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D.皮斯托尼、理查德·伍德雷-->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三章 运筹帷幄
第三章 运筹帷幄
联邦调查局终于在考虑长期潜入的行动计划——所谓长期，也就是说6个月。对于盗窃重型装备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们相信：用一名特工潜入进去，比单纯从匪徒内部争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纽约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自从退休以来就想再搞一个长期隐蔽的行动计划。他负责我所在的车辆拦截小队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开会，自由讨论，大家有了这样的看法：要渗透进高层次买卖贼赃的集团组织里——渗进盗窃财产的高层次集团之间。这些人都与黑手党有联系。我自然要与拦截小队联系。你得到了拦截报告，就要调查。是谁肇事，货物放在什么地方，由谁在看护。我们的目标是严格追踪高层次集团。他们常与黑手党打交道，参与分财，了解内幕，并进而分配财产。这一伙人当中，有的开了旅馆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实际上就是黑手党成员，他们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党徒。
大家决定采取单人隐蔽的方式，并且选中了我来干，因为我刚刚成功地干了一回，因为我了解拦截方面的情况，还因为我熟悉街道社会。
还有，我是意大利人，这并非不重要。这使我会适应我们即将调查了解的那种类型的人。因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们打交道的却是意大利人。
大家的意见是：你去打击上层集团，给黑手党以重创。这是初期阶段我们目标的延伸，仅仅是要打进那些上层一伙人之间。决定虽然已经作出，你可不能马上就出门开始干隐蔽工作。还得花几个月时间的准备。我要作准备，政府部门也要作准备。
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意见向上汇报，向华盛顿汇报，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头头们汇报。为此，我们要对经费、时间、目标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所有问题作出全面的估计。长期潜入的行动实施对于联邦调查局完全是陌生的课题，甚至连隐蔽特工及其督学员应遵循的正式准则都不能印发下来，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几年以后的1980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领域，计划工作务必要清楚落实。
这项计划的起步工作就令我感到激动。我是在有利条件下学习新的长远的技术，目标又是针对使我感兴趣的歹徒。我们利用新的合法工具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开展斗争。1970年，国会通过了《敲诈腐败组织法案》，人们都称为“RICO”法案①。我们第一次能够追查从事“敲诈型”的“企业”。如果我们能把参与旨在犯罪的组织的人暴露出来，我们不一定要揭露该组织每一个成员所犯的具体罪行。
① RICO（即Racketeering-influenced-corrupt-organization）：全称是：受到讹诈钱财的歹徒影响的腐败组织。
需要反对黑手党的法令，我们已经制订。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新型的隐蔽活动，我和督学员就能制订计划，使这一活动沿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进行。我们可以自己干，不需要别人帮忙或介入。
贝拉达这时是思想最活跃的督学员之一。我们得选择一些像样的目标，要有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说服总部，因为像大多数官员一样，我们内部的那些人大都不肯把脖子伸到一条新的、带有冒险的战线上。
我要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后才能秘密打进去。就是研究工作也得秘密进行。整个计划只有四五个人知晓。在实施初期，只有我的督学员贝拉达、纽约办事处特工刑事处处长台德·佛雷、日后成为我的专案特工乔·肯纳利、我的联系特工史蒂夫·伯瑟，总共就是这几个人。我要仔细查阅往日那些已经封闭的档案、报告，同小队的伙伴交谈，同我信任的朋友交谈，搜集为我们打入目标的上层团伙的一切情报。这帮团伙里的人，大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但是要抓到他们确凿的证据并非轻而易举。现在，我们第一次企图把我们自己的人扎进去——派的就是我，我要在他们当中生活和工作。我搜集他们的姓名，查看嫌疑犯照片。我们要了解的情况有：和这帮上层团伙联系的匪徒是谁，他们劫持些什么人，他们出没于何处，他们在哪儿谋划，他们有些什么生活习惯，各人具有什么个性等等，凡能有助于我在他们当中行动的情况都想知道。
