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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章 广州
（1793年12月19日－23日）
12月19日早晨，使团上了皇家平底大船顺着珠江南下。两个半小时后，英国人在一个名叫河南的小岛下船。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一所公馆。总督长麟、巡抚郭世勋，海关监督苏楞额及本地的主要官员，身着朝服，站在铺有地毯的平台后面迎接。随后，所有人走进一间大厅，里面有两行排成半圆形的扶手椅。马戛尔尼就是这样绘声绘色地描写那次隆重欢迎的；两个世纪之后，“贵宾”代表团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仍然同这一模一样。
别这么性急，英国绅士！您忘了一个准备仪式，而小斯当东却在日记中把它透露给我们了：“我们在一个帐篷下通过，来到一间陈设漂亮的大厅。大厅深处有一御座。我们在那里受到Suntoo及其他大官的欢迎。他们对着御座行三跪九叩礼，感谢皇帝赐予他们一次舒适而又顺利的旅行。我们模仿他们也行了礼”。
疑问又产生了。因为当时在场人之一，海关监督苏楞额在1816年断言，他看见过勋爵在广州叩头。那么，模仿什么呢？托马斯没有确指。久而久之，英国人会不会屈从于天朝的习俗？还是继续满足于“英国式的叩头”——行单腿下跪一次的礼节？这里省几个字却给后来人添了麻烦。
为了拒绝向皇帝行叩头礼，马戛尔尼经过了那么多的周折。现在马戛尔尼会同意对空御座叩头，那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英国人又再次面临不利的处境：集体仪式。最大的可能是他们跟着做，就像在热河，他们在人群中第一次见到皇帝时那样。可能他们是单腿下跪，略微低头致意，但是随着天朝的节拍，三长三短。这是“得体的礼节”，也是马戛尔尼和皇帝都不愿意接受而又接受了的一种折衷做法。
“仪式后，我们和中国官吏退到一间又大又漂亮的大厅里”。马戛尔尼直接把我们引到这间大厅，而对那段如此难走的弯路却只字不提。
中国官员们在英国人对面坐下。谈话进行了一小时，谈的主要早旅途见闻和“狮子”号抵达广州的事。总督让这艘英国船进入黄埔港，这是对军舰少有的照顾。
接着是看戏。“一个颇有名气的戏班特意从南京赶来”。主人准备了“丰盛的中国饭”，还为客人备了礼品。总督“主持了仪式”。他对英国人给以“最高待遇。这使广州的中国人为之瞠目，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受到这般尊重。从此，他们便不能再怀疑皇帝的政府对使团的重视了”。特别是我们无法怀疑马戛尔尼也在设法使自己相信这一事实。因为，晚上小斯当东在他那可怕的小本本上又记上了：“我们每人都按身份坐下。总督请我们喝茶和奶。寒暄几句后，他起身，在几个大官的陪同下，把我们带到他让人为我们准备的一栋房子里，更确切地说，是一座宫殿里。他呆了几分钟，然后所有的人都走了”。
“茶和奶”，“寒喧几句”，“几分钟”。多亏了托马斯，我们才知道是在他们的新住地，在总督及其副手们未出席的情况下请他们吃饭：“总督给我们送来一席丰盛的中国式晚餐”，接着是演戏：“他让人在我们住所的一个院子里搭了个舞台，在台上整天不断地演中国戏为我们解闷”。
不停地演戏
使团的住所是一座中国式的宫殿，由若干个大庭院组成。有几个楼按欧洲风格布置，里面有玻璃窗和壁炉。即使是在热带，12月份生上火，马戛尔尼也感到舒适。还有池塘、花坛、对比明显的树以及花丛。
恰好在住所的对面，河的对岸，就是英国代理商行。马戛尔尼一行本来是可以住在那里的：它比所有中国馆舍都舒服。但是“中国人的原则决不能让特使与商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这一点上，只好随乡入俗了”。
晚上，终于只剩下了英国人。男孩不无宽慰地在日记中写道：“晚上，我们共进英式晚餐。代理商行送来了我们想要的一切”。吃了6个月的中国饭菜，烤牛肉和羊肉里脊的滋味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家，甜蜜的家”。
