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D.皮斯托尼、理查德·伍德雷-->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一章 班师奏捷
第一章 班师奏捷
我站在证人席上，看看被告席上的5个黑手党人，看看分坐在5排的新闻记者，以及在审判室里只能站着的300多位听众。眼前的这一幕情景，我感到不可思议。这还只是对首批罪犯的首次审讯。这帮自作聪明的党徒现在已经坐到了被告席上。
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连连摇头，布比·塞拉萨尼和尼基·桑多拉也在摇头，就连菲什·拉比托先生和布茨·托玛苏罗也是如此。这些被告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也不能信以为真。勒菲蒂曾经对他的律师说：“他决不会跟我们作对。”在我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之前，他显然不相信我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是他在黑手党的伙伴。
但是在审判以前，有另外两名被告已经服罪。勒菲蒂关在监狱的牢房里，在进进出出的审判过程中，到后来他终于相信了事实。他对牢房的伙伴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非得找那个狗狼养的多尼算帐不可。”
由于我已经列入黑手党的暗杀名单之中，因此我每天24个小时都由联邦特工人员护卫。
在我走上证人席的前两天，那时我的真实姓名还没有暴露，我们得到了来自纽约州的布法罗市的情报，说这伙歹徒要袭击我的家庭。
在此案中，担任美国方面的主诉是助理检查官巴巴拉·琼斯。黑手党方面是甘比诺家族①的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他当时是黑手党委员会②的头领，是最有实力的铁腕人物。我对巴巴拉说，我要亲自去见见卡斯特拉诺，并向他表明：“要是有人碰一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要找你个人算帐，我要亲手把你干掉！”我还说，我只是在不危及此案的情况下才会那么干。她说：“能同谁谈，不能同谁谈，我无法告诉你。”
① 甘比诺（Gambino，Carlo 1902-1976）：1957-1976年美国纽约市犯罪集团“五大家族”之一的首脑，号称全美犯罪辛迪加之“盟主”。他出生于西西里，1921年乘船偷渡至美国，在布鲁克林定居。其活动主要包括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绑架、贩运毒品，特别是通过对水上工会的控制，进行劳工勒索。1970年被控诉，美国最高法院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系非法入境者），但因严重的心脏病使审判和驱逐延期。6年后死于心脏病再次发作。
② 黑手党委员会（The Mafia Commission）：黑手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犯罪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意大利或西西里人，或具有其血统的人。该党于13世纪在西西里岛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黑手党残余分子从西西里和意大利移民国外，来到新的国土（主要是南美一些地区和美国），就立即着手重建他们在欧洲的那种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了美国黑社会网中一个完整的组织，发展成了最庞大、最雄厚的一个犯罪辛迪加组织。50年代到60年代，控制黑手党的是遍布美国的24个独立集团，叫作“家族”。在黑手党进行大规模犯罪活动的城市中，多数都只有一个“家族”；纽约市中有五个黑手党家族。势力最大的几个家族的首脑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主要起最高裁决机构的作用。每个家族的上层都有一个统管一切的“头领”，每个头领之下有一名副头领，是家族的第二负责人。
到了80年代，有些人认为黑手党在美国犯罪社会组织中的势力正在衰落下去，部分原因是家族的旧式头领们正在逐渐消亡。另一个原因是，与外部隔绝的意大利、西西里移民群众正在逐步解体。这些人正在被美国社会所同化。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黑手党历来依凭的土壤，使它无法继续顺利发展下去。
她采取了克制和谅解的态度。我也怕这么干会有损此案的工作，也克制了自己。但是我提醒了一些人，叫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戒。
审判室的中心，有一半已经挤满了人群。这时候，我在小意大利居民区曾经见过、但不知其名的一个叫布拿诺家族的副头领，正以手作手枪的姿势对准了我，并且用食指作想象中的扣扳机动作。到了审判间息期间，保护我的特工人员在厅道上叫住了他，和他谈了话。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审判庭上露面。
我打进黑手党内部，秘密地度过了6个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外界没有几个人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在黑手党里干些什么。现在，这一切终于在新闻媒介面前曝光了。
