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五章 中国味
第五章 中国味
（1793年1月底-6月16日）
又过了15天大洋中的孤独日子，2月1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岛，这岛的沙滩上挤满了海豹。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在挥舞着一根绑着手帕的木杆”，——三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人们把他们留在这荒岛上是为了准备“2．5万张海豹皮的货运到广州去出售”。“中国人对修剪海豹皮有很高的技术，他们把长的和粗的毛剪掉，留下一层细软毛。”这五个人真是“污秽不堪，但没有一个人想脱离这种生活”。
就在这个2月1日，巴黎国民公会对英国国王正式宣战。当他们的国家互相打仗的时候，他们却在一起费劲地从2．5万个骨架上剥皮，并把尸体留在岸上任其腐烂。由于达官贵人的喜爱，这股攫取皮货的狂热已经到达十分野蛮的地步——因为除了鸦片，皮货几乎是可以在中国售出的唯一商品。
第二天“狮于”号启程了。2月25日抵达爪哇，在此之前它没有靠近任何一条能够认出它的船只。尽管库克嘱咐大家吃柠檬，船上还是发现了几例坏血病人。感到宽慰的是“狮子”号在爪哇西头找到了“印度斯坦”号。两条船曾分开了很多日子。
从巴西到爪哇走了两个月。两个月里没有碰到一条船，除了茫茫大海中两处无人的岩礁外，没有在其他地方停泊过。这两座岩礁是海豹的临时栖身之处——但在那里大家还是想到了贸易，想到了英国和中国。
漫长的白昼，长时间的阅读，久久的思索，还有促膝长谈。一开始，马戛尔尼并不太喜欢那4个教士，他们集中了中国人又像天主教徒和那不勒斯人的特点：这是上天给一个爱尔兰新教徒的考验！可是，又怎么能离开这两个翻译呢？李神父抽烟抽得嘴都黑了，可不管在哪里见地，他总是叼着一根长烟袋。周神父有时嗑嗑瓜子。这对一位绅士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若指掌！马戛尔尼用拉丁语问他们问题。于是他又像在三一公学里那样感到自在了。
开放与闭关的交替
由于不断听神父介绍，加上大量阅读了图书室里的藏书，马戛尔尼最后对各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条中国龙时而安详地展开它的身躯：时而因不安而缩成一团。永远是同一个社会解体后又重新组成。治与乱的无休止的循环组成了一部不变的历史。同不断进步并想征服越来越多地方的英国恰恰相反。
在这千年的反复交替中，乾隆皇帝是更接近开放还是更接近封闭呢？他曾接待过传教士，后者为能在宫内身居要职而受宠若惊。但他也曾迫害过中国改宗的人和神父，残酷地镇压过起义，驱逐过欧洲人（除了对他有用的一小撮之外），把欧洲商人关在澳门和广州两个集中居住区，查禁一切批评满清王朝的东西，把两千种书列为禁书，焚烧了另外两千种书，杀掉了几百名作家。他扩大了中国的疆土，但没有让它开放。
马戛尔尼知道他将要去见一位耳聋的老人。传教士们不是已经告诉他这位老人想要一副助听器吗？但他是否会对“西方最强大国家”的主动接近不予置理呢？
满清鞑靼王朝本来可以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蒙古鞑靼人在公元13世纪所做的那样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在蒙古鞑靼人之后，明朝便重新关上了大门。满洲人继承了他们的作法也来个闭关自守。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受到农民起义的包围，他感到自己已被上天抛弃而自缢身亡。满洲人看到明帝国解体而夺取了政权。外族又一次统治了中国。但是马可波罗赞颂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却再也不存在了。
除了路易十四的同代人康熙大帝之外，所有的满清鞑靼皇帝变成主人后只想太太平平地享受他们的猎获物。这些外族所占领的中国已经有了三个世纪对世界封闭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占有中国，他们又加上了一道锁。
在中国大门外徘徊了四个世纪以后，马戛尔尼相信他了解自己要去的地方，也了解如何开锁。
第一次文化碰撞
