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七十六章 后卫战
第七十六章 后卫战
（1793年12月29日-1794年1月13日）
12月29日晚，人们听说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驶抵澳门，它是6月7日离开英国的。它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华新汉’号把公司的其它船撂在马六甲海峡。‘公主’号被3艘法国军舰劫走了。法舰有两艘分别配备有67门炮和50门炮，另一艘是快速护卫舰。”
翌日，1793年的圣西尔韦斯特节，送来了由“华新汉”号从英国捎来的包裹和信件。这是人们得到的过时7个月之久的有关战争、亲人和家庭的最新消息。
1月2日，3艘被延误了的船开到广州，使本年度东印度公司的所有商船在广州集中。使团一行于12月19日到达广州时，已有5艘船泊在码头；在辞旧岁、迎新年的时候，则有18艘船在那里抛锚。有几艘船以前去过马尼拉，另有几艘从科洛芒代尔海岸过来。在回国前，它们都在广州装货。
船队在地球两端往返的节奏是这样：6至9个月的去程，一、二个月在中国卸货装货，6至9个月的返程，一、二个月在伦敦卸船装船。如此，周而复始，从远西到远东。英国也正是以这种节奏使财富源源而来，国力不断强盛。
战争的消息使马戛尔尼回到现实世界。该是顺从形势，结束使命的时候了。也是结束他的“抱负”的时候了。他克制着内心的悲伤用庄严、感人的语气说：
“在充分考虑了摆在我面前的所有情况，考虑到已准备待运的货物的价值（至少300万英镑，相当于1989年的18亿法郎）；我核实了‘公主’号已被劫，在巽他海峡确有法国海军力量；认真阅读了来自巴达维亚的信函；鉴于没有得到来自英国船队的任何消息、以及交趾支那目前的形势，尽管这对我来说十分痛苦，我现在不得不取消原来抱有幻想的一切打算。”
现在甚至想用在日本的成功来弥补在中国的失败也已为时太晚，“日本始终吸引我，到那里去冒险可以为发展我国的工业开辟一个新的阵地。”
没有必要再花上15个月来等待政府的指示了：“在船上”，他确实就是“仅次于上帝的唯一主宰”。
但是目前，他还不能马上作出具体的决定。商船队在两个月内不可能在广州聚齐装货。在这方面他并不着急。他和他的部下可以休息，中国人也不打扰他。
广州，一座半开放的城市
长麟许诺的告示很快就贴出了：他在1月2日及5日发布的。在这之前，英国人只听到对他们说的好话。总之，他们现在掌握了可以用来对付第三者，也可以用来对付他们的对话者——中国当局的文件了。但就实质而言，那只是些“连篇空话”。第一个告示规定了粗暴对待或榨取夷人钱财者所要服的刑，它是针对一些“卖白酒给水手的小人物的”。第二个告示是针对向欧洲人敲诈勒索的官吏的。应该指出的是，这两个告示丝毫没有改变以往的习惯。对备忘录不作任何回答。
使团继续在严密监视下生活。丁维提在岸边散步，看到一种据他说是鲜为人知的蓝色植物。他俯身去拾，此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个军人，威胁着不让他捡。“类似的遭遇发生过好几次”。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东印度公司的先生们被圈在广州城外的代理行里不能进城。因此，能跑遍这个大城市是很自豪的；欧洲人虽然对其知之不多，但一提起它就像谈起一座熟悉的城市一样。“我很好奇，想看看这座城市。我从它的一端穿到另一端。大家说它有100万居民：看到到处是人，也许这并不言过其实。”
人们“都很忙碌”：他们忙于“制作缎子鞋”、“编织草帽”、“鼻梁上架着眼镜锻造金属”。“街道很窄，都是石板路面。在街上既看不到二轮马车，除了我的仆人骑的之外，也看不到马。”广州只是个大市场。而从军事观点来看：“城墙完好’”，但“没有一门炮”。
永远是那位说大实话的圣约翰——小斯当东——告诉我们，好奇心并非是这次参观的唯一理由：“1月7日。今晨，我们乘船到城门口。下船后就坐上轿，穿过市区来到总督府。我们到时，一名仆人请我们不必进去了。我们立即转身离开。中国的礼仪就是这样”。
马戛尔尼一言不发就回去了；他十分恼怒，但在日记中对中国这种离奇的礼仪只字未提。
一堂出色的外贸课
马曼尔尼发现，在广州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奇怪。是否长麟的告示一实施，一切都能解决了呢？在它们颁布后，一些外国人仍然遭到小的敲诈勒索。当然，肇事者受到了惩罚。但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这是个解决办法。“有些更多的事取决于我们，它们比那些告示和惩罚更能保护我们。”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欧洲人要坚定地团结一致，而不是互相敌对，从而使那些滥用职权或不正派的官吏不能巧取豪夺。这就是工联主义，尽管这词还没有出现。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在英国使团到达前数月，在他的日记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将同意这个观点：这个懦弱的民族在坚定与强硬的态度前总是动摇让步的。商人们都同意，住在广州的欧洲人只要团结和一致要求，就足以使他们免受过去一直受到的欺侮。”