报纸上出现了醒目大标题，其中有几家还放在头版头条：“密探操纵匪徒达6年之久”；“特工披露匪徒内幕”；“操纵匪徒的英雄”；“联邦调查局：揭露匪徒的超级特工”；“‘布拉斯柯’今日面对严厉盘问”。《新闻周刊》还作了整版整版的报道，标题是：“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匪徒”。报道还指出了种种威胁：“黑手党对大胆渗透者寻求报复”；“欺蒙布拿诺家族的联邦特工受到匪徒跟踪”。
审判前，新闻记者已经获悉：主要证人将是打入黑手党内部的一名联邦特工。他们动用一切手段，想弄清这个人究竟是谁。审判一旦开庭，记者们老是想要接近我。我从没有和他们会见，也决不让他们对我拍照或摄像。审判要在下午5点结束。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我们不得不闲呆到八九点，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还得从狱吏的拘留所那里出门。我们中午不能出楼房吃饭，晚上也不能出旅馆用餐。
第一次审判开始前，我们得到了黑手党要对我采取暗杀的确切消息。他们的头头们已经悬赏：凡能发现并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万美金。他们还四处散发我的照片。我们觉得最好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联邦起诉人员请求法庭：让我和另一名特工在作证时隐蔽真实姓名而用当时的化名，即多尼·布拉斯柯和托尼·罗西。我在黑手党的最后一年曾和那一名特工一起共事，这两个名字也为匪徒所熟悉。
执行法官罗伯特·W·斯维特是纽约州南部地区的地方法院法官，对此请求深表同情。在他行使权力期间，他写了如下报告：“……毫无疑问，这些特工过去、现在以及今后都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在执行政府派遣的任务中同犯罪活动进行的斗争，如同作战在战争前线的战士一样，表现了勇气、英雄气概和斗争艺术。他们完全有资格得到一切适当的保护（其中包括）：对住宅区的保护、家庭成员的安全保护，以及向他们通报任何有关的以及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危险的情报。”
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因为被告在宪法上有权面对指控者。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也不觉得是受到了背叛。万无一失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
我的真实姓名直到作证的第一天才暴露出来。这天我走进了审判室，举起了右手，发誓要讲真话。接着就要求我通报姓名，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事隔六年，我这才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约瑟夫·D·皮斯托尼。
这六年来，我隐匿在黑手党匪徒中间，天天撒谎，在谎言中过日子。我说谎话，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是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目标：帮助美国政府消灭黑手党。尽管如此，我常常清楚地意识到：我最终要走上证人席，面对辩护律师这一现实。当时你无时无刻不在说谎，现在谁能相信你会说真话呢？
以往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内，依赖的是谎言，现在一切都得靠事实说话了。
我在隐蔽的日子里，我对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得要考虑一下：日后我在作证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清白。钱一定要有帐可查，凡能记帐的我得记，凡不能记帐的我就记在头脑里。在陪审团面前，最终要凭我的证词。
就在这初次审判时，美国的助理检查官琼斯和露易斯·弗里赫两人不时地要我牢固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提出的证据无论多少，陪审团所相信的只能是你，没有你的证实，我们便一无所获。”
1981年7月26日，我结束了我的秘密生涯。从那以后，我就紧张地投入审判和证词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忙得团团转。为了对黑手党成员进行起诉，为了对审判工作作好准备，美国检查官们不停地工作着。审判主要涉及到他们在纽约、密尔沃克、坦帕和冈萨斯等城市从事的讹诈勒索、赌场以及谋杀等罪恶活动。在首都华盛顿总部，我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准备全国各地的其他案件。这些案件并不需要我的证词，但却需要我提供情报。时间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过去了，我和起诉人员一起，为在大型陪审团面前作证，为一切突如其来的审判作证。
纽约是黑手党几个主要家族的大本营。仅仅就这个城市有时同时对黑手党的审判多达五六处。根据我们的调查而进行的这些审判名声大振，比如对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以及对全体黑手党的统治组织“黑手党委员会”一案的审判等。由于我在黑手党内部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能对所有审判提供相关的情报，并且能全部作证。而且，我还要对6个城市的一二十个审判作证，这些审判的时间跨度在5年以上。