第二天大清早，勋爵推开窗户：舞台正对着他的卧室，戏已经开演了。演员接到命令，只要使团住着，他们就得连续演下去。马戛尔尼十分恼火。他设法免除了戏班的这份差使。演员被辞退。巴罗报告说：“我们的中国陪同对此十分惊讶。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人不喜欢高雅的戏剧”。
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设想，如果为了给一位天朝特使解闷，英国的宫廷大臣召来考文特花园剧团的明星为他演出，这位特使在伦敦会有何反响呢？肯定他很快就会感到厌倦。这是一个进步：马戛尔尼开始同意文化是相对的了。
“别指望改造我们”
小斯当东说第二场戏不像第一场戏是总督赐的，而是海关监督安排的。但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感动：“监督不在位已有两个月，但他已表现得比前任更贪婪。他毫无理由地向一名中国商人勒索20万元。尽管皇帝有旨，他还企图对我们的商船征税”。准是马戛尔尼和他的副手流露过他们的苦衷，结果让机灵的托马斯听出了说话的意思。这件事使使团的最后希望也化作了泡影。
巴罗说得更明确：“‘印度斯坦’号因携带过礼品而免征税；然而公行的商人已交纳了3万两银子的税款。他们要求海关监督归还这些银两，但他只交出1．1万两，说原来就交了这点钱。从中可以看出，进入皇帝国库的税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3万两银子中有1．9万两由他人征收。对国库来说，就这一笔税就损失了三分之二。
就这样，坚持事实的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使马戛尔尼渐渐失去了信心。当提及“中国官吏敢于敲诈勒索”时，巴罗援引其中一个说的话，乾隆本人也不否认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训人话。“你们来这里干吗？我们把你们国内不产的珍贵茶叶给了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毫不需要的你们厂里的产品来作交换。你们还不满足吗？既然你们不喜欢我们的习俗，为什么你们又老来我国？我们又没有请你们来！而你们来了。如果你们循规蹈矩，我们还是以礼相待。请尊重我们的殷勤好客，别指望改造我们”。
这就是中国的声音！这也许是自古至今一个民族在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发出的激烈言论。
12月21日托马斯的日记：“西班牙与荷兰的专员今天早晨来拜会勋爵。晚上，乔大人派来一批杂技演员。他们也是专程从南京赶来的。他们的演出十分惊险”。转盘、顶缸、飞刀：这些节目孩子在热河已经看过，再次观看仍然兴致勃勃。他又恢复了孩子的兴趣。
商人的航程
从欧洲来看，广州是“中国的门户”，是一个整体。英国人发现这个整体是复杂的。广州离海的距离并不比巴黎到塞纳河的距离来得近。称它为“中国的门户”，那是对已经穿越了几道大门的人而说的。
“首先要经过澳门。由于河道多暗礁，船只绕道那里很危险；要出高价聘请领航员和开货物通行单。接着要绕过虎门，这是一个由两个要塞防卫的海峡。还要借助先后三次涨潮通过浅滩上的三个危险的“沙洲”。这之后，才能抵达黄埔岛。欧洲的船不能越过这个海岛。这是刁难吗？不是。我们遇到的一名法国人说：“中国的大帆船可以逆流而上直至广州，而欧洲的船吃水太深”。最后，从黄埔到广州，要征收通行税三次。每处都对小艇要仔细检查一番，然后方能到达代理行。
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的代理行都集中在河的北岸，从旗杆顶上悬挂的旗帜可以辨认。英国代理行前是一排上面有顶棚的长廊，亦称游廊（veranda）。这个词来自印地文。所有的代理行都只有一层，但很宽敞且陈设典雅：英国的风格。
在这些代理行的四周形成了一个占地很大的中国市场：主要是店铺和手工作坊。欧洲人只准在他们的广州代理行中居留数月：秋季与冬天的开头，春季和夏季禁止他们呆在广州，他们被打发去澳门。两地安家，两笔开销。虽然广州与安的列斯群岛处于同一纬度，但冬季还是相当寒冷，需要穿皮毛衣服。分辨力极强的安德逊能辨别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衣裳；这种衣服做工好，穿的人很多。中国人做皮毛衣服都是毛朝里。生壁炉，穿皮袄：这里热带地区的冬季倒有些个别。
