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五十二章 劳动和日常生活
第五十二章 劳动和日常生活
（1793年10月17日－18日）
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
司马光，11世纪
10月13日，当英国人回到天津时，比去的时候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们挤在河的两岸。霍姆斯估计有200万人。使它感到惊讶的是一个手持鞭子的土兵，甚至只要见到官员就可为使团开出一条路来。“中国百姓一声不吭，便让出一条通道。他们习惯于这样完全顺从，稍有违抗就会即刻遭受十分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从来不敢进行任何抵抗。”
丰盛的食品摆放在丝绸和锦缎的桌布上。它们很快就被搬到船上。进城后不到3小时，船队就又重新出发了。
两头母牛和英国茶
途中，一只帆船里上了两位不速之客——两头母牛。在中国，除了鞑靼地区外，牛奶仅用来哺乳牛犊。然而英国人却喜欢在他们的茶杯中倒上少量的奶。他们现在有鲜奶了。
在被粗暴地撵走后，如此的体贴使马戛尔尼陷入了沉思。“难道这正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空手而归？”这一时的清醒并没有持续多久：“他许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希望转变态度？”松筠显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出了天津，船队避开他们来时走的左边那条河流；他们取南边一条更大的河道，即把收获的粮食作为贡赋运至皇帝粮仓的“运输之河”，这条河也叫“御河”，它是雄伟壮观的南北交通要道、统一中国的大动脉大运河的第一段。
10月16日，小斯当东写道：“该地种满了树木，村庄点缀其间。河流蜿蜒曲折。两岸呈坡面形以防水灾，由于地面比河面低，水灾还是经常发生。”天文学家写得更为具体：“河流蜿蜒曲折有时绕成一个完整的圆圈；由于水运非常繁忙，船只给人以漂在陆地上并通向四面八方的奇特印象。”
由于水流湍急，每条船20来名纤夫还得使出很大的劲。河岸逐渐增高，绿树成荫，煞是好看。村庄秀丽如画，田园规划整齐。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条小运河通向内地。
岸边有兵士列队欢迎英国人：“兵站之间仅隔数英里。他们保护来往客商免遭盗匪的袭击。”这是一连串兵站中的头几个。事实上，盗匪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我们的一位传教士说：“偷盗行为很多，但是很少发生为掠物而杀人的事。”巴罗说“有时大群盗匪威胁到人口稠密的城市”。根据传统的说法，冬季不利远行，因为沿路盗贼猖撅。而有了兵站，盗贼就得谨慎行事。
朝廷惊慌
英国人试图从甲板上捕获有意义的景象，以逐渐构成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的观察随着纤夫缓慢的速度而移动。在此期间，中国的官僚系统却忙碌不停，信使策马加鞭，文书往返不断。皇帝激励高级官员提高警觉，后者则回答：“时刻准备着！”
这就是10月15日的情况。使团由松筠引导过了天津，溯御河而上。在舟山群岛，5艘英国船只仍然停泊在定海。但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由于得不到马戛尔尼的消息——他尚未收到10月4日的信——将于第二天动身。在北京，无论是皇帝还是和珅，就像在帆船上的松筠和使团一样，对此都一无所知。
在舟山隶属的宁波府，新巡抚吉庆刚一上任便忙碌起来。他的前任长麟已经上路奔赴广州担任新职，但突然又中途折回：乾隆要他回到浙江帮助松筠和吉庆监视使团在舟山启程。
10月15日这天，皇帝向官员又下达了新的指示。要不断保持压力。他在拿破仑之前就笃信“最有用的修辞法就是重复”，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命令：
“该贡使等见小贪利实为可笑。尔等需买茶叶、丝斤业奉恩旨准在宁波置买，外夷在内地购买物件，若令其自行交易，诚恐人地生疏，铺户等不无居奇苛刻，且奸商市侩易于暗中勾结，是以不得不派员为之经理，但伊等贸易之事，若竟官为经手与之购办说合，则似伊等私事官为承办，不足以昭体制，惟当令派出官役带同铺家持货至贡使前，令其自行交易。
“不妨令该贡使等在船顺道观览，俾知天朝富庶，只须留心防范，毋使借词登岸逗留。总须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俾其知感知畏，方为得当。”
这个计划庞大，但不论是在引起畏惧，还是让人感激方面都没有到达目的。
同一项命令还解决了悬而未决的人事问题：“直隶原派道员乔人杰、副将王文雄照料该贡使团较为熟悉，一同至浙，可期得力。徵瑞可庸令其前往，批谕松筠自行酌定。”
