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二部分 另一个星球 去中国觐见皇帝
第二部分 另一个星球 去中国觐见皇帝
（1793年6月-9月）
假如有某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那么他就不准再回国，怕他万一在自己的同胞中间策划旨在颠覆中央帝国的阴谋。所以，凡未经皇帝同意，擅自和外国人交易或商谈者一律严惩。
金尼阁，耶稣会，1617年
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
伏尔泰，1764年
鞑靼汉皇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使团的外交官员都由中国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什么话没有不被汇报上去的，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他们也只能出席皇帝赏赐的宴会和演出。
钱德明，耶稣会，1789年
第六章 澳门，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
（1793年6月19日-23日）
葡萄牙人从澳门得不到任何利益。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把澳门买过来。如能买来，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收获。
大卫·斯科特，1787年
英国人终于在出发9个月之后，即1793年6月19日看到了中国。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澳门海面上停泊。中国就在那边，相距不远。但马戛尔尼不敢靠岸，生怕中国把他的船扣了。马戛尔尼拒绝从规定的口岸进入中央帝国，连澳门也不能吸引他，因为澳门虽已是中国，但它还不完全是中华帝国。英使只派斯当东去澳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打听情况。
乔治爵士沿着一些荒芜小岛航行，并在一座殖民老城的城下靠岸。城里的房屋尽是浅绿色的斑斑点点。小巷曲曲弯弯，条条通向一座装备有大炮的城堡。他在这块非同寻常的共管地逗留了4天。这里由一名葡萄牙总督和中国官员共同管理。葡萄牙总督对欧洲人享有权威，而中国官员则对他们的同胞拥有司法权。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区别在于葡人是被隔离的，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半岛。这半岛被一堵带有门洞的围墙隔断，只有华人可以越过界限。中国官员则可以随意出入。
在这座中葡共管的城市里，远东和西欧的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它成为所有欧洲商货公司和传教士的“大本营”。在将近两个半世纪里，澳门一直作为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这个角色后来被香港取代了。
斯当东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收集有关北京意图的新情报。使团的英国人在巴达维亚时就从到那里的一位信使嘴里获悉公司的生意做得不错，但他们很想详细了解中国政府对他们即将到达的消息有什么反应。他们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的日子不正好是已抵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请求会见中国当局的日子吗？
10月11日，他们获准与海关监督会晤，18日与广东巡抚郭世勋会晤，后者代替正出征西藏的福康安总督。
非同一般的夷人
这些高级官员已经知道广州的英国人不像一般的外夷那么好对付。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所有的商人或传教士都能随便磕头，而英国人则始终拒绝磕头。英国人不磕头也同样已成为一种习惯。正当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海关监督那里开会时，突然听到一声炮响，这说明圣旨到。英国人于是就退避。他们是出于谨慎而回避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避免在内装皇帝谕旨的黄色丝盒面前磕头。当海关监督接了圣旨后，英国人才再次被带进来。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妥协办法，北京方面不一定知道。
今天，我们通过查阅内阁档案知道，广东巡抚向皇帝禀报了10月18日会晤的内容：“英吉利国夷人来广求赴总督暨粤海关衙门具禀事件，臣等当即会同传见。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惟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分，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该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臣等末便冒昧速行具奏。”