联邦调查局起诉的案件最终将多达100件以上，这些案件也都要审判定罪。到了1987年，隐蔽特工、执勤特工、警察、美国检查官以及情报人员这支联合大军炸毁了“科萨·诺斯特拉”的心脏①黑手党局面的改变将会一蹶不振。每一个单个的黑手党家族的头领要么被控、要么坐牢、要么在审判结束之前就死亡。我们追捕的黑手党党徒几乎无一漏网。
① 科萨·诺斯特拉（LaCosaNostra），意为“我们的事业”，是美国黑手党犯罪集团的秘密代号，1962年被揭露。
但是，那些年的成绩毕竟不能和隔了多年的情况相比。由于多年的隐蔽生涯和“直截了当”的调查，我们在1982年8月份就发动了审判攻势。当时我们既无暇、也无意要搞些什么庆祝活动。我们刺痛了黑手党，使他们处于难堪的境地。正因为如此，黑手党就像马蜂窝一样混乱一团。匪徒们在自相残杀。匪徒内部凡过去相信我的人现在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我们已确定了目标叫他必死无疑。我在隐蔽期间熟悉的十几个匪徒已经被暗杀，至少那两个特别因为和我有联系的家伙肯定已被干掉。一名被控受贿赂的警察已经自杀。
对我来说还有作证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避歹徒。
在密尔沃克市，我在作证指控密尔沃克黑手党头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时候，一位辩护律师问我：我在隐蔽期间，我和我一家实际上住在什么地方。原告及其律师都表示反对回答。美国地方法官泰伦斯·T·艾文斯指示要我回答。强行要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我说：“阁下，我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法官说，他对我可以不屑一顾。不过，在和律师们协商以后，他作出了决定：匪徒认为我当时住在什么地方，我只回答与此有关的问题。这样我才回答说：“加利弗尼亚。”
我的家庭住址以及我家居住的户名属于严密保护的秘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对外透露。联邦调查局在整个房子里安装了特别警报装置，电线直通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我的真实姓名一在报界公布以后，一位检查官朋友就传递消息说：新泽西州有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家伙，现在属于吉诺维斯家族①，跑到该家族的头领法特·托尼·萨莱诺那里对他说，他知道我是哪里人，那个地方我还有亲戚。因此，他们可能以那样的线索对我袭击。
① 吉诺维斯（Genovese，Vito，1897-1969）：又名唐·维托恩。20世纪30-50年代美国势力最大的犯罪辛迪加老板之一。1937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杀人罪，他逃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一面从事对美国的毒品走私，一面资助法西斯，成为墨索里尼的好友。50年代，他在纽约谋杀数名对手，逐步重建他在纽约市的势力，成为该地区黑帮的实际盟主。1958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毒品走私和贩运罪。1959年判刑15年。1969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死于囚犯医疗中心。
我和我女儿通了电话，她们都哭了。我父亲不敢出门，早上也不敢驾车。
联邦调查局想再次迁移我的家庭，我没有同意，他们也就不再坚持。我不想度过我的余生了，这帮狗崽子并不要我或我的家庭永无止境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会发现我吗？我采取了正常的保护措施。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感到有人尾随着我。我旅游，身上带着各种各样名字的信用卡。我尽管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但他们肯定会发现我。任何人都有不测。他们要是发现我，一定会跟我算帐。对我袭击的家伙得胜过我。
第一次审判案件的时候，我43岁。我有6年时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经历和渐渐长大的女儿们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我希望以自己已经从事的自豪的工作来逐步消除。但是，我永远不能在社会上公开自己，始终要用不同的姓名暗自度日。只有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才会了解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
