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五十三章 “破坏夷船”
第五十三章 “破坏夷船”
（1793年10月18日-20日）
置身这布满设防城市的平原地区，人们还以为是在荷兰。冬天临近。托马斯写道：“谷物由于寒冷已停止生长。”据马戛尔尼的纪录，这里温度变化很大。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死亡率高的原因。他包在估计通过出售质地高的英国羊毛可获得的利润，以及通过贸易刺激经济发展可为中国人带来的好处。
王大人和乔大人承认在这些省份经常有穷人冻死：冬天对于数以千计无过冬的寒衣的穷人来说是个致命的季节。“他们家里没有炉灶；有时在屋里生个火盆，但散发出的暖气持续不了多久。”今天仍是这样：冬天，中国人宁可多穿衣服而不生火，他们通常穿二件，甚至四件毛衣。
河流不穿过城市或村庄，因为怕它们泛滥，城镇建设在离它们较远的地方。经过一星期单调的旅行，天文学家感到了厌倦：“与罗纳河或泰晤士河相比，从船上见到的景色十分单调。”小斯当东则对一切都感到好玩：“我们从未见过一条河流像这里一样蜿蜒曲折。”
唯一出的事故发生在拉纤的途中：“中国官员强迫一大批人来作拉船溯江而上的苦差使，但给的报酬很少。因此，许多人都跑了。官员喜欢在夜间换班，这样可以让正在酣睡的村民无所准备，把他们像在窝里的兔子一样抓定。一个头头手执鞭子，让村民们俯首帖耳，就像对待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一样。”
10月18日，英使一行到达德州，受到士兵列队欢迎，岸上乐声震天，旌旗飘扬，灯火通明。
在蓝布衣服下
这天，托马斯写道：“今天早上，我们进入山东省。在省界，鞑靼族钦差和另外几名官员离开了我们，又来了几位顶替他们。”山东至今还是最富裕的省份之一，然而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当地人离开本地前往关外寻找比较宽裕的土地。
这天正值满月。“整夜都在进行宗教庆祝活动：炮声，喧闹声，音乐声，100多面大鼓响彻云霄；还放焰火和烧香。”巴罗还嘀咕说：“这些音乐中，谁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大，谁的演奏就越有价值。”赫脱南认为“中国人缺乏音乐感。”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使团里的乐师的看法。
在河的两岸，小麦、高梁和烟叶的种植面积很大；托马斯记道：尤其英国人看到的一望无际的棉花地。但由于大部分中国人都穿布衣服，中国的棉花生产尚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从孟买进口。这是东印度公司进行官贸易的最重要项目，公司用棉花来换取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茶叶、丝绸和瓷器。
斯当东进一步指出：“在棉田附近种有靛青植物，它的颜色用来染棉布，所有老百姓都穿着蓝布衣服。”人们是否还记得，1956年《世界报》记者罗贝尔·纪兰大胆地把中国人比作为“蓝蚂蚁”，因而激起了我们的知识界的义愤？萨特和博瓦尔把这一小批人带到互助大厅，对这个肆意侮辱英勇中国人民的无耻之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身穿蓝布衫，并心甘情愿地自称“蚁民”。此所谓：“吾自卑贱吾自愿，然勿容人欺。”
乾隆年代同明朝一样，蓝布衫已经成为劳动大众的制服。在革命后，这种穿着更为严格，发展成所有人都穿得一样。直到邓小平上台后，穿蓝布衣服的人才少起来，尤其是在夏天，先是女性，然后是男性也纷纷效仿，中国的服装才进入了一个绚丽多彩时代。
腐烂的尸体
马戛尔尼记道：在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河流沿岸都有占地很多的公墓；这种对死者的敬重给斯当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津城后有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土平原，上面布满了小坟堆，其数无法估计。这是一块公共埋葬地。中国人十分尊重死者，地面上只要有一点葬过人的痕迹，别人就不敢在那里再挖一个新坑。”
事实上，破坏坟墓会引起鬼魂的愤怒。中国人就是害怕游魂。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冥间孤魂野鬼来纠缠子孙的事。活人也可以报复：古今中国都有捉弄恶鬼的故事。把棺盖揭了，鬼就无法再回到棺材里去了。有的鬼专门纠缠家中的男孩，因此就把男孩打扮成女孩来骗他们……