由商人这种卑贱小人来通知英王国使团的到来，这礼貌吗？呸！那东西是不能递给皇上的。中国官员们很清楚，如果转呈这种违背永恒礼仪的书信，他们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据称该夷人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行，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又贡品繁重，由广东水陆路程到京纡远，恐有损坏。此时已由洋海径赴天津。若任由择地收泊，于事非宜；现在若再照会该国王，令其至粤候旨遵行，则洋海辽阔，往返无时。[……]请敕下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
乾隆皇帝接到这份奏折后当即用朱笔批示：即有旨。
不多久，谕旨就发出了，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谕旨对英国使团的到来感到满意，认为它可能会“荣耀大皇帝的光辉”。
“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
乾隆皇帝是在1792年12月3日发出谕旨表示同意的，并由福康安总督亲自传旨到广州，当时福康安刚在西藏打败已泊尔廓尔喀军队后回到京师。皇帝的谕旨是在1793年1月5日由公行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违反礼仪的问题：商人本来就是应该和商人谈判的。
要好好接待英国人，但同时又要对他们严密监视的命令已发往中国沿海各港。沿海的所有督抚很快都回文表示接到皇帝的谕旨。下面是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
以下是山东巡抚金简的回奏：“该国贡使如于该处口岸收泊，自应地方官加意照料护送，令其迅速进京。俾万里航海远夷早遂瞻天嵩视之诚。臣接奉谕旨遵即飞饬该管道府等就近督饬沿海各州县。臣一面奏闻并专派明了大员照料贡使先行进京，并将贡物等项起岸运送，不敢稍有守候耽延迟误。”
面对从地球另一端来的卑谦的朝圣者洋洋得意，同时由于对外夷总是存有戒心故而又对他们十分警惕：接待方针就这样定了。
至于斯当东，他已想好针对将来的困难作出解释和澄清的一套办法：作为回顾全部交往历史的官方发言人，他要揭露欧洲竞争者的嫉妒和地方贪官污吏的敌对态度。
的确，澳门和广州的一部分欧洲人是有忧虑的。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信件使荷兰人平静了，但英国人必须对付来自葡萄牙人“利用其权力所设置的种种圈套”。自从谕旨下达后，中国官员变得比较合作。但就实质而言，他们“依然像过去那样不乐意”。海关监督由于“深信英国使团的目的是要求对英国人所遭受的损害作出明确的赔偿，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因此而被严肃追究”。于是，他一开始就设置种种障碍来进行阻挠。
门户全部敞开
马戛尔尼在写不供发表的日记时，他只想记下好的消息。斯当东在澳门呆了4天后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完全放心。中国皇帝给地方官员的指示已向他打开了中国所有的门户。暂时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斯当东告诉他，广东巡抚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强调指出，英国使团应像所有外国来客一样，在广州上岸，然后通过内陆进京。只是由于英国人“托词说送给中国皇帝的珍贵礼品极易损坏，不宜取陆路长途运输”之后，广东巡抚才作罢。
马戛尔尼饶有兴趣地听斯当东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曾不得不提供有关英国使团带来的贡品详情，因为中国官员指出，如果没有一张贡品的详细清单，他们就无法把英国使团的到来禀奏朝廷。皇帝要根据贡礼的质量来“判断送礼的君王对皇帝的尊敬程度”。于是，英国商人开列了第一张贡品清单，其中有一半礼品是临时编造出来的：后来还要编造礼品清单。
如果英国船队在广州靠岸，中国官员肯定会再次施加压力，但他们无法阻止船队从海上经过，因为他们怎么能禁止中国皇帝已经批准做的事呢？因此，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现在谈中国制度的实质。在中央帝国各地，地方官吏代表皇帝：同时施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他们就是皇帝：“百姓的父母”。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此外，他们随意征收赋税。他们征收的赋税与上交的税款之间有一个差额。官吏越贪心，这个差额就越大。这个差额反映他们的实际权力：正是这个差额令人生畏，使人腐败。
在广州，公行拥有同欧洲贸易的垄断权。总督和海关监督把这个垄断权高价卖给商人以满足私利。他们强迫公行将其利润的一大部分上交给他们。其结果是，外国公司吃大亏。巴罗获悉“政府派遣的主要官员在上任时总是一贫如洗，到卸任时就已是腰缠万贯了”。事定上，由于外国商人不能向北京上诉，他们只能通过公行向地方当局送“礼”。
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中国羡慕不已的天朝官僚制度。英国的英国人想抨击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们要的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中国，而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人则喜欢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妥协——即使让他们的欧洲客户吃点亏也在所不惜。
当中国人害怕中国的时候
在澳门停留时，陪同英国使团一起来的4个中国神父突然分手了。安神父和王神父原先获准免费从朴次茅斯港搭船去中国，可突然他们到澳门时提出要上岸。周神父是两名翻译之一，和他们一样也要求上岸：尽管他上船后即成了每年可拿薪金150镑的雇员。这是在撕毁合同。