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认识到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崇高的事业；我为审判案子起了促进作用；其他的特工，也就是我的同事，对我表示祝贺，对我所干的工作表示尊重；我的家庭也为我而感到自豪。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现在还是那个乔·皮斯托尼，和打入黑手党内部以前的乔·皮斯托尼一样。在黑手党里的6年生涯，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的人品未变，价值未变。我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我仍然不饮酒，还是那一副身骨。我的妻子还是原配，我们的婚姻幸福如初，我们的孩子还是同样的活泼可爱。我毫不费力地放弃了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人品无论如何，也无论我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我打进去的时候是乔·皮斯托尼，我回到外界以后，我还是乔·皮斯托尼，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在纽约的一次审判以后，一位辩护律师向我祝贺说：“你干得顶呱呱，皮斯托尼特工，你真有两下子。”
几年以后的1986年，在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的美国法庭审判了另一件案子。我曾经打入的布拿诺家族的头领勒斯蒂·拉斯苦尼在庭外的走廊上等候。他坐在椅子上，那神气就像一个皇帝，周围聚拢着其他被告，都是该家族的一些自命不凡的党徒，一个个像侍卫一样围在他身旁。就是到现在，他们谁也不肯相信，或不肯承认他们面临的现实。拉斯苔尼说：“无论我在不在牢房，他准会碰上我的。”其中一个党徒说：“他谁不认识，不用说6年了。”一个党徒的女儿被带上来见拉斯苔尼。她谈到了我这个向他们每个人作证起诉的特工，说道：“干这样的工作好比提着脑袋过日子，我可不想干像他那样的差使。”
1983年1月17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华盛顿，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检查官奖的颁奖大会。颁奖仪式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地点在联邦调查局总部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局长的私人餐厅。
颁奖仪式在司法部的大礼堂举行。里面济济一堂，出席仪式的都是显赫人物和政府要员。
我是获得此奖的一员。首席检查官威廉·弗兰奇·司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把首席检查官卓越贡献奖奖给了我，把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特工。他们表彰了我的成绩：我隐蔽了那么长时间，渗透到黑手党内部那么深，这都是前所没有的，这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除了在第一次审判黑手党中作证以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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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证人席上，看看被告席上的5个黑手党人，看看分坐在5排的新闻记者，以及在审判室里只能站着的300多位听众。眼前的这一幕情景，我感到不可思议。这还只是对首批罪犯的首次审讯。这帮自作聪明的党徒现在已经坐到了被告席上。
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连连摇头，布比·塞拉萨尼和尼基·桑多拉也在摇头，就连菲什·拉比托先生和布茨·托玛苏罗也是如此。这些被告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也不能信以为真。勒菲蒂曾经对他的律师说：“他决不会跟我们作对。”在我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之前，他显然不相信我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是他在黑手党的伙伴。
但是在审判以前，有另外两名被告已经服罪。勒菲蒂关在监狱的牢房里，在进进出出的审判过程中，到后来他终于相信了事实。他对牢房的伙伴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非得找那个狗狼养的多尼算帐不可。”
由于我已经列入黑手党的暗杀名单之中，因此我每天24个小时都由联邦特工人员护卫。
在我走上证人席的前两天，那时我的真实姓名还没有暴露，我们得到了来自纽约州的布法罗市的情报，说这伙歹徒要袭击我的家庭。
在此案中，担任美国方面的主诉是助理检查官巴巴拉·琼斯。黑手党方面是甘比诺家族①的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他当时是黑手党委员会②的头领，是最有实力的铁腕人物。我对巴巴拉说，我要亲自去见见卡斯特拉诺，并向他表明：“要是有人碰一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要找你个人算帐，我要亲手把你干掉！”我还说，我只是在不危及此案的情况下才会那么干。她说：“能同谁谈，不能同谁谈，我无法告诉你。”
① 甘比诺（Gambino，Carlo 1902-1976）：1957-1976年美国纽约市犯罪集团“五大家族”之一的首脑，号称全美犯罪辛迪加之“盟主”。他出生于西西里，1921年乘船偷渡至美国，在布鲁克林定居。其活动主要包括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绑架、贩运毒品，特别是通过对水上工会的控制，进行劳工勒索。1970年被控诉，美国最高法院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系非法入境者），但因严重的心脏病使审判和驱逐延期。6年后死于心脏病再次发作。