霍姆斯嚷道：“他们埋葬死者的方法使我们感到厌恶。”如何来解释这点呢？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坟地并不总像他们的花园那样照顾得好。“有时能见到数干具棺材完全打开着，里面的尸体已腐烂。有些棺材只有一半理在地里，另一半上面盖着稻草。”这些无人管的死者都是穷人，他们的后代，——如果他们有后代的话，——没有钱为他们修一座像样的墓穴。可怕的悲惨景象。
在迷信和崇拜之间
马戛尔尼注意“民众极其迷信。他们严格按照吉日和凶日的划分办事。许多中国人，甚至最有地位的人，都参与算卦、看手相和占星术”。
巴罗说，算命者在各省串来串去，挨家挨户地为人算命，以此谋生。“他们到一个地方先吹笛子。任何需要算命的人就把他们请到家里。他们先问要算命的人的生辰八字，然后便为他占卜算命。”斯当东嘲笑说：“（中国人）同意大利人一样迷信。”这同欧洲人心目中的具有儒家智慧的中国人这一形象完全不同。又是一个神话破灭了。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驱凶择吉的做法。什么做法呢？比如一对逃跑的恋人爬上房顶，手里拿着一注香，“以便驱走讨厌的鬼魂”；又如关心地提醒死者，当有人给棺材钉钉子时，不要被槌子的响声吓怕。或建造之字形的桥，以使恶鬼撞上栏杆而跌入水中……
希腊人在死去的亲人嘴里放一枚钱币以便支付过冥河的通行税。中国人则把一颗玛瑙或玉珠放入死者的口里，为的是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冥府。同一个风俗被传了下来。
简朴而好赌
马戛尔尼发现越往南走人口密度越大。“大量妇女混杂在男子之中；漂亮的不多。她们完全同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这是劳动时的平等，一种不间断的劳动：“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他们的繁重劳动不允许中断。”没有星期日；很少有停工的节假日。
这种看法并不是一种批评。当时的现实是最新派的欧洲人希望平民不停地工作。某位工业资产者于1793年写的一篇陈情书中说：“我们常常为泛滥成灾的节假日而叫苦不迭。”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以来一直有的陈词滥调。“如果允许在这些日子里工作，一切都会好得多。现在是男人酗酒，而牲畜在挨饿。如果仅在星期日和1年的4个节日里不干活，我们的家庭将会太平得多。”
巴罗很欣赏中国的节日少，并过得很育单：“新年以及连着的很少几天是民众仅有的节日。那一天，最穷的农民也要让自己和家里人穿上新衣。每个人都去亲戚家串门。”
这种格勒兹式的看法是否有点田园诗的味道？皇帝利用新年举行亲耕典礼，百姓在这天大吃大喝。他们用犀牛角制成的酒杯互相为健康而干杯。“大家互祝寿比南山——万万年！”“如胶似漆难分离。”
但是，熟诸本国民众嗜好社松子酒和啤酒的这位伦敦人通过对比不无道理地认为中国人‘朴实并讲道德”：“比起同一工种的欧洲人来，中国人更能长期坚持工作。他们很早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父母监督他们的时间很长。他们早婚，很少有放荡的邪念和染上那些影响生活源泉的可怕疾病。”这又是多少有点理想化的看法。中国人也爱喝酒。
观察别人也是在镜子里照自己的一种方式。斯当东的清教主义并没有受到儒教的诱惑，而是要帮助自己说教。同一时期在广州对中国人进行观察的一位法国天主教徒提出同英国新教徒一样的结论：“持续不断的劳动保持了中国人的体力，并防止他们受到情欲的缠绕。他们不知爱情；野心在他们身上几乎见不到；贪财是普遍的，但是它刺激竞争，发挥技能和促进工作。”
不管怎样，儒教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尽管毛时代的寺院式的严格控制放松了很多，最近中国当局仍自豪地宣布在中国除了外国人外没有发现爱滋病例。
然而，中国人有一个恶习：赌博。巴罗指出：“中国人在分手前总是试图通过完全凭偶然性的赌博来碰碰运气。”这个例子经常被人引用。古伯察神父也曾提到：“帝国的法律禁止赌博，但是执法根本忙不过来，以至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
中国人也强调指出这一民族特性：“多少人因赌钱倾家荡产，堕落变坏，种下了祸根”。