的确，这些译员的境况并不好。他们在巴达维亚看见中国帆船时胆战心惊，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法律也不准中国人为夷人效劳。周和李犯有双重罪：一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中国；二是为某个外国——甚至为两个外国效劳；先是罗马教廷，后是英国。
有时中国人的好奇心胜过恐惧心理：“有的广州人去英国。但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他们便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广州，只字不敢提及他们去过英国的事。”
不顾斯当东的百般劝说，周还是辞别了。李答应留了下来。“他的处境和周相似，但他表现得比较坚定”。他是满族人，属于占统治地位的上等民族。他冒的风险是否少一些呢？他特别希望别人把他当作是个西方人。“这位鞑靼人丝毫不像中国人。他身穿一套英国军服，还佩带着军刀和缓带”。斯当东似乎没有发觉这些中国教士的压抑心理：他们现在的身份使他们不能留长发。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在脑后留一条辫子，这是满人的规定，违者有死罪。只有李长得像欧洲人，因而他可以不遵守这条可怕的规矩。
马戛尔尼是个很想得开的人，虽然周神父走了，他还是很宽心：“他的伙伴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他虽没有周神父知识渊博，但性格要好得多，而且相貌和善，对我们很有感情。”马戛尔尼把困难估计过低。李虽然有这些方面的好条件，但他的宫廷语言水平太差。在这个科举制度的国家里，当你只有小学毕业水平而要想写出博士水平的文字来是不可能的。
三个神父就这么离开了船队。但又有二人上了船：安纳神父和拉弥额特神父——他们是法国天主教遣使会教徒，在澳门等机会去北京，想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中国皇帝服务。两名神父先上了“印度斯坦”号，因为马戛尔尼显然不愿意法国人和英国使团的核心太接近。
正当“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于6月23日起航时，澳门的许多教堂正钟声四起，召唤着信徒们去做弥撒。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眼望着这个拥有众岛环抱的锚地的半岛渐渐从视野里消失。这个半岛如果属于英王和英国皇家海军管辖，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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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
（1793年6月-9月）
假如有某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那么他就不准再回国，怕他万一在自己的同胞中间策划旨在颠覆中央帝国的阴谋。所以，凡未经皇帝同意，擅自和外国人交易或商谈者一律严惩。
金尼阁，耶稣会，1617年
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
伏尔泰，1764年
鞑靼汉皇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使团的外交官员都由中国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什么话没有不被汇报上去的，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他们也只能出席皇帝赏赐的宴会和演出。
钱德明，耶稣会，1789年
第六章 澳门，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
（1793年6月19日-23日）
葡萄牙人从澳门得不到任何利益。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把澳门买过来。如能买来，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收获。
大卫·斯科特，1787年
英国人终于在出发9个月之后，即1793年6月19日看到了中国。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澳门海面上停泊。中国就在那边，相距不远。但马戛尔尼不敢靠岸，生怕中国把他的船扣了。马戛尔尼拒绝从规定的口岸进入中央帝国，连澳门也不能吸引他，因为澳门虽已是中国，但它还不完全是中华帝国。英使只派斯当东去澳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打听情况。
乔治爵士沿着一些荒芜小岛航行，并在一座殖民老城的城下靠岸。城里的房屋尽是浅绿色的斑斑点点。小巷曲曲弯弯，条条通向一座装备有大炮的城堡。他在这块非同寻常的共管地逗留了4天。这里由一名葡萄牙总督和中国官员共同管理。葡萄牙总督对欧洲人享有权威，而中国官员则对他们的同胞拥有司法权。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区别在于葡人是被隔离的，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半岛。这半岛被一堵带有门洞的围墙隔断，只有华人可以越过界限。中国官员则可以随意出入。
在这座中葡共管的城市里，远东和西欧的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它成为所有欧洲商货公司和传教士的“大本营”。在将近两个半世纪里，澳门一直作为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这个角色后来被香港取代了。