在深入讨论计划和建议的过程中，要牵涉到少数人，既有纽约方面的，也有总部方面的。艾迪·奥布里安是总部的督学员，在实施计划的开始阶段，他负责处理隐蔽工作。我们要明确一下上层团伙的一些目标，我还要熟悉纽约市的一些地区，比如曼哈顿区的小意大利①，以及布鲁克林的一些地区，还有我可能要出人的一些旅馆和俱乐部。我们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获得其他通路的时候能够采用。
①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
我们和另一名特工，要在迈阿密制定一份和纽约相同的计划，两份计划工作互相联系。迈阿密有许多有钱的大户，有许多旅游度假的人。那里的骗子和盗贼大有人在，他们在盗窃珠宝、债券和股票方面是老手。那里也有许多与黑手党打交道的高层次买卖贼赃集团。我们也可以以这些集团作为目标。我和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特工能够互相支持。
迈阿密办事处对这个主意表示赞赏。我和贝拉达前往那里帮助他们，制订一份和我们对纽约制订的相同计划。
接着，我和他讨论的是，谁作为迈阿密的隐蔽特工我感到合得来。你在任何时候搞隐蔽工作，选择谁和你共事，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选择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你的生命安全上，你都要信得过。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迈阿密的办事处有谁合适。我决定挑选的是一位朋友，他的隐蔽姓名是乔·弗茨杰拉德。他是波士顿人，身高约6英尺5，先前是波士顿学院的足球队后卫。我挑选他，还因为他是掷沙袋游戏好手，脚步动作敏捷，完全能够把握住自己。他基本上是搞街道工作，在迈阿密待的时间足以使他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因此，我们带乔·弗茨杰拉德到了迈阿密，让他执行整个行动计划。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两项计划我们要一起实施，这个双方计划的代号是“太阳苹果”。迈阿密代号太阳，纽约代号为苹果。
接着要讨论的是我自己。我要确定一个新的身份，这身份可以经得起任何情况下的检查。在街道上，在你没有证实之前，谁都会对别人采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列出了讨论问题的目录，这些问题是为我可靠的工作背景而必需解决的。首先是姓名。我在潜入重型装备盗窃案的行动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适合身份的证件——社会保险卡、美国运通公司卡①以及驾驶执照等（我实际上有两份驾驶执照，一份在佛罗里达，一份在纽约）。仍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似乎是最方便不过的事。我正是用那个名字，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打下了一些背景基础，有些比较好的联系关系。就用这个名字比改用任何别的名字要好。
① 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美国1850年3月创立时，原为快速运输的公司，现为世界规模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旅游、保险和国际银行业务。总公司设在纽约。
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这样的名字有其有利因素，但也有其不利因素。我在佛罗里达重型装备盗窃案的审判中已经公开亮了相，这一状况会不会又回头纠缠于我，对此我没有数。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据我所知，我没有同任何歹徒有瓜葛。我在安排其他工作的时候，对此考虑了很久。到后来，我终于认为：管他呢，就用这个名字。
既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我应该有个简历。简历不要写得太多。正如我干别的事一样，我想使简历简单一些。无论怎么说，你反正是要说一大堆谎言。简历越简单，你要记忆的东西也就越少。在我的隐蔽工作中，只要有可能，我都尽可能地靠近真实。为了这个特别的理由（我正为了这个理由），简历越简越好。
我的简历准备这样写：我在迈阿密一带度日，往返于加利弗尼亚之间，是个偷珠宝的夜贼，我是个单身汉。
我们还想到了这样一个主意：说我是个孤儿。一个没有家庭的人，别人要查你就比较困难。如果你有家庭，这就牵连到别的特工，要他们出来说清楚你的家庭成员。如果你是个孤儿，别人能查你的只有你所居住的里弄，或者问你是否了解某个具体的邻里。我对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的一些地区有所了解，因为我在那些地方干过一些工作。