宁波的潜水破坏者
10月20日，皇帝又记下了与松筠文书来往的日期：
“九月十一日又寄信松筠等，令英咭利国使臣在船顺道观看，谕旨系由六百里发往，约计十三日可以接奉，若即具折复奏，约十八九等日可以奏到，至松筠需十月半前方能抵浙，与长麟等会晤，所有交办事宜，若于十月二十前具折复奏，约于十月底可到。”
皇帝就是这样在他辽阔的帝国监视着有关他的命令、被撤销的原命令、对前者和后者的反应以及一切执行情况的书信交错往来，考虑着坐船或骑马送信所需的时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欧洲迷恋中国是很有道理的：有哪个国家能比中国治理得更为清明呢？
同一天，乾隆收到了长麟10月16日的奏折，当时他尚未收到让他折回舟山的命令，仍在去广东的途中。根据5日颁布的谕旨，他下令沿海各地处于戒备状态。以下是“奏折和朱批”之间的对话，即中国官员和皇上之间“远距离会议”的纪录：
“英咭利国以僻地远夷目睹天朝法制森严，谅不敢妄行滋事。今既蒙皇上烛照夷奸，自应领为筹备。臣思水师所恃者弓矢枪炮，而夷船亦复枪炮具备。似宜另筹一制胜之道，伸其所知凛畏。臣于本年夏间访知宁波府素有疍民能在海水数丈之下寻觅什物。此等人若能招募为兵，虽无别技可用，即其入水锯舵，俾匪船不能转动而攻取操纵，悉惟我用。
——备而不用可也，想不必至此。皇帝批曰，虽带鼓励语气，但又十分谨慎。
“似亦水师制胜一端。臣屡次谆嘱知府克什纳设法招募，惟此等人情愿入伍食粮者甚少，缘伊等捕渔较入伍食粮之利多。
——自然。
“但以臣愚昧之见，水师营内果得此兵，是一兵，即可作数兵之用。每招募一人即给与双份战粮。
——亦恐不副其愿。
“如有拨给别省别营者每名给予安家银二十两，如此办理则疍民自必贪利踊跃弃业归营，是不惟可以制胜夷船，亦于平日海洋捕盗大为得力。臣言是否可采恭候圣明训示。”
在中国这个完全靠习惯办事的国家里，一名巡抚明白他不能主动去破坏外国船员。至于皇帝，他一方面不阻止巡抚去训练疍民，另一方面也明白自己的责任，所以让对方在接到自己的明文指示前不得采取行动。多么好的一堂国家管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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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10月18日-20日）
置身这布满设防城市的平原地区，人们还以为是在荷兰。冬天临近。托马斯写道：“谷物由于寒冷已停止生长。”据马戛尔尼的纪录，这里温度变化很大。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死亡率高的原因。他包在估计通过出售质地高的英国羊毛可获得的利润，以及通过贸易刺激经济发展可为中国人带来的好处。
王大人和乔大人承认在这些省份经常有穷人冻死：冬天对于数以千计无过冬的寒衣的穷人来说是个致命的季节。“他们家里没有炉灶；有时在屋里生个火盆，但散发出的暖气持续不了多久。”今天仍是这样：冬天，中国人宁可多穿衣服而不生火，他们通常穿二件，甚至四件毛衣。
河流不穿过城市或村庄，因为怕它们泛滥，城镇建设在离它们较远的地方。经过一星期单调的旅行，天文学家感到了厌倦：“与罗纳河或泰晤士河相比，从船上见到的景色十分单调。”小斯当东则对一切都感到好玩：“我们从未见过一条河流像这里一样蜿蜒曲折。”
唯一出的事故发生在拉纤的途中：“中国官员强迫一大批人来作拉船溯江而上的苦差使，但给的报酬很少。因此，许多人都跑了。官员喜欢在夜间换班，这样可以让正在酣睡的村民无所准备，把他们像在窝里的兔子一样抓定。一个头头手执鞭子，让村民们俯首帖耳，就像对待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一样。”
10月18日，英使一行到达德州，受到士兵列队欢迎，岸上乐声震天，旌旗飘扬，灯火通明。
在蓝布衣服下
这天，托马斯写道：“今天早上，我们进入山东省。在省界，鞑靼族钦差和另外几名官员离开了我们，又来了几位顶替他们。”山东至今还是最富裕的省份之一，然而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当地人离开本地前往关外寻找比较宽裕的土地。
这天正值满月。“整夜都在进行宗教庆祝活动：炮声，喧闹声，音乐声，100多面大鼓响彻云霄；还放焰火和烧香。”巴罗还嘀咕说：“这些音乐中，谁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大，谁的演奏就越有价值。”赫脱南认为“中国人缺乏音乐感。”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使团里的乐师的看法。