但是，欧洲人要靠自己作出努力，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勋爵指出：“欧洲人躲着广州人。”他们只局限于与“那些在代理行工作的人有来往”。他们穿与“中国式样尽可能不同的衣服”。“他们对中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他们甚至不想学汉语”，尽管小斯当东的例子证明可以在几个月内取得进步：“他学说与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多亏了这样，他能很自如地说写。他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结果是：欧洲人任凭中国仆人随意摆布，后者又听不懂人家对他们说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话。“一个身穿长袍、头戴软帽的中国人，来到伦敦商业区做买卖，而又不会说英文，大家能想象吗？与广州人对待欧洲人相比，他们不会受到伦敦人的欢迎，就像现在欧洲人不受广东人的欢迎一样。”
英国人可以“任意按他们的意旨来左右中国的贸易，就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表现得有分寸，处处谨慎行事，尤其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懂中文，只能维持一种不好的关系。
不该把错误都归在欧洲人身上。因为规章制度禁止中国人给外国人教授中文。联系都要通过学过英语的中国翻译，虽然他们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但仍然处于皇帝权力的控制之下。所有想不顾这些规定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这是11月20日的备忘录里提出的要求之一；很自然，它是不会得到答复的。
一切都没有改变：不经过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挑选，一个中国人是不能成为外国常驻代表的翻译、仆人或助手的。尽管中国当局不付给他工资，但他继续接受它的领导。
该走了
还有两个月！马戛尔尼还可以再试试同中国人对话。但自12月22日始，没有进行过一次认真的谈话。那么传达诏书呢？它没有成为一次会谈的机会：它倒使他想起那次预示他归国的阴森的仪式。那些告示呢？那是答非所问。到总督府的拜访呢？那简直是一种凌辱。再也没有什么可企盼的了。
马戛尔尼决定在下逐客令前就到西方的领土——澳门去。但他善于辞令，知道怎么说话：“因为不想过多打扰中国人，又怕总督以为特使对他在中国的逗留不满意”，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托词。
长麟抓住了机会。“一致同意”把返程的日期定在第二天，1月8日。在起锚前，马戛尔尼作了最后尝试：他邀请总督于翌日晨来英国人馆舍共进早餐。他想借此机会，把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介绍给巡抚和海关监督。总督接受了邀请，但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这些商人难道有那么重要吗？马戛尔尼尽量向他解释英国商人与其他国家商人间的巨大差异，但无济于事：“中国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赫脱南说：他们不能懂得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最小的芝麻绿豆官都自视在最富有的商人之上”。更何况这些都是受人辱骂。挨人石块和遭人打得只能躲藏在代理行的商人。
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名声很坏，因而勋爵要使中国人理解他们的优越地位就更为困难了。赫脱南作为一名地道的德国人开心地指出了这种矛盾：“在中国商人受到歧视，然而，他们的身份在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受到尊重……英国商人感到双倍的痛苦”，因为他们“在本国备受尊重”，但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的人”。