1793年3月6日，船只停泊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终于又回到了文明社会。中国离这里已显得特别近了。
英国人的远行使传统的对手荷兰人感到不安。“这些先生并不隐瞒他们驻广州的商业代理人想阻碍使团的活动”。马戛尔尼着手安抚他的东道主。最终双方一致承认两国贸易可以在中国这巨大的市场上共同繁荣。巴达维亚总督保证马上给广州发出和解的命令。
锚地停着无数挂着像蜻蜒翅膀一样的风帆的帆船，已经体现出一片中国气氛。“无法形容我们船上的中国人在见到他们祖国的第一艘船时所表现出的高兴情绪。”
第一个文化碰撞：很容易就可分辨出中国人的房子和荷兰人的房子。中国人的房子是用木板，有时是用灰砖造的，矮小而肮脏，住得十分拥挤。而荷兰人的房子是用红砖砌的，常常镶有大理石，里面还有清凉的喷水池，显得干净而宽敞。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大部分漂亮的房子无人居住。”荷兰公司的船只长期停在锚地。马来或中国的海盗来袭击这些船只，甚至还想袭击城市：没有一艘战舰在那里保卫它们。另外，大家还担心从法兰西岛来的法国人的袭击。城市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侵略：驻军的一半都在医院。
天子不承认那里的海外华人
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成批来到巴达维亚，寻找生财之道。在城市里他们是办事员，经纪人或零售商。在乡下，他们做佃农，耕种者或仆人。什么工作他们都不会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许多人做大买卖发了财。中国本土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鼓励他们发挥这种才能。从1793年到1978年，这种倾向十分严重。
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东印度荷兰公司于1740年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2万到3万人丧生：几个小时内10个圣巴托罗缪惨案。“荷兰方面否认这次暴行，公司董事们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他会不会对公司在广州的买卖——甚至对他们的人——进行报复呢？他们派了使团说明事由并对这一极端措施道了歉。意想不到的好事：皇帝毫不介意地让人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他对商业、利润和国际贸易已经表现出同样的蔑视；对想往外国的中国人表现出同样的严厉态度；同样喜欢停滞不变——以后他将公开炫耀这一点……
同众多繁忙的中国人相比，荷兰人则显得十分可怜。传染瘟疫的沼泽，“由于不知道使用奎宁”，“循环热”第二次便使人丧生。“我们看到一位妇女全家11口人来到巴达维亚刚10个月，已经死了她的父亲，一个姊夫和六个姊妹”。尽管可以很快地发财，欧洲人在此定居的很少。
这里的风俗习惯也不能使他们增加活力。上午是喝葡萄酒、刺柏子酒和啤酒，并抽烟。“午餐主要是喝甜烧酒，然后喝咖啡”。接着睡午觉；这里从不让一个单身男子或过路游客单独睡觉，必须有一个年青的女奴隶来陪伴“直到他入睡”。
一成不变的历史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一些法国商船在这里停泊。其中一条船的船员头脑里满是新思想，他们要求“饮食平等”：“他们认为神圣和不受时效约束的原则使他们可以要求同军官吃同样精美的晚餐——不必考虑谁来付账。水手们拿着他们的晚餐走进军官的餐厅，邀请长官们与他们共同分享。军官们要求巴达维亚总督派一支小分队，以提醒这些反叛者记住组成任何社会的基本规则。”
有势力的人，即使是交战国之间的有势力者马上就重新结成了联盟以共同对付这些“下等人”。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国和荷兰交战已经5周了。但是在巴达维亚却没人知道此事，因为消息传到这里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场冲突正在到来，它将持续22年之久。
死亡在中国海上袭击