在河的两岸，小麦、高梁和烟叶的种植面积很大；托马斯记道：尤其英国人看到的一望无际的棉花地。但由于大部分中国人都穿布衣服，中国的棉花生产尚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从孟买进口。这是东印度公司进行官贸易的最重要项目，公司用棉花来换取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茶叶、丝绸和瓷器。
斯当东进一步指出：“在棉田附近种有靛青植物，它的颜色用来染棉布，所有老百姓都穿着蓝布衣服。”人们是否还记得，1956年《世界报》记者罗贝尔·纪兰大胆地把中国人比作为“蓝蚂蚁”，因而激起了我们的知识界的义愤？萨特和博瓦尔把这一小批人带到互助大厅，对这个肆意侮辱英勇中国人民的无耻之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身穿蓝布衫，并心甘情愿地自称“蚁民”。此所谓：“吾自卑贱吾自愿，然勿容人欺。”
乾隆年代同明朝一样，蓝布衫已经成为劳动大众的制服。在革命后，这种穿着更为严格，发展成所有人都穿得一样。直到邓小平上台后，穿蓝布衣服的人才少起来，尤其是在夏天，先是女性，然后是男性也纷纷效仿，中国的服装才进入了一个绚丽多彩时代。
腐烂的尸体
马戛尔尼记道：在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河流沿岸都有占地很多的公墓；这种对死者的敬重给斯当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津城后有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土平原，上面布满了小坟堆，其数无法估计。这是一块公共埋葬地。中国人十分尊重死者，地面上只要有一点葬过人的痕迹，别人就不敢在那里再挖一个新坑。”
事实上，破坏坟墓会引起鬼魂的愤怒。中国人就是害怕游魂。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冥间孤魂野鬼来纠缠子孙的事。活人也可以报复：古今中国都有捉弄恶鬼的故事。把棺盖揭了，鬼就无法再回到棺材里去了。有的鬼专门纠缠家中的男孩，因此就把男孩打扮成女孩来骗他们……
霍姆斯嚷道：“他们埋葬死者的方法使我们感到厌恶。”如何来解释这点呢？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坟地并不总像他们的花园那样照顾得好。“有时能见到数干具棺材完全打开着，里面的尸体已腐烂。有些棺材只有一半理在地里，另一半上面盖着稻草。”这些无人管的死者都是穷人，他们的后代，——如果他们有后代的话，——没有钱为他们修一座像样的墓穴。可怕的悲惨景象。
在迷信和崇拜之间
马戛尔尼注意“民众极其迷信。他们严格按照吉日和凶日的划分办事。许多中国人，甚至最有地位的人，都参与算卦、看手相和占星术”。
巴罗说，算命者在各省串来串去，挨家挨户地为人算命，以此谋生。“他们到一个地方先吹笛子。任何需要算命的人就把他们请到家里。他们先问要算命的人的生辰八字，然后便为他占卜算命。”斯当东嘲笑说：“（中国人）同意大利人一样迷信。”这同欧洲人心目中的具有儒家智慧的中国人这一形象完全不同。又是一个神话破灭了。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驱凶择吉的做法。什么做法呢？比如一对逃跑的恋人爬上房顶，手里拿着一注香，“以便驱走讨厌的鬼魂”；又如关心地提醒死者，当有人给棺材钉钉子时，不要被槌子的响声吓怕。或建造之字形的桥，以使恶鬼撞上栏杆而跌入水中……
希腊人在死去的亲人嘴里放一枚钱币以便支付过冥河的通行税。中国人则把一颗玛瑙或玉珠放入死者的口里，为的是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冥府。同一个风俗被传了下来。
简朴而好赌
马戛尔尼发现越往南走人口密度越大。“大量妇女混杂在男子之中；漂亮的不多。她们完全同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这是劳动时的平等，一种不间断的劳动：“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他们的繁重劳动不允许中断。”没有星期日；很少有停工的节假日。