实际上，他在进入山东省界时，悄悄地没有告别就离开了英国人，英国人当然也不会对他唱任何挽歌。
任何商人都要受到怀疑
第3天，10月17日，从浙江送来新巡抚吉庆10月10日发出的奏折。乾隆加了朱批。以下是皇帝和官员的对话，后者显然很积极。
吉庆：该夷船五只现俱在浙等候并未开行。
乾隆：好。
吉庆：臣至沿海地方严防口岸，振作营伍，备蒙圣主训谕周详，无微不烛。除预备贡使过境饬属，整肃军容，俾知畏忌；并商同提督镇诸臣督率将备认真操演水师。其各岛屿形势，将来夷船若至宁波等处私行贸易，自应即行驱逐出洋，断不容令其登岸。如有内地汉奸勾引，尤应严行禁绝。
乾隆：是。此直与松筠酌办。
吉庆：臣伏思汉奸勾引之由皆系贸易渔利而起，现经长麟奏明查禁商侩经纪人等交通买卖，臣复加申禁。
乾隆：因其（长麟）细心，令其回浙，三人同办，自然诸事合宜。
吉庆：臣固不敢稍存疏懈，亦不敢过涉张皇，以致内地民人心十疑惧。
乾隆：更是。
10月16日，当“狮子’号违背了皇帝和使团的共同愿望离开舟山时，英国人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内河航行。马戛尔尼从北京发出的信件，由于检查而被耽搁，尚未到达“狮子”号；而朝廷的反应过慢——直到8号才下令——，因此命令未能及时传到锚地。
阿瑟·扬的农艺问题
这位18世纪的英国人热衷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的进步。他时刻窥伺着新技术。在这方面中国享有无穷的声望：大家知道这是个富饶的菜园和粮仓。
阿瑟·扬交给马戛尔尼一份关于中国农业和地产结构的详细调查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对法国农村进行过观察；他现在想了解中国的土地租约、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如果可耕面积的收成比欧洲高，为什么穷人还要吞食老鼠、狗和动物尸体呢？专制政权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吗？规定价格难道不是缺粮的原因吗？他们用什么工具耕作土地？他们如何拉犁？如何提水进行灌溉？养蚕种的是何种桑树？他们如何施肥？粮食如何脱粒？这位知识渊博的人士提出的更为叫人吃惊的问题是有关一年剪两次毛的陕西绵羊，给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困扰的大象，用来改良土壤的穷人的尸首……
当乔治爵士看到中国种植小麦的完善方法时，他的惊愕程度不亚于阿瑟·扬在4年前见到法国种植小麦的落后状况时表现出的惊讶程度：“土地干旱；然而小麦长势良好，已有二英寸高。种子被撒在由播种机划出的整齐的垅沟内，这种方法英国不久前才试用。”中国人不采用用手撒种：撒种者的漂亮动作会浪费过多的种子，以至“麦苗有些地方长得过密，而在别的地方又长得过稀”。
“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先把这种估计一笔带过——使团里不乏专家学者。这种估计尤其突出了联合王国和天朝帝国之间极大的人口差异……
如此多的小麦——却没有面包。至少没有我们那样的面包。但是有馒头，它的形状如同圆的炸糕，是用蒸水蒸熟的。我们的英国人大为吃惊地发现：在马可·波罗500年前带回制作的方法后，中国人，尤其是北方的中国人仍在食用面条、通心粉和细面条。
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
斯当东观察到中国人感到为难时就笑：我们称之为“苦笑”。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经济学的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叫“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这是指责英国通过兼并而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大好机会：“收获给农民带来了喜悦；他们似乎了解到只是在为自己而劳动。大部分农民是自耕农。在他们中根本看不到那种贪婪的英国大地主，后者通过垄断和狡猾手段企图使可怜的佃农破产。”
简直可以说这是一篇竞选演说。远方的谎言拆不穿：许多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佃农，他们只耕作几十亩地。这实在是仓促下结论的危险之处。斯当东贬低他所非常熟悉的英国社会。他把中国的农村理想化了，但他却只是个匆匆的过客。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他是在“走马观花”地看这些农村。他周围的中国官员肯定会让他保持这些有利于中国的见解的。