使团在巴达维亚只停留了10天左右。他们3月17日起锚以便乘有季风时进入邦加海峡。最后这一段路程开始很顺利。高厄和马金托什船长买下了一只法国双桅横帆船作供应船，为了纪念国王的兄弟海军上将克拉伦斯公爵，他们以公爵的名字命名该船。
而此时“豺狼”号却重新出现了，而且全体船员都安然无恙。朴次茅斯海面的风暴使它损坏得很厉害。所以不得不掉头回港口进行修理。它在马德拉岛然后在佛得角群岛都差一点赶上船队。它一口气绕过了非洲，沿途没有停泊。船上的水手每天只分得极少的食物，已经显得精疲力尽。大家向桑得斯海军上尉表示祝贺，他竟然能指挥这条护卫舰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这里。
好景不长。刮起了逆风。“由于船上卫生条件不好”，许多船员患了痢疾。他们等了近两个月想等风改向。相反，马来海盗可不改变他们的航向。海盗是这一地区的祸害，他们在海上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他们在海上武装行劫，与船队相交时，由于我们船舰的外表令人生畏，他们只得在远处徘徊”。
死亡袭击着船队。人们用醋洗甲板和中舱，用烟熏法消毒。马戛尔尼写道：“这简直不可相信，就像人类可适应各种不幸。由于死亡不断，加上水手特有的逆来顺受心理，大家对朋友的死去已习以为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健康的人和马来人做买卖，有的带着猴子，有的带着各种颜色的小鸟回到船上。
“4月28日，我们抵达中国海的入口，邦加海峡”。这一次，他们走上了去中国的路。1793年5月10日，他们从另一个方向重新穿越赤道。尽管有阵雨，温度仍超过了摄氏35度。因为海水很浅，“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不停地测量水的深度。“只要没有新鲜空气和新鲜的食物，绝无希望制止痢疾流行”。“几个人从头到脚已不像人样，由于天气闷热，痛苦更加剧了。只要想到是在向北航行，我们才有自己的勇气。否则绝望早把我们变成了疯子”。
就是在这片海上今天还漂流着“船民”。……
法国野心的墓地
船队很快便沿着交趾支那海岸航行了。这个名字是欧洲对整个越南的叫法。航行变得容易了，风也变得讨人喜欢了。种满庄稼的丘陵清楚可见。一路上遇到了帆船、舢板和渔船。5月25日船队向托伦湾（岘港）驶去，“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事实上，“交趾支那”曾是中华帝国的构成部分。后来它从中国独立出来，但仍保持了附庸关系。安南的国君给他们的宗主天子磕头上贡。马戛尔尼认为它与中国的这种关系足以引起使团对它的兴趣。
靠岸可不容易。极不准确的航海图不可相信。于是只好招呼在近处交叉而过的小渔船。但它们都吓跑了。“印度斯坦号”派出一只小船追上了一条渔船，把一个吓坏了的老人带回船上。船上的人给他认得的几块西班牙元，他就安定下来了。他用手指着航道：到了停泊处，老人拔腿就逃跑了。交趾支那人可能认为这是一次入侵：因为这个国家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变革中。两派中的一派自信将会得到法国的帮助——而法国自己正在动荡不定，实在无力介入。
使团申明了自己的和平性质。当地的官员很谨慎，要等待首都的命令。船上只得到极少的供给。48小时后托伦的总督乘着两排桨的有甲板的帆船靠近了。后面跟着9条装着给养的小船。马戛尔尼被请上岸作客。当他们向马戛尔尼表示希望购买武器时，他明白了为什么受到这种款待。马戛尔尼不想太介入内战，借口急于去见大皇帝而推辞了：作为恭敬的进贡者，总督当然听懂了这话的意思。
至少他们接受了总督的宴请。“给每个客人的不是面包而是一大碗米饭。”
英国人高兴地参观了法国一次野心破灭的地方。1787年在凡尔赛宫签订了与安南安亲王联盟的条约，法国得到了托伦湾和昆仑岛。法国的保护使安亲王战胜了他的敌人。法国人在大占岛定居。斯当东评论说：“他们只是把这看成是占领整个交趾支那的第一步。但是革命使这个国家在东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法国人计划实现的目标大概是以比欧洲人在中国本土便宜许多的价格获取中国商品。”
法国的计划应该成为过去了。在马戛尔尼的眼里，未来是在中国本土——在一个对他开放的中国。船员经过休整，货舱装满了给养，马戛尔尼的船没有耽搁就向最后一站澳门方向前进了。
------------------