当然，赫脱南夸大了商业在“欧洲文明国家”享有的尊敬：敌视经商和商人的偏见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在德国的一大部分地区都相当普遍；它们与在中国盛行的那种偏见并无多大区别。但他的观察很正确，他用了“最残忍的人”这个我们在皇帝笔下常用过的说法。安特卡斯托骑士的一句话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中国人发现，这个胆大妄为的国家希望独霸同亚洲的贸易”，它“增加远航中国的船只，而这些船随时都可改造成军舰”。
对于英国人，“商人”一词本身就代表他们的智慧，他们是文明的先锋。中国人对此是不能理解的。当商人不是英国人时，马戛尔尼与中国人一样也蔑视他们。这倒也不假。
告别
1月8日，在代理行共进早餐，特使把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介绍给总督、巡抚及海关监督。这些中国的大官答应给予他们理应得到的关照；对特意为他们准备的点心大加赞赏，特别对甜葡萄酒和雪梨－白兰地酒赞不绝口。
下午1点，马戛尔尼、斯当东、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和本松上校登上“狮子”号的小艇。使团的其他先生们以及王大人和乔大人分乘几艘小艇。船队顺珠江而下。
当英国人起锚时，皇帝还在监视他们。潮州镇总兵托尔欢1794年1月9日上奏说：“督臣长麟委令奴才先将贡使之随从跟役押送蠔墩各上原船。初七日风色稍定；该贡使当即率领各夷人望阙行礼，叩谢天恩、开行回国。”
托马斯用他惯有的清新笔调写道：“顺江而下用了1小时15分钟。我们先从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船前经过，船员们在我们过时向我们致敬。有几艘美国、西班牙、荷兰和热那亚的船。除了‘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大部分船都放下了桅杆。我们终于到了‘狮子’号，它看着真是雄伟。它鸣19响礼炮向我们致敬。乔大人、王大人和他当官的兄弟很乐意同我们在船上共进午餐。乔大人和王大人同我们经过这段长时期的相处，现在就要分手，感到十分激动。”
马戛尔尼肯定，王大人和乔大人“没能忍住眼泪”。“这是他们感情的真实流露。如果有朝一日我忘了这两位的深情厚意或他们为我们帮的忙，我将是最坏的忘恩负义者。”如今的旅游者在与中国陪同相处几周后，尽管可能为他们的奇怪举动不止一次地骂过街，但在离开之际，又有谁不把他们搂在怀里深为感动呢？
如果朋友乔大人是……
第二无，马戛尔尼收到王大人和乔大人差人送来的20大筐水果和蔬菜。“他们肯定再也见不到我们了。所以我对这种关心更为感动。”
感动促使勋爵为乔大人订出无法实现的计划。这位不可救药的西方人以为两个人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交情可以消除一个否定个人、扼杀私人关系的制度的后果。今天，又有多少在中国或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我国外交官抱有同样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与二流人物间的“私人关系”上。要克服制度的惰性，只有最高层领导人才算数。有时是在……
乔大人是一位出色的文人。总督很器重他。这位总督迟早要官居首位。有了这层保护，再加上在陪同使团时取得的种种经验，这就可以确保乔大人仕途似锦。马戛尔尼在梦想：为什么海关监督的职位就不能由乔大人担任？这个位子对他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委任他到广州任职，对英国人就太有利了。”
马戛尔尼自以为王大人与乔大人由于做过陪同使团的工作就肯定能升官；将来他们会达到国家权力的顶峰。这两位可靠的朋友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任何一个对中国的今昔有所了解的人看到马戛尔尼这样都会禁不住微微一笑的。王大人在维持社会治安的默默无闻的战斗中送了命。乔大人最后在北方的一个省里任按察使。
以后的3天从黄埔到公海。为了绕过3个沙洲，每天都要耐心等到天黑涨潮。
1月13日，“狮子”号通过两个守卫“虎门”的要塞。马戛尔尼估计后说：“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相距约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
在要塞前的空地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检阅。马戛尔尼用厌倦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片军旗、横幅和戎装的军人。只要说明一点就足以使这条用牛羊的肠膜吹大的龙泄了气。与“狮子”号交叉而过的武装船上装满了士兵。但并没有鸣礼炮。原因就不言而喻了：炮孔里没有炮。这些炮孔都是在船舷上画的逼真画。这难道不是中国本身的形象吗？马戛尔尼思忖。“破败不堪的旧军舰，它只能靠着庞大的躯壳使人敬畏了……”
------------------