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没有觉察到18世纪中国的贫困化。仅在乾隆统治时期，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甚至还多，在60年里从大约1．5亿和1．8亿之间跃至3．4亿。
无论耕地面积，还是生产力，都没有相应地跟上。在1685年，人均耕地为三分之一公顷——即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数量；到1793年，人均耕地降为七分之一公顷。中国人试图用越来越集约的经营方式来应付挑战：手工插秧，灌溉，刨茬子。这是维持生命的问题。农民越来越穷；起来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都小心翼翼地向马戛尔尼隐瞒了。他见不到人口过剩和已经出现的不发达状况。吃的已不仅是粗茶淡饭，而是吃不饱的问题。他看不到在中国不像在联合王国那样，人口的增长同经济的发展相吻合。在西方，确实发生过工业革命初期贫困加剧的现象；但是，随后贫困消失了。在中国，在人口膨胀和停滞不前与仅局限于农业的生产间有一条鸿沟：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已卡住无法前进了。马尔萨斯认真读了斯当东的书，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793年，中国尚未遭受大的动荡；但是，它的繁荣已经结束：这是衰落前的鼎盛。
斯当东自欺欺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吗？他似乎对高利贷的危害一无所知，尽管毛泽东的史学界对此大加夸张，但这些危害确确实实存在过：放高利贷的官员、土地霸占者造就了这些无地的农民群众，使他们站在太平军、义和团，后来是毛的一边进行斗争。
英国人“轻信”了官方的说法：即神授的君权保证所有人享福。而传教士后来读到斯当东的记叙时，对他仓促作出的某些判断不免挖苦起来。他没有看到人民遭受着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这就导致出一个越来越警察化的体制。社会的动荡不安足以说明旗人为什么惧怕对外开放：乾隆及其官员出于集团的利己主义只是害怕失去他们的绝对权力。
官员们不能自主，他们被关闭在如同蜂巢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中；而他们也禁止自身之外的任何自主：不能让一个商人、一个种植者去干任何违反围于陈规戒条的官僚等级制度所规定的事。当马戛尔尼发出了西方入侵的预报信号时，帝国的领导集团——即善于组织为自己服务的文官政府的军队中的少数旗人——处于守势。除了通过无节制地征收欧洲商人的税收使自己致富外，中国没有对付欧洲的战略……
看鸭子的小女孩
当斯当东不想提出什么理论而一味描写时，也许我们可以对他表示更多的信任：“村里的房屋为了避寒都由一层厚厚的高粱秸搭成的篱笆围着。墙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土坯或抹上粘土的柳枝做成的。屋顶上盖的是稻草或带土的草皮。屋间用隔扇分开，上面挂着画有神像或写着格言的屏联。”
每座茅屋前都有一个菜园子和小饲养场，“人们饲养猪和家禽，特别是鸭子。人们把鸭子腌上晒干，然后送到大城市的市场上出售。人工孵鸭蛋长期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在中国，看守鸭子的小女孩同欧洲传统里的牧羊女一样普遍。巴罗在往南一些地方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人们通常让孩子放鸭。一条船上数百只鸭子挤在一起，它们听从哨声。听到第一声哨，它们便跳入水中，再爬到岸上；听到第二声哨，它们又回到船上。”
今天同昔日在满清统治下一样，中国农民住的是破砖房或用木板和土坯建的简陋小屋，房顶上铺着茅草或瓦片；还有人穴居在黄土窑洞中。我们的旅行家对饲养场和农作物的描述似乎也适合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两个世纪的动乱竟未能改变一幅具有千年历史的图画。
看不见的农村漂亮姑娘
坐在家门口用纺车纺棉花或忙于收割的村妇都长得粗犷。无法将她们同男人加以区别：“她们的脑袋又大又圆；她们的身体完全裹在宽大的长袍里。她们穿着肥大的长裤，从臀部一直拖到脚上。”
旅行家们略作解释：“这个国家里有着这种习惯，它使得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美女越来越少。富人或地位显赫的人把所有14岁的漂亮一些的女孩都买走。使团的几位主要英国人都见过几个这样的少女。他们十分欣赏这些美人的红润面色和优雅的风度。她们不必在田野里劳动。”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个习俗。
留在农村的妇女是经过这种筛选后留下的大量剩余物资。
------------------