② 黑手党委员会（The Mafia Commission）：黑手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犯罪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意大利或西西里人，或具有其血统的人。该党于13世纪在西西里岛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黑手党残余分子从西西里和意大利移民国外，来到新的国土（主要是南美一些地区和美国），就立即着手重建他们在欧洲的那种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了美国黑社会网中一个完整的组织，发展成了最庞大、最雄厚的一个犯罪辛迪加组织。50年代到60年代，控制黑手党的是遍布美国的24个独立集团，叫作“家族”。在黑手党进行大规模犯罪活动的城市中，多数都只有一个“家族”；纽约市中有五个黑手党家族。势力最大的几个家族的首脑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主要起最高裁决机构的作用。每个家族的上层都有一个统管一切的“头领”，每个头领之下有一名副头领，是家族的第二负责人。
到了80年代，有些人认为黑手党在美国犯罪社会组织中的势力正在衰落下去，部分原因是家族的旧式头领们正在逐渐消亡。另一个原因是，与外部隔绝的意大利、西西里移民群众正在逐步解体。这些人正在被美国社会所同化。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黑手党历来依凭的土壤，使它无法继续顺利发展下去。
她采取了克制和谅解的态度。我也怕这么干会有损此案的工作，也克制了自己。但是我提醒了一些人，叫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戒。
审判室的中心，有一半已经挤满了人群。这时候，我在小意大利居民区曾经见过、但不知其名的一个叫布拿诺家族的副头领，正以手作手枪的姿势对准了我，并且用食指作想象中的扣扳机动作。到了审判间息期间，保护我的特工人员在厅道上叫住了他，和他谈了话。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审判庭上露面。
我打进黑手党内部，秘密地度过了6个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外界没有几个人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在黑手党里干些什么。现在，这一切终于在新闻媒介面前曝光了。
报纸上出现了醒目大标题，其中有几家还放在头版头条：“密探操纵匪徒达6年之久”；“特工披露匪徒内幕”；“操纵匪徒的英雄”；“联邦调查局：揭露匪徒的超级特工”；“‘布拉斯柯’今日面对严厉盘问”。《新闻周刊》还作了整版整版的报道，标题是：“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匪徒”。报道还指出了种种威胁：“黑手党对大胆渗透者寻求报复”；“欺蒙布拿诺家族的联邦特工受到匪徒跟踪”。
审判前，新闻记者已经获悉：主要证人将是打入黑手党内部的一名联邦特工。他们动用一切手段，想弄清这个人究竟是谁。审判一旦开庭，记者们老是想要接近我。我从没有和他们会见，也决不让他们对我拍照或摄像。审判要在下午5点结束。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我们不得不闲呆到八九点，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还得从狱吏的拘留所那里出门。我们中午不能出楼房吃饭，晚上也不能出旅馆用餐。
第一次审判开始前，我们得到了黑手党要对我采取暗杀的确切消息。他们的头头们已经悬赏：凡能发现并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万美金。他们还四处散发我的照片。我们觉得最好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联邦起诉人员请求法庭：让我和另一名特工在作证时隐蔽真实姓名而用当时的化名，即多尼·布拉斯柯和托尼·罗西。我在黑手党的最后一年曾和那一名特工一起共事，这两个名字也为匪徒所熟悉。
执行法官罗伯特·W·斯维特是纽约州南部地区的地方法院法官，对此请求深表同情。在他行使权力期间，他写了如下报告：“……毫无疑问，这些特工过去、现在以及今后都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在执行政府派遣的任务中同犯罪活动进行的斗争，如同作战在战争前线的战士一样，表现了勇气、英雄气概和斗争艺术。他们完全有资格得到一切适当的保护（其中包括）：对住宅区的保护、家庭成员的安全保护，以及向他们通报任何有关的以及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危险的情报。”
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因为被告在宪法上有权面对指控者。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也不觉得是受到了背叛。万无一失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
我的真实姓名直到作证的第一天才暴露出来。这天我走进了审判室，举起了右手，发誓要讲真话。接着就要求我通报姓名，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事隔六年，我这才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约瑟夫·D·皮斯托尼。