斯当东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收集有关北京意图的新情报。使团的英国人在巴达维亚时就从到那里的一位信使嘴里获悉公司的生意做得不错，但他们很想详细了解中国政府对他们即将到达的消息有什么反应。他们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的日子不正好是已抵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请求会见中国当局的日子吗？
10月11日，他们获准与海关监督会晤，18日与广东巡抚郭世勋会晤，后者代替正出征西藏的福康安总督。
非同一般的夷人
这些高级官员已经知道广州的英国人不像一般的外夷那么好对付。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所有的商人或传教士都能随便磕头，而英国人则始终拒绝磕头。英国人不磕头也同样已成为一种习惯。正当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海关监督那里开会时，突然听到一声炮响，这说明圣旨到。英国人于是就退避。他们是出于谨慎而回避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避免在内装皇帝谕旨的黄色丝盒面前磕头。当海关监督接了圣旨后，英国人才再次被带进来。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妥协办法，北京方面不一定知道。
今天，我们通过查阅内阁档案知道，广东巡抚向皇帝禀报了10月18日会晤的内容：“英吉利国夷人来广求赴总督暨粤海关衙门具禀事件，臣等当即会同传见。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惟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分，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该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臣等末便冒昧速行具奏。”
由商人这种卑贱小人来通知英王国使团的到来，这礼貌吗？呸！那东西是不能递给皇上的。中国官员们很清楚，如果转呈这种违背永恒礼仪的书信，他们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据称该夷人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行，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又贡品繁重，由广东水陆路程到京纡远，恐有损坏。此时已由洋海径赴天津。若任由择地收泊，于事非宜；现在若再照会该国王，令其至粤候旨遵行，则洋海辽阔，往返无时。[……]请敕下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
乾隆皇帝接到这份奏折后当即用朱笔批示：即有旨。
不多久，谕旨就发出了，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谕旨对英国使团的到来感到满意，认为它可能会“荣耀大皇帝的光辉”。
“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
乾隆皇帝是在1792年12月3日发出谕旨表示同意的，并由福康安总督亲自传旨到广州，当时福康安刚在西藏打败已泊尔廓尔喀军队后回到京师。皇帝的谕旨是在1793年1月5日由公行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违反礼仪的问题：商人本来就是应该和商人谈判的。
要好好接待英国人，但同时又要对他们严密监视的命令已发往中国沿海各港。沿海的所有督抚很快都回文表示接到皇帝的谕旨。下面是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
以下是山东巡抚金简的回奏：“该国贡使如于该处口岸收泊，自应地方官加意照料护送，令其迅速进京。俾万里航海远夷早遂瞻天嵩视之诚。臣接奉谕旨遵即飞饬该管道府等就近督饬沿海各州县。臣一面奏闻并专派明了大员照料贡使先行进京，并将贡物等项起岸运送，不敢稍有守候耽延迟误。”
面对从地球另一端来的卑谦的朝圣者洋洋得意，同时由于对外夷总是存有戒心故而又对他们十分警惕：接待方针就这样定了。
至于斯当东，他已想好针对将来的困难作出解释和澄清的一套办法：作为回顾全部交往历史的官方发言人，他要揭露欧洲竞争者的嫉妒和地方贪官污吏的敌对态度。
的确，澳门和广州的一部分欧洲人是有忧虑的。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信件使荷兰人平静了，但英国人必须对付来自葡萄牙人“利用其权力所设置的种种圈套”。自从谕旨下达后，中国官员变得比较合作。但就实质而言，他们“依然像过去那样不乐意”。海关监督由于“深信英国使团的目的是要求对英国人所遭受的损害作出明确的赔偿，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因此而被严肃追究”。于是，他一开始就设置种种障碍来进行阻挠。
门户全部敞开
马戛尔尼在写不供发表的日记时，他只想记下好的消息。斯当东在澳门呆了4天后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完全放心。中国皇帝给地方官员的指示已向他打开了中国所有的门户。暂时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斯当东告诉他，广东巡抚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强调指出，英国使团应像所有外国来客一样，在广州上岸，然后通过内陆进京。只是由于英国人“托词说送给中国皇帝的珍贵礼品极易损坏，不宜取陆路长途运输”之后，广东巡抚才作罢。