中国当局的不信任无处不在。对于欧洲人来说，在中国生活是很艰难的：“我们自己去买任何东西都要受欺负，因此，我们的开支要比我们在孟加拉的代理人要多出一半”。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承认被幽禁在馆舍里。安德逊明确指出：“在特使逗留广州期间，总督只来访过一次”。长麟已完成陪同夷使的任务。从今往后，他全部投身于行使他的总督职权。职务变了，他的性格也变了：他从体贴殷勤变成傲慢无礼。丁维提透露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的勋爵深居简出”。
徒劳的外交努力
马戛尔尼不再天天写日记，因为生活千篇一律。社交活动反复不断但大同小异。会谈则在绕圈子。马戛尔尼对所有的会谈都作了汇报。他此举的目的无非是要使人相信会谈仍频。“我12月21日”与总督、巡抚及海关监督“会谈时”，“其他大官也参加”。他自我吹嘘：“其中有几个从远地来看我”。好像这三天真的在会谈中度过似的……事实是——我们从天真的见习侍童及那个说没有其他大官参加会晤的随身男仆处得知——特使与总督、海关监督只有过一次会谈，那是12月22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粤海关监督持明显的敌视态度。他“根本不想改变接任时的海关情况”。但马戛尔尼指望得到那位总督的保护，他“单独与监督谈了许久”。
马戛尔尼不甘心只做这么点事就罢休，就又任其想象力驰骋起来。12月23日给教达斯的电报考虑到两种可能性。或由“狮子”号护送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使它们免遭法国革命者的袭击，“想到在尚未用尽一切方法完成对华使命前就要回国，我就感到非常难受。当然，能保护这些珍贵船只平安返航又使我内心得到了某些补偿”。——即把没有完成使命回国归咎于法国大革命。或者商船队没有“狮子”号的护送先离开广州。马戛尔尼留着这艘军舰去设法完成同日本接触的使命：“我在交趾支那曾受到热情欢迎。当时我就打算再去。然而，在此期间，我获悉北京朝廷把这一王国视为它的属国，任何一国要排除中国与这王国会谈都会引起中国的不快。相反，与日本打交道就不存在任何这类障碍”。
他想象1794年10月底，当他完成赴日使命归来之时，就可以检验新任总督的友好措施在澳门和香港所产生的效果了：
“我对长麟的陪同十分赞赏。他认为（下面是他的原话）：要改变他国家对英国商人的态度，这不仅事关公正，而且有关国家的荣誉。他为能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积极工具而自豪……他看到了我们在印度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海上所显示的威力需要人们谨慎地对待我们。
“我提醒他国王陛下希望在中国有一名公使，即使不能长驻，至少也能临时逗留。皇帝陛下在12月1日的一份特别亲切的诏书中提到，他乐意接待一位新的英国公使。这封信表明，朝廷的态度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将来这位驻华公使的使命之一，可能就是平息北京政府对我们同西藏中国人的敌人之间的所谓联系表示的不安……下一位代表可以此为理由同中国结盟，从中我们可获得若干有利条件，如以我们在尼泊尔对他们表示支持来换取割让一块土地让我们可以方便地经商。”
马戛尔尼全然是在梦中说胡话。可以说他把所受的侮辱全都忘了，也可以说他从5个月的日常交往中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他本人也在耍什么狡猾而虚伪的招数：如果他不能使美好的计划实现，那是战争的错误。他被过早地召回国，把一位伟大的外交官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护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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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12月19日－23日）