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10月17日－18日）
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
司马光，11世纪
10月13日，当英国人回到天津时，比去的时候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们挤在河的两岸。霍姆斯估计有200万人。使它感到惊讶的是一个手持鞭子的土兵，甚至只要见到官员就可为使团开出一条路来。“中国百姓一声不吭，便让出一条通道。他们习惯于这样完全顺从，稍有违抗就会即刻遭受十分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从来不敢进行任何抵抗。”
丰盛的食品摆放在丝绸和锦缎的桌布上。它们很快就被搬到船上。进城后不到3小时，船队就又重新出发了。
两头母牛和英国茶
途中，一只帆船里上了两位不速之客——两头母牛。在中国，除了鞑靼地区外，牛奶仅用来哺乳牛犊。然而英国人却喜欢在他们的茶杯中倒上少量的奶。他们现在有鲜奶了。
在被粗暴地撵走后，如此的体贴使马戛尔尼陷入了沉思。“难道这正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空手而归？”这一时的清醒并没有持续多久：“他许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希望转变态度？”松筠显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出了天津，船队避开他们来时走的左边那条河流；他们取南边一条更大的河道，即把收获的粮食作为贡赋运至皇帝粮仓的“运输之河”，这条河也叫“御河”，它是雄伟壮观的南北交通要道、统一中国的大动脉大运河的第一段。
10月16日，小斯当东写道：“该地种满了树木，村庄点缀其间。河流蜿蜒曲折。两岸呈坡面形以防水灾，由于地面比河面低，水灾还是经常发生。”天文学家写得更为具体：“河流蜿蜒曲折有时绕成一个完整的圆圈；由于水运非常繁忙，船只给人以漂在陆地上并通向四面八方的奇特印象。”
由于水流湍急，每条船20来名纤夫还得使出很大的劲。河岸逐渐增高，绿树成荫，煞是好看。村庄秀丽如画，田园规划整齐。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条小运河通向内地。
岸边有兵士列队欢迎英国人：“兵站之间仅隔数英里。他们保护来往客商免遭盗匪的袭击。”这是一连串兵站中的头几个。事实上，盗匪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我们的一位传教士说：“偷盗行为很多，但是很少发生为掠物而杀人的事。”巴罗说“有时大群盗匪威胁到人口稠密的城市”。根据传统的说法，冬季不利远行，因为沿路盗贼猖撅。而有了兵站，盗贼就得谨慎行事。
朝廷惊慌
英国人试图从甲板上捕获有意义的景象，以逐渐构成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的观察随着纤夫缓慢的速度而移动。在此期间，中国的官僚系统却忙碌不停，信使策马加鞭，文书往返不断。皇帝激励高级官员提高警觉，后者则回答：“时刻准备着！”
这就是10月15日的情况。使团由松筠引导过了天津，溯御河而上。在舟山群岛，5艘英国船只仍然停泊在定海。但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由于得不到马戛尔尼的消息——他尚未收到10月4日的信——将于第二天动身。在北京，无论是皇帝还是和珅，就像在帆船上的松筠和使团一样，对此都一无所知。
在舟山隶属的宁波府，新巡抚吉庆刚一上任便忙碌起来。他的前任长麟已经上路奔赴广州担任新职，但突然又中途折回：乾隆要他回到浙江帮助松筠和吉庆监视使团在舟山启程。
10月15日这天，皇帝向官员又下达了新的指示。要不断保持压力。他在拿破仑之前就笃信“最有用的修辞法就是重复”，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命令：
“该贡使等见小贪利实为可笑。尔等需买茶叶、丝斤业奉恩旨准在宁波置买，外夷在内地购买物件，若令其自行交易，诚恐人地生疏，铺户等不无居奇苛刻，且奸商市侩易于暗中勾结，是以不得不派员为之经理，但伊等贸易之事，若竟官为经手与之购办说合，则似伊等私事官为承办，不足以昭体制，惟当令派出官役带同铺家持货至贡使前，令其自行交易。
“不妨令该贡使等在船顺道观览，俾知天朝富庶，只须留心防范，毋使借词登岸逗留。总须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俾其知感知畏，方为得当。”
这个计划庞大，但不论是在引起畏惧，还是让人感激方面都没有到达目的。
同一项命令还解决了悬而未决的人事问题：“直隶原派道员乔人杰、副将王文雄照料该贡使团较为熟悉，一同至浙，可期得力。徵瑞可庸令其前往，批谕松筠自行酌定。”
实际上，他在进入山东省界时，悄悄地没有告别就离开了英国人，英国人当然也不会对他唱任何挽歌。