马戛尔尼饶有兴趣地听斯当东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曾不得不提供有关英国使团带来的贡品详情，因为中国官员指出，如果没有一张贡品的详细清单，他们就无法把英国使团的到来禀奏朝廷。皇帝要根据贡礼的质量来“判断送礼的君王对皇帝的尊敬程度”。于是，英国商人开列了第一张贡品清单，其中有一半礼品是临时编造出来的：后来还要编造礼品清单。
如果英国船队在广州靠岸，中国官员肯定会再次施加压力，但他们无法阻止船队从海上经过，因为他们怎么能禁止中国皇帝已经批准做的事呢？因此，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现在谈中国制度的实质。在中央帝国各地，地方官吏代表皇帝：同时施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他们就是皇帝：“百姓的父母”。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此外，他们随意征收赋税。他们征收的赋税与上交的税款之间有一个差额。官吏越贪心，这个差额就越大。这个差额反映他们的实际权力：正是这个差额令人生畏，使人腐败。
在广州，公行拥有同欧洲贸易的垄断权。总督和海关监督把这个垄断权高价卖给商人以满足私利。他们强迫公行将其利润的一大部分上交给他们。其结果是，外国公司吃大亏。巴罗获悉“政府派遣的主要官员在上任时总是一贫如洗，到卸任时就已是腰缠万贯了”。事定上，由于外国商人不能向北京上诉，他们只能通过公行向地方当局送“礼”。
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中国羡慕不已的天朝官僚制度。英国的英国人想抨击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们要的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中国，而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人则喜欢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妥协——即使让他们的欧洲客户吃点亏也在所不惜。
当中国人害怕中国的时候
在澳门停留时，陪同英国使团一起来的4个中国神父突然分手了。安神父和王神父原先获准免费从朴次茅斯港搭船去中国，可突然他们到澳门时提出要上岸。周神父是两名翻译之一，和他们一样也要求上岸：尽管他上船后即成了每年可拿薪金150镑的雇员。这是在撕毁合同。
的确，这些译员的境况并不好。他们在巴达维亚看见中国帆船时胆战心惊，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法律也不准中国人为夷人效劳。周和李犯有双重罪：一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中国；二是为某个外国——甚至为两个外国效劳；先是罗马教廷，后是英国。
有时中国人的好奇心胜过恐惧心理：“有的广州人去英国。但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他们便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广州，只字不敢提及他们去过英国的事。”
不顾斯当东的百般劝说，周还是辞别了。李答应留了下来。“他的处境和周相似，但他表现得比较坚定”。他是满族人，属于占统治地位的上等民族。他冒的风险是否少一些呢？他特别希望别人把他当作是个西方人。“这位鞑靼人丝毫不像中国人。他身穿一套英国军服，还佩带着军刀和缓带”。斯当东似乎没有发觉这些中国教士的压抑心理：他们现在的身份使他们不能留长发。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在脑后留一条辫子，这是满人的规定，违者有死罪。只有李长得像欧洲人，因而他可以不遵守这条可怕的规矩。
马戛尔尼是个很想得开的人，虽然周神父走了，他还是很宽心：“他的伙伴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他虽没有周神父知识渊博，但性格要好得多，而且相貌和善，对我们很有感情。”马戛尔尼把困难估计过低。李虽然有这些方面的好条件，但他的宫廷语言水平太差。在这个科举制度的国家里，当你只有小学毕业水平而要想写出博士水平的文字来是不可能的。
三个神父就这么离开了船队。但又有二人上了船：安纳神父和拉弥额特神父——他们是法国天主教遣使会教徒，在澳门等机会去北京，想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中国皇帝服务。两名神父先上了“印度斯坦”号，因为马戛尔尼显然不愿意法国人和英国使团的核心太接近。
正当“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于6月23日起航时，澳门的许多教堂正钟声四起，召唤着信徒们去做弥撒。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眼望着这个拥有众岛环抱的锚地的半岛渐渐从视野里消失。这个半岛如果属于英王和英国皇家海军管辖，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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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易研究会 邵伟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