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12月29日-1794年1月13日）
12月29日晚，人们听说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驶抵澳门，它是6月7日离开英国的。它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华新汉’号把公司的其它船撂在马六甲海峡。‘公主’号被3艘法国军舰劫走了。法舰有两艘分别配备有67门炮和50门炮，另一艘是快速护卫舰。”
翌日，1793年的圣西尔韦斯特节，送来了由“华新汉”号从英国捎来的包裹和信件。这是人们得到的过时7个月之久的有关战争、亲人和家庭的最新消息。
1月2日，3艘被延误了的船开到广州，使本年度东印度公司的所有商船在广州集中。使团一行于12月19日到达广州时，已有5艘船泊在码头；在辞旧岁、迎新年的时候，则有18艘船在那里抛锚。有几艘船以前去过马尼拉，另有几艘从科洛芒代尔海岸过来。在回国前，它们都在广州装货。
船队在地球两端往返的节奏是这样：6至9个月的去程，一、二个月在中国卸货装货，6至9个月的返程，一、二个月在伦敦卸船装船。如此，周而复始，从远西到远东。英国也正是以这种节奏使财富源源而来，国力不断强盛。
战争的消息使马戛尔尼回到现实世界。该是顺从形势，结束使命的时候了。也是结束他的“抱负”的时候了。他克制着内心的悲伤用庄严、感人的语气说：
“在充分考虑了摆在我面前的所有情况，考虑到已准备待运的货物的价值（至少300万英镑，相当于1989年的18亿法郎）；我核实了‘公主’号已被劫，在巽他海峡确有法国海军力量；认真阅读了来自巴达维亚的信函；鉴于没有得到来自英国船队的任何消息、以及交趾支那目前的形势，尽管这对我来说十分痛苦，我现在不得不取消原来抱有幻想的一切打算。”
现在甚至想用在日本的成功来弥补在中国的失败也已为时太晚，“日本始终吸引我，到那里去冒险可以为发展我国的工业开辟一个新的阵地。”
没有必要再花上15个月来等待政府的指示了：“在船上”，他确实就是“仅次于上帝的唯一主宰”。
但是目前，他还不能马上作出具体的决定。商船队在两个月内不可能在广州聚齐装货。在这方面他并不着急。他和他的部下可以休息，中国人也不打扰他。
广州，一座半开放的城市
长麟许诺的告示很快就贴出了：他在1月2日及5日发布的。在这之前，英国人只听到对他们说的好话。总之，他们现在掌握了可以用来对付第三者，也可以用来对付他们的对话者——中国当局的文件了。但就实质而言，那只是些“连篇空话”。第一个告示规定了粗暴对待或榨取夷人钱财者所要服的刑，它是针对一些“卖白酒给水手的小人物的”。第二个告示是针对向欧洲人敲诈勒索的官吏的。应该指出的是，这两个告示丝毫没有改变以往的习惯。对备忘录不作任何回答。
使团继续在严密监视下生活。丁维提在岸边散步，看到一种据他说是鲜为人知的蓝色植物。他俯身去拾，此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个军人，威胁着不让他捡。“类似的遭遇发生过好几次”。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东印度公司的先生们被圈在广州城外的代理行里不能进城。因此，能跑遍这个大城市是很自豪的；欧洲人虽然对其知之不多，但一提起它就像谈起一座熟悉的城市一样。“我很好奇，想看看这座城市。我从它的一端穿到另一端。大家说它有100万居民：看到到处是人，也许这并不言过其实。”
人们“都很忙碌”：他们忙于“制作缎子鞋”、“编织草帽”、“鼻梁上架着眼镜锻造金属”。“街道很窄，都是石板路面。在街上既看不到二轮马车，除了我的仆人骑的之外，也看不到马。”广州只是个大市场。而从军事观点来看：“城墙完好’”，但“没有一门炮”。
永远是那位说大实话的圣约翰——小斯当东——告诉我们，好奇心并非是这次参观的唯一理由：“1月7日。今晨，我们乘船到城门口。下船后就坐上轿，穿过市区来到总督府。我们到时，一名仆人请我们不必进去了。我们立即转身离开。中国的礼仪就是这样”。
马戛尔尼一言不发就回去了；他十分恼怒，但在日记中对中国这种离奇的礼仪只字未提。
一堂出色的外贸课
马曼尔尼发现，在广州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奇怪。是否长麟的告示一实施，一切都能解决了呢？在它们颁布后，一些外国人仍然遭到小的敲诈勒索。当然，肇事者受到了惩罚。但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这是个解决办法。“有些更多的事取决于我们，它们比那些告示和惩罚更能保护我们。”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欧洲人要坚定地团结一致，而不是互相敌对，从而使那些滥用职权或不正派的官吏不能巧取豪夺。这就是工联主义，尽管这词还没有出现。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在英国使团到达前数月，在他的日记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将同意这个观点：这个懦弱的民族在坚定与强硬的态度前总是动摇让步的。商人们都同意，住在广州的欧洲人只要团结和一致要求，就足以使他们免受过去一直受到的欺侮。”