我们从研究人员那里得知，已经焚毁的皮茨堡那里有座孤儿院，在那里抚养的孩子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材料。这对我非常理想。有个特工曾在皮茨堡生活过，而我是在宾夕法尼亚长大的。
我想的是我是偷珠宝的盗贼。这样的盗贼有多种多样。我需要有个专长，好使我一人作案而又不会发生暴力。我不能当一名强盗或是银行盗贼，或是抢劫徒，或是诸如此类的人。我们得到了部里的允许，参与某种无关大局的盗窃活动，不过你得要避免暴力。作为一名珠宝盗贼，我可以说我是单独行动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而且取得了成绩。大家都不需要知道洋情，因为我是在私自“犯罪”。
干一名偷珠宝的夜贼，一个人单独作案并非有什么难处。因为你如果作案得法，你不会撞到物主，难得有可能发生暴力。我的业务知识使我能摆脱任何人企图与我动武——暴力不是我分内的事。
由于行动的性质，我有可能误入联邦调查局规则和制度的“灰色区”①。可我们好歹得试一试。不管出什么事，我们都要正视。我的角色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我能参与什么样的犯罪活动，看到哪一些，看不到哪一些；在他们发起的交易中，我能参与到什么地步而又不至于陷入圈套，等等，这些都是我出发前要作的一些思想准备。
① 灰色区（gray area）：指介于两个对立方面之间的范畴，诸如不可被划为全对或全错的原则性问题、在争端中不介入任何一方的国家、既不全然是科学事实又不全然是超自然的信息等。
作为珠宝贼，我要有适当的经验。关于警报系统、估量我或其他特工所从事的未来“职业”的监测装备，我已有了足够的了解。纽约市一家大名鼎鼎的珠宝公司给我上了两个星期珠宝学课程，他们只知道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对我的行动完全无知。我和一个珠宝学家去了纽约一家博物馆，买了一些关于珠宝和珍币方面的书籍。这些虽然不能使我成为高级专家，但至少使我懂得了行情。
我有了名字，有了背景，有作案的经历，下一步就要对行动计划作出预算。我需要一套公寓、汽车、活动经费，等等。
开始的预算比较节俭。“太阳苹果”方案中纽约方面，我们计划潜入的时间是6个月，开支10，000美元。这个数字较少，但是少归少，我们觉得有了良好的机会，可以使行动计划得以实施。实施计划这是主要问题。只要你着手行动，能显示出工作中的成绩，深入下去就好办了。我们对此满怀信心。到那时如果再需要延期6个月，我们就能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谁也没有料到潜入进去的不是6个月而是6个年头，没有料到我们触及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预算很认真，因为局里的会计官很认真：寓所、电话、租车、个人开销等等。我们初步的预算从原来10，000美元升到15，000美元。我们要求增加5，000美元放在手头，以备特殊情况、未料到的开销，比如我需要购买盗贼的赃物。
所有文字计划工作完成以后，行动建议就呈报到华盛顿总部。他们批准了。
现在，我不能公开露面了。知道行动计划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为了我家里人自己的安全，他们只知道我要去隐蔽起来，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由于局里从未有过长期深入隐蔽工作方面的历史，因此我们在行动中要作出一些指导准则。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真实成员应该要取消。
上次我在重型装备盗伙中的隐蔽行动，一切问题都是在办事处内部根据需要知晓①的基础上处理的。这一次，安全措施将显得更加严峻。在当时位于东六十九大街的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里，我的办公桌已经清除，我的名字已经从办事处花名册上勾销。我的个人档案已从办事处移走，秘密隐藏在保管特工档案的保险柜里。由于办事处的工资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工资支票通过非正常系统发给了我。除了与此行动有关的几个特工和联络特工，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总部的上层人士以外，办事处里、全国各地联邦调查局的值勤人员中，都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如果有人打电话到办事处找我，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当中没有那样的名字。局里局外的人中，没有约瑟夫·皮斯托尼这样的名字和联邦调查局有任何牵连。
① 需要知晓（need-to-know）：指在反间谍或保安活动中只让情报人员知晓为完成其本身任务所需要的情况而不使其知道其他不必要了解的情况。
我们在4月份先后开始考虑这次行动，到我作好准备实际行动的时间是在9月份。
1976年9月份的一天，我迈出了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在以后干隐蔽工作的6年当中，我从没有返回过，从没有回到我在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任何地方。