12月19日早晨，使团上了皇家平底大船顺着珠江南下。两个半小时后，英国人在一个名叫河南的小岛下船。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一所公馆。总督长麟、巡抚郭世勋，海关监督苏楞额及本地的主要官员，身着朝服，站在铺有地毯的平台后面迎接。随后，所有人走进一间大厅，里面有两行排成半圆形的扶手椅。马戛尔尼就是这样绘声绘色地描写那次隆重欢迎的；两个世纪之后，“贵宾”代表团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仍然同这一模一样。
别这么性急，英国绅士！您忘了一个准备仪式，而小斯当东却在日记中把它透露给我们了：“我们在一个帐篷下通过，来到一间陈设漂亮的大厅。大厅深处有一御座。我们在那里受到Suntoo及其他大官的欢迎。他们对着御座行三跪九叩礼，感谢皇帝赐予他们一次舒适而又顺利的旅行。我们模仿他们也行了礼”。
疑问又产生了。因为当时在场人之一，海关监督苏楞额在1816年断言，他看见过勋爵在广州叩头。那么，模仿什么呢？托马斯没有确指。久而久之，英国人会不会屈从于天朝的习俗？还是继续满足于“英国式的叩头”——行单腿下跪一次的礼节？这里省几个字却给后来人添了麻烦。
为了拒绝向皇帝行叩头礼，马戛尔尼经过了那么多的周折。现在马戛尔尼会同意对空御座叩头，那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英国人又再次面临不利的处境：集体仪式。最大的可能是他们跟着做，就像在热河，他们在人群中第一次见到皇帝时那样。可能他们是单腿下跪，略微低头致意，但是随着天朝的节拍，三长三短。这是“得体的礼节”，也是马戛尔尼和皇帝都不愿意接受而又接受了的一种折衷做法。
“仪式后，我们和中国官吏退到一间又大又漂亮的大厅里”。马戛尔尼直接把我们引到这间大厅，而对那段如此难走的弯路却只字不提。
中国官员们在英国人对面坐下。谈话进行了一小时，谈的主要早旅途见闻和“狮子”号抵达广州的事。总督让这艘英国船进入黄埔港，这是对军舰少有的照顾。
接着是看戏。“一个颇有名气的戏班特意从南京赶来”。主人准备了“丰盛的中国饭”，还为客人备了礼品。总督“主持了仪式”。他对英国人给以“最高待遇。这使广州的中国人为之瞠目，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受到这般尊重。从此，他们便不能再怀疑皇帝的政府对使团的重视了”。特别是我们无法怀疑马戛尔尼也在设法使自己相信这一事实。因为，晚上小斯当东在他那可怕的小本本上又记上了：“我们每人都按身份坐下。总督请我们喝茶和奶。寒暄几句后，他起身，在几个大官的陪同下，把我们带到他让人为我们准备的一栋房子里，更确切地说，是一座宫殿里。他呆了几分钟，然后所有的人都走了”。
“茶和奶”，“寒喧几句”，“几分钟”。多亏了托马斯，我们才知道是在他们的新住地，在总督及其副手们未出席的情况下请他们吃饭：“总督给我们送来一席丰盛的中国式晚餐”，接着是演戏：“他让人在我们住所的一个院子里搭了个舞台，在台上整天不断地演中国戏为我们解闷”。
不停地演戏
使团的住所是一座中国式的宫殿，由若干个大庭院组成。有几个楼按欧洲风格布置，里面有玻璃窗和壁炉。即使是在热带，12月份生上火，马戛尔尼也感到舒适。还有池塘、花坛、对比明显的树以及花丛。
恰好在住所的对面，河的对岸，就是英国代理商行。马戛尔尼一行本来是可以住在那里的：它比所有中国馆舍都舒服。但是“中国人的原则决不能让特使与商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这一点上，只好随乡入俗了”。
晚上，终于只剩下了英国人。男孩不无宽慰地在日记中写道：“晚上，我们共进英式晚餐。代理商行送来了我们想要的一切”。吃了6个月的中国饭菜，烤牛肉和羊肉里脊的滋味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家，甜蜜的家”。
第二天大清早，勋爵推开窗户：舞台正对着他的卧室，戏已经开演了。演员接到命令，只要使团住着，他们就得连续演下去。马戛尔尼十分恼火。他设法免除了戏班的这份差使。演员被辞退。巴罗报告说：“我们的中国陪同对此十分惊讶。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人不喜欢高雅的戏剧”。