任何商人都要受到怀疑
第3天，10月17日，从浙江送来新巡抚吉庆10月10日发出的奏折。乾隆加了朱批。以下是皇帝和官员的对话，后者显然很积极。
吉庆：该夷船五只现俱在浙等候并未开行。
乾隆：好。
吉庆：臣至沿海地方严防口岸，振作营伍，备蒙圣主训谕周详，无微不烛。除预备贡使过境饬属，整肃军容，俾知畏忌；并商同提督镇诸臣督率将备认真操演水师。其各岛屿形势，将来夷船若至宁波等处私行贸易，自应即行驱逐出洋，断不容令其登岸。如有内地汉奸勾引，尤应严行禁绝。
乾隆：是。此直与松筠酌办。
吉庆：臣伏思汉奸勾引之由皆系贸易渔利而起，现经长麟奏明查禁商侩经纪人等交通买卖，臣复加申禁。
乾隆：因其（长麟）细心，令其回浙，三人同办，自然诸事合宜。
吉庆：臣固不敢稍存疏懈，亦不敢过涉张皇，以致内地民人心十疑惧。
乾隆：更是。
10月16日，当“狮子’号违背了皇帝和使团的共同愿望离开舟山时，英国人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内河航行。马戛尔尼从北京发出的信件，由于检查而被耽搁，尚未到达“狮子”号；而朝廷的反应过慢——直到8号才下令——，因此命令未能及时传到锚地。
阿瑟·扬的农艺问题
这位18世纪的英国人热衷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的进步。他时刻窥伺着新技术。在这方面中国享有无穷的声望：大家知道这是个富饶的菜园和粮仓。
阿瑟·扬交给马戛尔尼一份关于中国农业和地产结构的详细调查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对法国农村进行过观察；他现在想了解中国的土地租约、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如果可耕面积的收成比欧洲高，为什么穷人还要吞食老鼠、狗和动物尸体呢？专制政权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吗？规定价格难道不是缺粮的原因吗？他们用什么工具耕作土地？他们如何拉犁？如何提水进行灌溉？养蚕种的是何种桑树？他们如何施肥？粮食如何脱粒？这位知识渊博的人士提出的更为叫人吃惊的问题是有关一年剪两次毛的陕西绵羊，给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困扰的大象，用来改良土壤的穷人的尸首……
当乔治爵士看到中国种植小麦的完善方法时，他的惊愕程度不亚于阿瑟·扬在4年前见到法国种植小麦的落后状况时表现出的惊讶程度：“土地干旱；然而小麦长势良好，已有二英寸高。种子被撒在由播种机划出的整齐的垅沟内，这种方法英国不久前才试用。”中国人不采用用手撒种：撒种者的漂亮动作会浪费过多的种子，以至“麦苗有些地方长得过密，而在别的地方又长得过稀”。
“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先把这种估计一笔带过——使团里不乏专家学者。这种估计尤其突出了联合王国和天朝帝国之间极大的人口差异……
如此多的小麦——却没有面包。至少没有我们那样的面包。但是有馒头，它的形状如同圆的炸糕，是用蒸水蒸熟的。我们的英国人大为吃惊地发现：在马可·波罗500年前带回制作的方法后，中国人，尤其是北方的中国人仍在食用面条、通心粉和细面条。
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
斯当东观察到中国人感到为难时就笑：我们称之为“苦笑”。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经济学的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叫“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这是指责英国通过兼并而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大好机会：“收获给农民带来了喜悦；他们似乎了解到只是在为自己而劳动。大部分农民是自耕农。在他们中根本看不到那种贪婪的英国大地主，后者通过垄断和狡猾手段企图使可怜的佃农破产。”
简直可以说这是一篇竞选演说。远方的谎言拆不穿：许多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佃农，他们只耕作几十亩地。这实在是仓促下结论的危险之处。斯当东贬低他所非常熟悉的英国社会。他把中国的农村理想化了，但他却只是个匆匆的过客。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他是在“走马观花”地看这些农村。他周围的中国官员肯定会让他保持这些有利于中国的见解的。
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没有觉察到18世纪中国的贫困化。仅在乾隆统治时期，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甚至还多，在60年里从大约1．5亿和1．8亿之间跃至3．4亿。