这六年来，我隐匿在黑手党匪徒中间，天天撒谎，在谎言中过日子。我说谎话，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是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目标：帮助美国政府消灭黑手党。尽管如此，我常常清楚地意识到：我最终要走上证人席，面对辩护律师这一现实。当时你无时无刻不在说谎，现在谁能相信你会说真话呢？
以往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内，依赖的是谎言，现在一切都得靠事实说话了。
我在隐蔽的日子里，我对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得要考虑一下：日后我在作证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清白。钱一定要有帐可查，凡能记帐的我得记，凡不能记帐的我就记在头脑里。在陪审团面前，最终要凭我的证词。
就在这初次审判时，美国的助理检查官琼斯和露易斯·弗里赫两人不时地要我牢固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提出的证据无论多少，陪审团所相信的只能是你，没有你的证实，我们便一无所获。”
1981年7月26日，我结束了我的秘密生涯。从那以后，我就紧张地投入审判和证词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忙得团团转。为了对黑手党成员进行起诉，为了对审判工作作好准备，美国检查官们不停地工作着。审判主要涉及到他们在纽约、密尔沃克、坦帕和冈萨斯等城市从事的讹诈勒索、赌场以及谋杀等罪恶活动。在首都华盛顿总部，我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准备全国各地的其他案件。这些案件并不需要我的证词，但却需要我提供情报。时间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地过去了，我和起诉人员一起，为在大型陪审团面前作证，为一切突如其来的审判作证。
纽约是黑手党几个主要家族的大本营。仅仅就这个城市有时同时对黑手党的审判多达五六处。根据我们的调查而进行的这些审判名声大振，比如对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以及对全体黑手党的统治组织“黑手党委员会”一案的审判等。由于我在黑手党内部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能对所有审判提供相关的情报，并且能全部作证。而且，我还要对6个城市的一二十个审判作证，这些审判的时间跨度在5年以上。
联邦调查局起诉的案件最终将多达100件以上，这些案件也都要审判定罪。到了1987年，隐蔽特工、执勤特工、警察、美国检查官以及情报人员这支联合大军炸毁了“科萨·诺斯特拉”的心脏①黑手党局面的改变将会一蹶不振。每一个单个的黑手党家族的头领要么被控、要么坐牢、要么在审判结束之前就死亡。我们追捕的黑手党党徒几乎无一漏网。
① 科萨·诺斯特拉（LaCosaNostra），意为“我们的事业”，是美国黑手党犯罪集团的秘密代号，1962年被揭露。
但是，那些年的成绩毕竟不能和隔了多年的情况相比。由于多年的隐蔽生涯和“直截了当”的调查，我们在1982年8月份就发动了审判攻势。当时我们既无暇、也无意要搞些什么庆祝活动。我们刺痛了黑手党，使他们处于难堪的境地。正因为如此，黑手党就像马蜂窝一样混乱一团。匪徒们在自相残杀。匪徒内部凡过去相信我的人现在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我们已确定了目标叫他必死无疑。我在隐蔽期间熟悉的十几个匪徒已经被暗杀，至少那两个特别因为和我有联系的家伙肯定已被干掉。一名被控受贿赂的警察已经自杀。
对我来说还有作证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避歹徒。
在密尔沃克市，我在作证指控密尔沃克黑手党头领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时候，一位辩护律师问我：我在隐蔽期间，我和我一家实际上住在什么地方。原告及其律师都表示反对回答。美国地方法官泰伦斯·T·艾文斯指示要我回答。强行要我回答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我说：“阁下，我不打算回答这样的问题。”法官说，他对我可以不屑一顾。不过，在和律师们协商以后，他作出了决定：匪徒认为我当时住在什么地方，我只回答与此有关的问题。这样我才回答说：“加利弗尼亚。”
我的家庭住址以及我家居住的户名属于严密保护的秘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对外透露。联邦调查局在整个房子里安装了特别警报装置，电线直通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我的真实姓名一在报界公布以后，一位检查官朋友就传递消息说：新泽西州有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家伙，现在属于吉诺维斯家族①，跑到该家族的头领法特·托尼·萨莱诺那里对他说，他知道我是哪里人，那个地方我还有亲戚。因此，他们可能以那样的线索对我袭击。