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1月底-6月16日）
又过了15天大洋中的孤独日子，2月1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岛，这岛的沙滩上挤满了海豹。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在挥舞着一根绑着手帕的木杆”，——三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人们把他们留在这荒岛上是为了准备“2．5万张海豹皮的货运到广州去出售”。“中国人对修剪海豹皮有很高的技术，他们把长的和粗的毛剪掉，留下一层细软毛。”这五个人真是“污秽不堪，但没有一个人想脱离这种生活”。
就在这个2月1日，巴黎国民公会对英国国王正式宣战。当他们的国家互相打仗的时候，他们却在一起费劲地从2．5万个骨架上剥皮，并把尸体留在岸上任其腐烂。由于达官贵人的喜爱，这股攫取皮货的狂热已经到达十分野蛮的地步——因为除了鸦片，皮货几乎是可以在中国售出的唯一商品。
第二天“狮于”号启程了。2月25日抵达爪哇，在此之前它没有靠近任何一条能够认出它的船只。尽管库克嘱咐大家吃柠檬，船上还是发现了几例坏血病人。感到宽慰的是“狮子”号在爪哇西头找到了“印度斯坦”号。两条船曾分开了很多日子。
从巴西到爪哇走了两个月。两个月里没有碰到一条船，除了茫茫大海中两处无人的岩礁外，没有在其他地方停泊过。这两座岩礁是海豹的临时栖身之处——但在那里大家还是想到了贸易，想到了英国和中国。
漫长的白昼，长时间的阅读，久久的思索，还有促膝长谈。一开始，马戛尔尼并不太喜欢那4个教士，他们集中了中国人又像天主教徒和那不勒斯人的特点：这是上天给一个爱尔兰新教徒的考验！可是，又怎么能离开这两个翻译呢？李神父抽烟抽得嘴都黑了，可不管在哪里见地，他总是叼着一根长烟袋。周神父有时嗑嗑瓜子。这对一位绅士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若指掌！马戛尔尼用拉丁语问他们问题。于是他又像在三一公学里那样感到自在了。
开放与闭关的交替
由于不断听神父介绍，加上大量阅读了图书室里的藏书，马戛尔尼最后对各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条中国龙时而安详地展开它的身躯：时而因不安而缩成一团。永远是同一个社会解体后又重新组成。治与乱的无休止的循环组成了一部不变的历史。同不断进步并想征服越来越多地方的英国恰恰相反。
在这千年的反复交替中，乾隆皇帝是更接近开放还是更接近封闭呢？他曾接待过传教士，后者为能在宫内身居要职而受宠若惊。但他也曾迫害过中国改宗的人和神父，残酷地镇压过起义，驱逐过欧洲人（除了对他有用的一小撮之外），把欧洲商人关在澳门和广州两个集中居住区，查禁一切批评满清王朝的东西，把两千种书列为禁书，焚烧了另外两千种书，杀掉了几百名作家。他扩大了中国的疆土，但没有让它开放。
马戛尔尼知道他将要去见一位耳聋的老人。传教士们不是已经告诉他这位老人想要一副助听器吗？但他是否会对“西方最强大国家”的主动接近不予置理呢？
满清鞑靼王朝本来可以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蒙古鞑靼人在公元13世纪所做的那样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在蒙古鞑靼人之后，明朝便重新关上了大门。满洲人继承了他们的作法也来个闭关自守。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受到农民起义的包围，他感到自己已被上天抛弃而自缢身亡。满洲人看到明帝国解体而夺取了政权。外族又一次统治了中国。但是马可波罗赞颂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却再也不存在了。
除了路易十四的同代人康熙大帝之外，所有的满清鞑靼皇帝变成主人后只想太太平平地享受他们的猎获物。这些外族所占领的中国已经有了三个世纪对世界封闭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占有中国，他们又加上了一道锁。
在中国大门外徘徊了四个世纪以后，马戛尔尼相信他了解自己要去的地方，也了解如何开锁。
第一次文化碰撞