无论耕地面积，还是生产力，都没有相应地跟上。在1685年，人均耕地为三分之一公顷——即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数量；到1793年，人均耕地降为七分之一公顷。中国人试图用越来越集约的经营方式来应付挑战：手工插秧，灌溉，刨茬子。这是维持生命的问题。农民越来越穷；起来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都小心翼翼地向马戛尔尼隐瞒了。他见不到人口过剩和已经出现的不发达状况。吃的已不仅是粗茶淡饭，而是吃不饱的问题。他看不到在中国不像在联合王国那样，人口的增长同经济的发展相吻合。在西方，确实发生过工业革命初期贫困加剧的现象；但是，随后贫困消失了。在中国，在人口膨胀和停滞不前与仅局限于农业的生产间有一条鸿沟：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已卡住无法前进了。马尔萨斯认真读了斯当东的书，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793年，中国尚未遭受大的动荡；但是，它的繁荣已经结束：这是衰落前的鼎盛。
斯当东自欺欺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吗？他似乎对高利贷的危害一无所知，尽管毛泽东的史学界对此大加夸张，但这些危害确确实实存在过：放高利贷的官员、土地霸占者造就了这些无地的农民群众，使他们站在太平军、义和团，后来是毛的一边进行斗争。
英国人“轻信”了官方的说法：即神授的君权保证所有人享福。而传教士后来读到斯当东的记叙时，对他仓促作出的某些判断不免挖苦起来。他没有看到人民遭受着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这就导致出一个越来越警察化的体制。社会的动荡不安足以说明旗人为什么惧怕对外开放：乾隆及其官员出于集团的利己主义只是害怕失去他们的绝对权力。
官员们不能自主，他们被关闭在如同蜂巢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中；而他们也禁止自身之外的任何自主：不能让一个商人、一个种植者去干任何违反围于陈规戒条的官僚等级制度所规定的事。当马戛尔尼发出了西方入侵的预报信号时，帝国的领导集团——即善于组织为自己服务的文官政府的军队中的少数旗人——处于守势。除了通过无节制地征收欧洲商人的税收使自己致富外，中国没有对付欧洲的战略……
看鸭子的小女孩
当斯当东不想提出什么理论而一味描写时，也许我们可以对他表示更多的信任：“村里的房屋为了避寒都由一层厚厚的高粱秸搭成的篱笆围着。墙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土坯或抹上粘土的柳枝做成的。屋顶上盖的是稻草或带土的草皮。屋间用隔扇分开，上面挂着画有神像或写着格言的屏联。”
每座茅屋前都有一个菜园子和小饲养场，“人们饲养猪和家禽，特别是鸭子。人们把鸭子腌上晒干，然后送到大城市的市场上出售。人工孵鸭蛋长期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在中国，看守鸭子的小女孩同欧洲传统里的牧羊女一样普遍。巴罗在往南一些地方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人们通常让孩子放鸭。一条船上数百只鸭子挤在一起，它们听从哨声。听到第一声哨，它们便跳入水中，再爬到岸上；听到第二声哨，它们又回到船上。”
今天同昔日在满清统治下一样，中国农民住的是破砖房或用木板和土坯建的简陋小屋，房顶上铺着茅草或瓦片；还有人穴居在黄土窑洞中。我们的旅行家对饲养场和农作物的描述似乎也适合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两个世纪的动乱竟未能改变一幅具有千年历史的图画。
看不见的农村漂亮姑娘
坐在家门口用纺车纺棉花或忙于收割的村妇都长得粗犷。无法将她们同男人加以区别：“她们的脑袋又大又圆；她们的身体完全裹在宽大的长袍里。她们穿着肥大的长裤，从臀部一直拖到脚上。”
旅行家们略作解释：“这个国家里有着这种习惯，它使得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美女越来越少。富人或地位显赫的人把所有14岁的漂亮一些的女孩都买走。使团的几位主要英国人都见过几个这样的少女。他们十分欣赏这些美人的红润面色和优雅的风度。她们不必在田野里劳动。”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个习俗。
留在农村的妇女是经过这种筛选后留下的大量剩余物资。
------------------
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