这种看法并不是一种批评。当时的现实是最新派的欧洲人希望平民不停地工作。某位工业资产者于1793年写的一篇陈情书中说：“我们常常为泛滥成灾的节假日而叫苦不迭。”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以来一直有的陈词滥调。“如果允许在这些日子里工作，一切都会好得多。现在是男人酗酒，而牲畜在挨饿。如果仅在星期日和1年的4个节日里不干活，我们的家庭将会太平得多。”
巴罗很欣赏中国的节日少，并过得很育单：“新年以及连着的很少几天是民众仅有的节日。那一天，最穷的农民也要让自己和家里人穿上新衣。每个人都去亲戚家串门。”
这种格勒兹式的看法是否有点田园诗的味道？皇帝利用新年举行亲耕典礼，百姓在这天大吃大喝。他们用犀牛角制成的酒杯互相为健康而干杯。“大家互祝寿比南山——万万年！”“如胶似漆难分离。”
但是，熟诸本国民众嗜好社松子酒和啤酒的这位伦敦人通过对比不无道理地认为中国人‘朴实并讲道德”：“比起同一工种的欧洲人来，中国人更能长期坚持工作。他们很早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父母监督他们的时间很长。他们早婚，很少有放荡的邪念和染上那些影响生活源泉的可怕疾病。”这又是多少有点理想化的看法。中国人也爱喝酒。
观察别人也是在镜子里照自己的一种方式。斯当东的清教主义并没有受到儒教的诱惑，而是要帮助自己说教。同一时期在广州对中国人进行观察的一位法国天主教徒提出同英国新教徒一样的结论：“持续不断的劳动保持了中国人的体力，并防止他们受到情欲的缠绕。他们不知爱情；野心在他们身上几乎见不到；贪财是普遍的，但是它刺激竞争，发挥技能和促进工作。”
不管怎样，儒教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尽管毛时代的寺院式的严格控制放松了很多，最近中国当局仍自豪地宣布在中国除了外国人外没有发现爱滋病例。
然而，中国人有一个恶习：赌博。巴罗指出：“中国人在分手前总是试图通过完全凭偶然性的赌博来碰碰运气。”这个例子经常被人引用。古伯察神父也曾提到：“帝国的法律禁止赌博，但是执法根本忙不过来，以至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
中国人也强调指出这一民族特性：“多少人因赌钱倾家荡产，堕落变坏，种下了祸根”。
宁波的潜水破坏者
10月20日，皇帝又记下了与松筠文书来往的日期：
“九月十一日又寄信松筠等，令英咭利国使臣在船顺道观看，谕旨系由六百里发往，约计十三日可以接奉，若即具折复奏，约十八九等日可以奏到，至松筠需十月半前方能抵浙，与长麟等会晤，所有交办事宜，若于十月二十前具折复奏，约于十月底可到。”
皇帝就是这样在他辽阔的帝国监视着有关他的命令、被撤销的原命令、对前者和后者的反应以及一切执行情况的书信交错往来，考虑着坐船或骑马送信所需的时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欧洲迷恋中国是很有道理的：有哪个国家能比中国治理得更为清明呢？
同一天，乾隆收到了长麟10月16日的奏折，当时他尚未收到让他折回舟山的命令，仍在去广东的途中。根据5日颁布的谕旨，他下令沿海各地处于戒备状态。以下是“奏折和朱批”之间的对话，即中国官员和皇上之间“远距离会议”的纪录：
“英咭利国以僻地远夷目睹天朝法制森严，谅不敢妄行滋事。今既蒙皇上烛照夷奸，自应领为筹备。臣思水师所恃者弓矢枪炮，而夷船亦复枪炮具备。似宜另筹一制胜之道，伸其所知凛畏。臣于本年夏间访知宁波府素有疍民能在海水数丈之下寻觅什物。此等人若能招募为兵，虽无别技可用，即其入水锯舵，俾匪船不能转动而攻取操纵，悉惟我用。
——备而不用可也，想不必至此。皇帝批曰，虽带鼓励语气，但又十分谨慎。
“似亦水师制胜一端。臣屡次谆嘱知府克什纳设法招募，惟此等人情愿入伍食粮者甚少，缘伊等捕渔较入伍食粮之利多。
——自然。
“但以臣愚昧之见，水师营内果得此兵，是一兵，即可作数兵之用。每招募一人即给与双份战粮。
——亦恐不副其愿。
“如有拨给别省别营者每名给予安家银二十两，如此办理则疍民自必贪利踊跃弃业归营，是不惟可以制胜夷船，亦于平日海洋捕盗大为得力。臣言是否可采恭候圣明训示。”
在中国这个完全靠习惯办事的国家里，一名巡抚明白他不能主动去破坏外国船员。至于皇帝，他一方面不阻止巡抚去训练疍民，另一方面也明白自己的责任，所以让对方在接到自己的明文指示前不得采取行动。多么好的一堂国家管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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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