但是，欧洲人要靠自己作出努力，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勋爵指出：“欧洲人躲着广州人。”他们只局限于与“那些在代理行工作的人有来往”。他们穿与“中国式样尽可能不同的衣服”。“他们对中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他们甚至不想学汉语”，尽管小斯当东的例子证明可以在几个月内取得进步：“他学说与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多亏了这样，他能很自如地说写。他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结果是：欧洲人任凭中国仆人随意摆布，后者又听不懂人家对他们说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话。“一个身穿长袍、头戴软帽的中国人，来到伦敦商业区做买卖，而又不会说英文，大家能想象吗？与广州人对待欧洲人相比，他们不会受到伦敦人的欢迎，就像现在欧洲人不受广东人的欢迎一样。”
英国人可以“任意按他们的意旨来左右中国的贸易，就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表现得有分寸，处处谨慎行事，尤其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懂中文，只能维持一种不好的关系。
不该把错误都归在欧洲人身上。因为规章制度禁止中国人给外国人教授中文。联系都要通过学过英语的中国翻译，虽然他们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但仍然处于皇帝权力的控制之下。所有想不顾这些规定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这是11月20日的备忘录里提出的要求之一；很自然，它是不会得到答复的。
一切都没有改变：不经过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挑选，一个中国人是不能成为外国常驻代表的翻译、仆人或助手的。尽管中国当局不付给他工资，但他继续接受它的领导。
该走了
还有两个月！马戛尔尼还可以再试试同中国人对话。但自12月22日始，没有进行过一次认真的谈话。那么传达诏书呢？它没有成为一次会谈的机会：它倒使他想起那次预示他归国的阴森的仪式。那些告示呢？那是答非所问。到总督府的拜访呢？那简直是一种凌辱。再也没有什么可企盼的了。
马戛尔尼决定在下逐客令前就到西方的领土——澳门去。但他善于辞令，知道怎么说话：“因为不想过多打扰中国人，又怕总督以为特使对他在中国的逗留不满意”，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托词。
长麟抓住了机会。“一致同意”把返程的日期定在第二天，1月8日。在起锚前，马戛尔尼作了最后尝试：他邀请总督于翌日晨来英国人馆舍共进早餐。他想借此机会，把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介绍给巡抚和海关监督。总督接受了邀请，但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这些商人难道有那么重要吗？马戛尔尼尽量向他解释英国商人与其他国家商人间的巨大差异，但无济于事：“中国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赫脱南说：他们不能懂得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最小的芝麻绿豆官都自视在最富有的商人之上”。更何况这些都是受人辱骂。挨人石块和遭人打得只能躲藏在代理行的商人。
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名声很坏，因而勋爵要使中国人理解他们的优越地位就更为困难了。赫脱南作为一名地道的德国人开心地指出了这种矛盾：“在中国商人受到歧视，然而，他们的身份在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受到尊重……英国商人感到双倍的痛苦”，因为他们“在本国备受尊重”，但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的人”。
当然，赫脱南夸大了商业在“欧洲文明国家”享有的尊敬：敌视经商和商人的偏见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在德国的一大部分地区都相当普遍；它们与在中国盛行的那种偏见并无多大区别。但他的观察很正确，他用了“最残忍的人”这个我们在皇帝笔下常用过的说法。安特卡斯托骑士的一句话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中国人发现，这个胆大妄为的国家希望独霸同亚洲的贸易”，它“增加远航中国的船只，而这些船随时都可改造成军舰”。
