内阁成员的六名国务大臣之一竟然劳驾花那么多天时间来陪他。他认为彬彬有礼的松筠同粗暴愚蠢的徵瑞相比有天壤之别。斯当东也对这个“生性谦和”、“为人宽厚”的人赞不绝口。他富有“文学修养”，这可能有助于“根除他的民族偏见”。这是他所遇到的唯一在“旅途中携带大量书籍”的官员。然而，他是鞑靼——蒙古人。他在袍子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表现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一天，翻译刚要在他面前坐下，立即被他纠正站起来”。
马戛尔尼终于找到一位水平相当的对话者——因为他的话不再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可以自由表达。在马戛尔尼告辞后半个小时，松筠就来回访。谈话又回到他们在俄国期间有过的经验上去了。松筠奇怪马戛尔尼怎么会在俄国呆了3年。马戛尔尼则费了不少力气向他解释欧洲各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常驻使节的基础上的。
蒙古人又一次向马戛尔尼讲解中国的礼节。中国只有在重大场合才接见外国使节：如一位皇帝的葬礼、加冕或寿辰，一般是40天，超过40天的情况很例外。只有在皇上龙恩大开时，才允许使团的逗留时间大大超过这个礼仪规定的期限。
“他详细地谈起了中国的风俗习惯；他知道这与我国的完全不同。违反了风俗习惯而不危害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国人不应当对此介意。”
马戛尔尼趁机向松筠摸底，以了解清廷对自己的印象。他为自己进行认罪辩护。他当时对那么多的事都不知道！他肯定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讨得皇上和大臣们的喜欢。马戛尔尼想让对方说些恭维话。松筠立即使他放了心。不过，他是这样向主子报告这次谈话的：“奴才传知令该正副贡使至奴才船内，敬谨面宣恩旨。据该正副使俯伏口称：‘我等仰蒙大皇帝格外恩施，因时届冬令，气候渐寒，念我等不服水土，恐河路冻阻，谕令及早回国。我等实在感激不尽。’该贡使等感戴情状出于真切。”我们又掉进了深藏两种真相的井里。
大学士走后，乔大人和王大人两位老搭挡来了。他们又为其君主的宽宏大量唱了一番赞歌：提供了40艘帆船，1000个民工，从8月5日以来，每天花在食品上的费用就达5000两银子。
马戛尔尼折算了一下：“5000两银子，即1500英镑”。他怀疑这么多钱是否真正花在食品上。他记得乔大人说过山东遭受水灾的农民是如何得到赈济。皇帝发放了10万两银子。“第一位官员扣下2万，第二位扣了1万，第三位是5000，以此类推，最后只剩下二万两给了可怜的灾民。”马戛尔尼想：“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具有相同的弱点。”也像今天接受援助的许多民族一样。
拉犁的男男女女
10月1且日，马戛尔尼写道：河水很浅，纤夫拖着船只在河底行走。另外，早晚越来越冷，尽管中午时分依然很热。
我们的旅行家们自北向南穿过中国，见到了各种气候和作物。这里主要种高粱——中国人的大多数烧酒都是用它来酿的，包括茅台酒。小斯当东以其敏锐的眼光进行观察：“10月11日，早上很凉，顶风。我们来时见到的谷子现在都已被收割干净。在这些地里已开始种新的作物。”孩子为之惊叹不已，但这里的集约耕作是同人口过剩连在一起的；他在英国从未见到过这种景象。
高粱是16世纪由埃塞俄比亚经缅甸传入的，它在人口大量增长的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同一时期，葡萄牙人通过澳门从美洲引进了玉米的和白薯。安南的大米传入福建。这些新的作物扩大了耕地，带来了两季收获，增加了产量。大家忘了美洲的发现和远洋航行给中国带来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的好处。从16到17世纪，中国的人口似乎从8000万增加到1．6亿，而到乾隆统治时期又翻了一番。“土地处于连续耕种的状态；因此使用最简便的犁耕地就行了。如果土壤很松，男女都可以拉犁。”
灌溉是最为发愁的事。通常打开水闸即可：河流和运河的水位高于地面。但是，水位过低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中国人的无限的耐性就弥补了这一点：“两人面对面地站在两块地上：每个人手里拽着两根绳子，绳子系在一只桶底不透水的水桶上；他们将桶汲满了水，然后将桶像秋千似的晃出去；当晃的力量够大时，水便注入田埂另一边的蓄水池里去了。”
讨人喜欢的松筠
10且12日，同松筠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托马斯写道：“我们登上了将全程陪伴我们的大官的船。他给我们读了一封皇帝的信，其大意是我们在整个旅途中应当受到良好的照顾。”听说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同他的船仍在舟山。对马戛尔尼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有希望收到他10月4日的信。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使团越早上船，他们便越早放心。
还有一个好消息：英国人被允许上岸散步——帆船的速度比人步行还慢。但是，乾隆的命令是明确的：“不令该贡使随从人等上岸，亦不许民人近船观看。”松筠因此承担了违犯圣旨的责任，不过仅仅是允许他们在没有百姓居住的地方。对这种随便违背正式命令的做法，松筠只是在几天后才向皇上报告：“该贡使曾向奴才言及，内河船窄，久坐船内易生疾病，意欲间或登岸随舟行走几步等语。奴才因其所请尚近情理，业已饬知管船员弁只许伊等白日在沿提清静地方偶而随船散步。该贡使人等遵守约束，词色之间颇知感念。”乾隆同意了这个建议。
托马斯记下了这个建议的局限性：“在离天津上游1英里处，我们停了半小时。我们在与一所寺院毗邻的一个小花园里活动一下双腿。”在穿过天津时，英国人又重新被关进了帆船。
马戛尔尼有了信心，便又提起他的使命的“主要宗旨”：“使英国商人得到皇帝的保护和厚待。”
松筠急忙回答说皇上已下令要宽容对待所有在广州的欧洲人。马戛尔尼还想知道得更多一些。英国商人是否能了解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利？尽管松筠随身携带着大量图书，但他似乎不理解“权利”这个概念。马戛尔尼坚持问道：商人们是否还会不经说明就给课以越来越重的关税？他说：“如果不停止这种敲诈勒索，每年有60艘大货轮驶入广州的英国贸易今后只得放弃。”
松筠答道：“要知道，税率随时要根据情况作些调整。”他承认东京湾和西藏的战争加重了征税。现在战事已经结束：和平应当使税收减轻。
终于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对话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没有写他还谈了英国追求的其他目的：为它的贸易开放新的口岸；拥有第二个澳门。马戛尔尼认为：除了英国自己开辟商埠外，别无出路。而松筠则认为除了为葡萄牙开辟的商埠外，没有其他进入中国的通道。无论是宁波、舟山、天津，还是其他地方都不会允许通商。特使应该去掉一切幻想。
然而，自从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以后，他第一次感到是在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他可以像一位大使在欧洲某个首都一样花上几个小时同一位国家要人讨论他的事务。
能在好几个星期中接近6位主要大臣之一、乾隆和和珅的日常谈话者，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他现在终于能够谈起他出使的具体目的，而不是听凭别人安排，成为一次表示效忠的低三下四的行为。
错误的“使命”——依中国人之见，即完成礼仪的使命——完全结束了。他可以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真正的“使命”——接西方的见解，就是现实的使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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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