① 吉诺维斯（Genovese，Vito，1897-1969）：又名唐·维托恩。20世纪30-50年代美国势力最大的犯罪辛迪加老板之一。1937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杀人罪，他逃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一面从事对美国的毒品走私，一面资助法西斯，成为墨索里尼的好友。50年代，他在纽约谋杀数名对手，逐步重建他在纽约市的势力，成为该地区黑帮的实际盟主。1958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毒品走私和贩运罪。1959年判刑15年。1969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死于囚犯医疗中心。
我和我女儿通了电话，她们都哭了。我父亲不敢出门，早上也不敢驾车。
联邦调查局想再次迁移我的家庭，我没有同意，他们也就不再坚持。我不想度过我的余生了，这帮狗崽子并不要我或我的家庭永无止境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会发现我吗？我采取了正常的保护措施。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感到有人尾随着我。我旅游，身上带着各种各样名字的信用卡。我尽管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但他们肯定会发现我。任何人都有不测。他们要是发现我，一定会跟我算帐。对我袭击的家伙得胜过我。
第一次审判案件的时候，我43岁。我有6年时间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经历和渐渐长大的女儿们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我希望以自己已经从事的自豪的工作来逐步消除。但是，我永远不能在社会上公开自己，始终要用不同的姓名暗自度日。只有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才会了解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
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认识到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崇高的事业；我为审判案子起了促进作用；其他的特工，也就是我的同事，对我表示祝贺，对我所干的工作表示尊重；我的家庭也为我而感到自豪。
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现在还是那个乔·皮斯托尼，和打入黑手党内部以前的乔·皮斯托尼一样。在黑手党里的6年生涯，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的人品未变，价值未变。我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我仍然不饮酒，还是那一副身骨。我的妻子还是原配，我们的婚姻幸福如初，我们的孩子还是同样的活泼可爱。我毫不费力地放弃了多尼·布拉斯柯的角色。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人品无论如何，也无论我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我打进去的时候是乔·皮斯托尼，我回到外界以后，我还是乔·皮斯托尼，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在纽约的一次审判以后，一位辩护律师向我祝贺说：“你干得顶呱呱，皮斯托尼特工，你真有两下子。”
几年以后的1986年，在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的美国法庭审判了另一件案子。我曾经打入的布拿诺家族的头领勒斯蒂·拉斯苦尼在庭外的走廊上等候。他坐在椅子上，那神气就像一个皇帝，周围聚拢着其他被告，都是该家族的一些自命不凡的党徒，一个个像侍卫一样围在他身旁。就是到现在，他们谁也不肯相信，或不肯承认他们面临的现实。拉斯苔尼说：“无论我在不在牢房，他准会碰上我的。”其中一个党徒说：“他谁不认识，不用说6年了。”一个党徒的女儿被带上来见拉斯苔尼。她谈到了我这个向他们每个人作证起诉的特工，说道：“干这样的工作好比提着脑袋过日子，我可不想干像他那样的差使。”
1983年1月17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华盛顿，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检查官奖的颁奖大会。颁奖仪式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地点在联邦调查局总部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局长的私人餐厅。
颁奖仪式在司法部的大礼堂举行。里面济济一堂，出席仪式的都是显赫人物和政府要员。
我是获得此奖的一员。首席检查官威廉·弗兰奇·司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把首席检查官卓越贡献奖奖给了我，把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特工。他们表彰了我的成绩：我隐蔽了那么长时间，渗透到黑手党内部那么深，这都是前所没有的，这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除了在第一次审判黑手党中作证以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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