1793年3月6日，船只停泊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终于又回到了文明社会。中国离这里已显得特别近了。
英国人的远行使传统的对手荷兰人感到不安。“这些先生并不隐瞒他们驻广州的商业代理人想阻碍使团的活动”。马戛尔尼着手安抚他的东道主。最终双方一致承认两国贸易可以在中国这巨大的市场上共同繁荣。巴达维亚总督保证马上给广州发出和解的命令。
锚地停着无数挂着像蜻蜒翅膀一样的风帆的帆船，已经体现出一片中国气氛。“无法形容我们船上的中国人在见到他们祖国的第一艘船时所表现出的高兴情绪。”
第一个文化碰撞：很容易就可分辨出中国人的房子和荷兰人的房子。中国人的房子是用木板，有时是用灰砖造的，矮小而肮脏，住得十分拥挤。而荷兰人的房子是用红砖砌的，常常镶有大理石，里面还有清凉的喷水池，显得干净而宽敞。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大部分漂亮的房子无人居住。”荷兰公司的船只长期停在锚地。马来或中国的海盗来袭击这些船只，甚至还想袭击城市：没有一艘战舰在那里保卫它们。另外，大家还担心从法兰西岛来的法国人的袭击。城市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侵略：驻军的一半都在医院。
天子不承认那里的海外华人
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成批来到巴达维亚，寻找生财之道。在城市里他们是办事员，经纪人或零售商。在乡下，他们做佃农，耕种者或仆人。什么工作他们都不会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许多人做大买卖发了财。中国本土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鼓励他们发挥这种才能。从1793年到1978年，这种倾向十分严重。
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东印度荷兰公司于1740年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2万到3万人丧生：几个小时内10个圣巴托罗缪惨案。“荷兰方面否认这次暴行，公司董事们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他会不会对公司在广州的买卖——甚至对他们的人——进行报复呢？他们派了使团说明事由并对这一极端措施道了歉。意想不到的好事：皇帝毫不介意地让人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他对商业、利润和国际贸易已经表现出同样的蔑视；对想往外国的中国人表现出同样的严厉态度；同样喜欢停滞不变——以后他将公开炫耀这一点……
同众多繁忙的中国人相比，荷兰人则显得十分可怜。传染瘟疫的沼泽，“由于不知道使用奎宁”，“循环热”第二次便使人丧生。“我们看到一位妇女全家11口人来到巴达维亚刚10个月，已经死了她的父亲，一个姊夫和六个姊妹”。尽管可以很快地发财，欧洲人在此定居的很少。
这里的风俗习惯也不能使他们增加活力。上午是喝葡萄酒、刺柏子酒和啤酒，并抽烟。“午餐主要是喝甜烧酒，然后喝咖啡”。接着睡午觉；这里从不让一个单身男子或过路游客单独睡觉，必须有一个年青的女奴隶来陪伴“直到他入睡”。
一成不变的历史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一些法国商船在这里停泊。其中一条船的船员头脑里满是新思想，他们要求“饮食平等”：“他们认为神圣和不受时效约束的原则使他们可以要求同军官吃同样精美的晚餐——不必考虑谁来付账。水手们拿着他们的晚餐走进军官的餐厅，邀请长官们与他们共同分享。军官们要求巴达维亚总督派一支小分队，以提醒这些反叛者记住组成任何社会的基本规则。”
有势力的人，即使是交战国之间的有势力者马上就重新结成了联盟以共同对付这些“下等人”。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国和荷兰交战已经5周了。但是在巴达维亚却没人知道此事，因为消息传到这里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场冲突正在到来，它将持续22年之久。
死亡在中国海上袭击
使团在巴达维亚只停留了10天左右。他们3月17日起锚以便乘有季风时进入邦加海峡。最后这一段路程开始很顺利。高厄和马金托什船长买下了一只法国双桅横帆船作供应船，为了纪念国王的兄弟海军上将克拉伦斯公爵，他们以公爵的名字命名该船。