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设想，如果为了给一位天朝特使解闷，英国的宫廷大臣召来考文特花园剧团的明星为他演出，这位特使在伦敦会有何反响呢？肯定他很快就会感到厌倦。这是一个进步：马戛尔尼开始同意文化是相对的了。
“别指望改造我们”
小斯当东说第二场戏不像第一场戏是总督赐的，而是海关监督安排的。但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感动：“监督不在位已有两个月，但他已表现得比前任更贪婪。他毫无理由地向一名中国商人勒索20万元。尽管皇帝有旨，他还企图对我们的商船征税”。准是马戛尔尼和他的副手流露过他们的苦衷，结果让机灵的托马斯听出了说话的意思。这件事使使团的最后希望也化作了泡影。
巴罗说得更明确：“‘印度斯坦’号因携带过礼品而免征税；然而公行的商人已交纳了3万两银子的税款。他们要求海关监督归还这些银两，但他只交出1．1万两，说原来就交了这点钱。从中可以看出，进入皇帝国库的税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3万两银子中有1．9万两由他人征收。对国库来说，就这一笔税就损失了三分之二。
就这样，坚持事实的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使马戛尔尼渐渐失去了信心。当提及“中国官吏敢于敲诈勒索”时，巴罗援引其中一个说的话，乾隆本人也不否认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训人话。“你们来这里干吗？我们把你们国内不产的珍贵茶叶给了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毫不需要的你们厂里的产品来作交换。你们还不满足吗？既然你们不喜欢我们的习俗，为什么你们又老来我国？我们又没有请你们来！而你们来了。如果你们循规蹈矩，我们还是以礼相待。请尊重我们的殷勤好客，别指望改造我们”。
这就是中国的声音！这也许是自古至今一个民族在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发出的激烈言论。
12月21日托马斯的日记：“西班牙与荷兰的专员今天早晨来拜会勋爵。晚上，乔大人派来一批杂技演员。他们也是专程从南京赶来的。他们的演出十分惊险”。转盘、顶缸、飞刀：这些节目孩子在热河已经看过，再次观看仍然兴致勃勃。他又恢复了孩子的兴趣。
商人的航程
从欧洲来看，广州是“中国的门户”，是一个整体。英国人发现这个整体是复杂的。广州离海的距离并不比巴黎到塞纳河的距离来得近。称它为“中国的门户”，那是对已经穿越了几道大门的人而说的。
“首先要经过澳门。由于河道多暗礁，船只绕道那里很危险；要出高价聘请领航员和开货物通行单。接着要绕过虎门，这是一个由两个要塞防卫的海峡。还要借助先后三次涨潮通过浅滩上的三个危险的“沙洲”。这之后，才能抵达黄埔岛。欧洲的船不能越过这个海岛。这是刁难吗？不是。我们遇到的一名法国人说：“中国的大帆船可以逆流而上直至广州，而欧洲的船吃水太深”。最后，从黄埔到广州，要征收通行税三次。每处都对小艇要仔细检查一番，然后方能到达代理行。
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的代理行都集中在河的北岸，从旗杆顶上悬挂的旗帜可以辨认。英国代理行前是一排上面有顶棚的长廊，亦称游廊（veranda）。这个词来自印地文。所有的代理行都只有一层，但很宽敞且陈设典雅：英国的风格。
在这些代理行的四周形成了一个占地很大的中国市场：主要是店铺和手工作坊。欧洲人只准在他们的广州代理行中居留数月：秋季与冬天的开头，春季和夏季禁止他们呆在广州，他们被打发去澳门。两地安家，两笔开销。虽然广州与安的列斯群岛处于同一纬度，但冬季还是相当寒冷，需要穿皮毛衣服。分辨力极强的安德逊能辨别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衣裳；这种衣服做工好，穿的人很多。中国人做皮毛衣服都是毛朝里。生壁炉，穿皮袄：这里热带地区的冬季倒有些个别。