对于英国人，“商人”一词本身就代表他们的智慧，他们是文明的先锋。中国人对此是不能理解的。当商人不是英国人时，马戛尔尼与中国人一样也蔑视他们。这倒也不假。
告别
1月8日，在代理行共进早餐，特使把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介绍给总督、巡抚及海关监督。这些中国的大官答应给予他们理应得到的关照；对特意为他们准备的点心大加赞赏，特别对甜葡萄酒和雪梨－白兰地酒赞不绝口。
下午1点，马戛尔尼、斯当东、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和本松上校登上“狮子”号的小艇。使团的其他先生们以及王大人和乔大人分乘几艘小艇。船队顺珠江而下。
当英国人起锚时，皇帝还在监视他们。潮州镇总兵托尔欢1794年1月9日上奏说：“督臣长麟委令奴才先将贡使之随从跟役押送蠔墩各上原船。初七日风色稍定；该贡使当即率领各夷人望阙行礼，叩谢天恩、开行回国。”
托马斯用他惯有的清新笔调写道：“顺江而下用了1小时15分钟。我们先从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船前经过，船员们在我们过时向我们致敬。有几艘美国、西班牙、荷兰和热那亚的船。除了‘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大部分船都放下了桅杆。我们终于到了‘狮子’号，它看着真是雄伟。它鸣19响礼炮向我们致敬。乔大人、王大人和他当官的兄弟很乐意同我们在船上共进午餐。乔大人和王大人同我们经过这段长时期的相处，现在就要分手，感到十分激动。”
马戛尔尼肯定，王大人和乔大人“没能忍住眼泪”。“这是他们感情的真实流露。如果有朝一日我忘了这两位的深情厚意或他们为我们帮的忙，我将是最坏的忘恩负义者。”如今的旅游者在与中国陪同相处几周后，尽管可能为他们的奇怪举动不止一次地骂过街，但在离开之际，又有谁不把他们搂在怀里深为感动呢？
如果朋友乔大人是……
第二无，马戛尔尼收到王大人和乔大人差人送来的20大筐水果和蔬菜。“他们肯定再也见不到我们了。所以我对这种关心更为感动。”
感动促使勋爵为乔大人订出无法实现的计划。这位不可救药的西方人以为两个人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交情可以消除一个否定个人、扼杀私人关系的制度的后果。今天，又有多少在中国或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我国外交官抱有同样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与二流人物间的“私人关系”上。要克服制度的惰性，只有最高层领导人才算数。有时是在……
乔大人是一位出色的文人。总督很器重他。这位总督迟早要官居首位。有了这层保护，再加上在陪同使团时取得的种种经验，这就可以确保乔大人仕途似锦。马戛尔尼在梦想：为什么海关监督的职位就不能由乔大人担任？这个位子对他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委任他到广州任职，对英国人就太有利了。”
马戛尔尼自以为王大人与乔大人由于做过陪同使团的工作就肯定能升官；将来他们会达到国家权力的顶峰。这两位可靠的朋友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任何一个对中国的今昔有所了解的人看到马戛尔尼这样都会禁不住微微一笑的。王大人在维持社会治安的默默无闻的战斗中送了命。乔大人最后在北方的一个省里任按察使。
以后的3天从黄埔到公海。为了绕过3个沙洲，每天都要耐心等到天黑涨潮。
1月13日，“狮子”号通过两个守卫“虎门”的要塞。马戛尔尼估计后说：“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相距约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
在要塞前的空地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检阅。马戛尔尼用厌倦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片军旗、横幅和戎装的军人。只要说明一点就足以使这条用牛羊的肠膜吹大的龙泄了气。与“狮子”号交叉而过的武装船上装满了士兵。但并没有鸣礼炮。原因就不言而喻了：炮孔里没有炮。这些炮孔都是在船舷上画的逼真画。这难道不是中国本身的形象吗？马戛尔尼思忖。“破败不堪的旧军舰，它只能靠着庞大的躯壳使人敬畏了……”
------------------
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