而此时“豺狼”号却重新出现了，而且全体船员都安然无恙。朴次茅斯海面的风暴使它损坏得很厉害。所以不得不掉头回港口进行修理。它在马德拉岛然后在佛得角群岛都差一点赶上船队。它一口气绕过了非洲，沿途没有停泊。船上的水手每天只分得极少的食物，已经显得精疲力尽。大家向桑得斯海军上尉表示祝贺，他竟然能指挥这条护卫舰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这里。
好景不长。刮起了逆风。“由于船上卫生条件不好”，许多船员患了痢疾。他们等了近两个月想等风改向。相反，马来海盗可不改变他们的航向。海盗是这一地区的祸害，他们在海上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他们在海上武装行劫，与船队相交时，由于我们船舰的外表令人生畏，他们只得在远处徘徊”。
死亡袭击着船队。人们用醋洗甲板和中舱，用烟熏法消毒。马戛尔尼写道：“这简直不可相信，就像人类可适应各种不幸。由于死亡不断，加上水手特有的逆来顺受心理，大家对朋友的死去已习以为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健康的人和马来人做买卖，有的带着猴子，有的带着各种颜色的小鸟回到船上。
“4月28日，我们抵达中国海的入口，邦加海峡”。这一次，他们走上了去中国的路。1793年5月10日，他们从另一个方向重新穿越赤道。尽管有阵雨，温度仍超过了摄氏35度。因为海水很浅，“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不停地测量水的深度。“只要没有新鲜空气和新鲜的食物，绝无希望制止痢疾流行”。“几个人从头到脚已不像人样，由于天气闷热，痛苦更加剧了。只要想到是在向北航行，我们才有自己的勇气。否则绝望早把我们变成了疯子”。
就是在这片海上今天还漂流着“船民”。……
法国野心的墓地
船队很快便沿着交趾支那海岸航行了。这个名字是欧洲对整个越南的叫法。航行变得容易了，风也变得讨人喜欢了。种满庄稼的丘陵清楚可见。一路上遇到了帆船、舢板和渔船。5月25日船队向托伦湾（岘港）驶去，“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事实上，“交趾支那”曾是中华帝国的构成部分。后来它从中国独立出来，但仍保持了附庸关系。安南的国君给他们的宗主天子磕头上贡。马戛尔尼认为它与中国的这种关系足以引起使团对它的兴趣。
靠岸可不容易。极不准确的航海图不可相信。于是只好招呼在近处交叉而过的小渔船。但它们都吓跑了。“印度斯坦号”派出一只小船追上了一条渔船，把一个吓坏了的老人带回船上。船上的人给他认得的几块西班牙元，他就安定下来了。他用手指着航道：到了停泊处，老人拔腿就逃跑了。交趾支那人可能认为这是一次入侵：因为这个国家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变革中。两派中的一派自信将会得到法国的帮助——而法国自己正在动荡不定，实在无力介入。
使团申明了自己的和平性质。当地的官员很谨慎，要等待首都的命令。船上只得到极少的供给。48小时后托伦的总督乘着两排桨的有甲板的帆船靠近了。后面跟着9条装着给养的小船。马戛尔尼被请上岸作客。当他们向马戛尔尼表示希望购买武器时，他明白了为什么受到这种款待。马戛尔尼不想太介入内战，借口急于去见大皇帝而推辞了：作为恭敬的进贡者，总督当然听懂了这话的意思。
至少他们接受了总督的宴请。“给每个客人的不是面包而是一大碗米饭。”
英国人高兴地参观了法国一次野心破灭的地方。1787年在凡尔赛宫签订了与安南安亲王联盟的条约，法国得到了托伦湾和昆仑岛。法国的保护使安亲王战胜了他的敌人。法国人在大占岛定居。斯当东评论说：“他们只是把这看成是占领整个交趾支那的第一步。但是革命使这个国家在东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法国人计划实现的目标大概是以比欧洲人在中国本土便宜许多的价格获取中国商品。”
法国的计划应该成为过去了。在马戛尔尼的眼里，未来是在中国本土——在一个对他开放的中国。船员经过休整，货舱装满了给养，马戛尔尼的船没有耽搁就向最后一站澳门方向前进了。
------------------
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