中国当局的不信任无处不在。对于欧洲人来说，在中国生活是很艰难的：“我们自己去买任何东西都要受欺负，因此，我们的开支要比我们在孟加拉的代理人要多出一半”。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承认被幽禁在馆舍里。安德逊明确指出：“在特使逗留广州期间，总督只来访过一次”。长麟已完成陪同夷使的任务。从今往后，他全部投身于行使他的总督职权。职务变了，他的性格也变了：他从体贴殷勤变成傲慢无礼。丁维提透露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的勋爵深居简出”。
徒劳的外交努力
马戛尔尼不再天天写日记，因为生活千篇一律。社交活动反复不断但大同小异。会谈则在绕圈子。马戛尔尼对所有的会谈都作了汇报。他此举的目的无非是要使人相信会谈仍频。“我12月21日”与总督、巡抚及海关监督“会谈时”，“其他大官也参加”。他自我吹嘘：“其中有几个从远地来看我”。好像这三天真的在会谈中度过似的……事实是——我们从天真的见习侍童及那个说没有其他大官参加会晤的随身男仆处得知——特使与总督、海关监督只有过一次会谈，那是12月22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粤海关监督持明显的敌视态度。他“根本不想改变接任时的海关情况”。但马戛尔尼指望得到那位总督的保护，他“单独与监督谈了许久”。
马戛尔尼不甘心只做这么点事就罢休，就又任其想象力驰骋起来。12月23日给教达斯的电报考虑到两种可能性。或由“狮子”号护送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使它们免遭法国革命者的袭击，“想到在尚未用尽一切方法完成对华使命前就要回国，我就感到非常难受。当然，能保护这些珍贵船只平安返航又使我内心得到了某些补偿”。——即把没有完成使命回国归咎于法国大革命。或者商船队没有“狮子”号的护送先离开广州。马戛尔尼留着这艘军舰去设法完成同日本接触的使命：“我在交趾支那曾受到热情欢迎。当时我就打算再去。然而，在此期间，我获悉北京朝廷把这一王国视为它的属国，任何一国要排除中国与这王国会谈都会引起中国的不快。相反，与日本打交道就不存在任何这类障碍”。
他想象1794年10月底，当他完成赴日使命归来之时，就可以检验新任总督的友好措施在澳门和香港所产生的效果了：
“我对长麟的陪同十分赞赏。他认为（下面是他的原话）：要改变他国家对英国商人的态度，这不仅事关公正，而且有关国家的荣誉。他为能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积极工具而自豪……他看到了我们在印度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海上所显示的威力需要人们谨慎地对待我们。
“我提醒他国王陛下希望在中国有一名公使，即使不能长驻，至少也能临时逗留。皇帝陛下在12月1日的一份特别亲切的诏书中提到，他乐意接待一位新的英国公使。这封信表明，朝廷的态度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将来这位驻华公使的使命之一，可能就是平息北京政府对我们同西藏中国人的敌人之间的所谓联系表示的不安……下一位代表可以此为理由同中国结盟，从中我们可获得若干有利条件，如以我们在尼泊尔对他们表示支持来换取割让一块土地让我们可以方便地经商。”
马戛尔尼全然是在梦中说胡话。可以说他把所受的侮辱全都忘了，也可以说他从5个月的日常交往中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他本人也在耍什么狡猾而虚伪的招数：如果他不能使美好的计划实现，那是战争的错误。他被过早地召回国，把一位伟大的外交官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护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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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