我的同事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的朋友不了解。我的知情者不知道。在这项多尼·布拉斯柯新的任务中，我无需用任何知情人。
我已经隐蔽起来，就着手我的新生活。我需要一套公寓，一辆汽车，一份银行帐号——都是普普通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通过局里得到，都要以多尼·布拉斯柯的名义自己动手办理，不牵涉到任何人。
我想自己办理一切事务，不想通过联络特工办理，因为我不想任何人知道这是一项联邦调查局行动计划。你根本想不到会不会有人涉及到别人的档案，或者有人漏了嘴，会说出了一点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与目标所指的买卖贼赃的集团打交道时，有可能会碰到歹徒同伙，任何泄露风声的情况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凡是我干的事我都是自己亲自干，正如搞调查的人要亲临现场一样。
我们为多尼·布拉斯柯创造了一些相关条件。我们登记了几个“查询”电话，就是人们可以向我询问情况的平常的电话号码。一个是我的工作单位号码。我是艾司汽车公司的经理；另一个是我居住区的建筑经理。回答询问的只有我的督学员或我的同伙特工，有时候是我自己。
我租了一辆适合我身份的汽车，一辆黄色卡迪拉克牌轿车，挂的是佛罗里达牌照。
在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戴珠宝，也不讲究时髦的衣服。但干这项工作，我要穿得好一点，戴上戒指和金链，穿便眼。在预算中，这些都是一次性开销，共750美元。
我到市中心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要求开活期存款帐户。我填了单子，单子上的先前业务那一栏我没有填写。职员认真看了我填的单子。
“先前银行业务一栏怎么没填？”他问。
“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我说。
“因为我们要核实一下你的签名。”他说。
“我先前没有开银行帐户。”
“啊，我们需要有那一栏的内容才开帐户。”
当你不是按常规办事的时候，这就是对社会短暂的一瞥。我身穿新的便衣，还挺像个样子，手里有1，000美元现金，要在银行开个帐户，因为没有先前的银行业务，就办不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不过我不想争辩了，因为那个家伙已经乘了我的不备。
我说了一声“非常感谢！”就起身走了。
街对面有家化工银行支行，我决定到那儿试一试。但是我先得思考一下，如果那家银行的职员以同样的问题责难我时，我该怎么回答。
我走了进去，填好了单子。那家伙问道：“过去两年你在哪儿有银行业务？”
“过去两年我没有办过银行业务。”我回答。
他说：“这样我恐怕不能为你开户。”
“你这是歧视我。”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我不是黑人，也不是女性，没有任何东西与歧视沾上边。他不解地看看我，说：“这是我们的制度，对谁都一样。”
我说：“我刚刚从牢房出来，在那里待了6年。现在我刑满出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我已经还清了对社会的债务，有了一份很像样的工作，想在银行开个帐户，做个有体面的公民。我有1，000美元，所想的只是开一个活期银行帐户。就因为我最近没有银行业务，你就拒绝我。我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银行干什么，我要到市政厅去，向民权局申诉，因为我受到了歧视。”
他突然神色惊惧——我想，这倒不是因为他担心可能引起的歧视问题，而主要是因为他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释放的劳改犯。
他说：“啊，有些情况我们能够通融。我看，我们能帮你解决。”
就这样，我开到了银行帐户。下一步我需要的是一套公寓。
我对于住在哪儿、怎么生活，倒并不过于操心，不过有两点我要考虑：第一，我并不想住到我的目标地区的中心；第二，我想寓所在一幢相对高大的楼房里——这两点都是为了我好隐匿。我需要住一个进出自由、又不惹人耳目的地方。
我注意看报纸，找了一个星期。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住处。
在第三大道第九十一街道上，我在约克维尔·塔尔斯大楼里租到了一室的公寓，房号是21-G。这幢公寓大楼高市东北部最繁华的住宅区只有几个街区。
我喜欢这儿的位置，而且这儿还有地下停车库，房租也不是太贵——每月491.6美元。室内有大客厅，24小时有门卫保安，还有人为客户收发服务。
我租的家具每月租金90.3美元。我购买了床单、毛巾、浴帘。我还从自己家里带了一些坛坛罐罐，放置在碗柜橱里。
我要妻子不要往我的寓所打电话，除非有什么紧急情况。她打电话时，说不定寓所里有坏人，说不定我的电话有坏家伙偷听。我对妻子说，我用的还是以前用的名字：多尼·布拉斯柯，我尽可能给她打电话回家。我没有告诉她：我可能要打进黑手党。我这么做或许有点自私，但这是我的工作。
作为多尼·布拉斯柯，偷珠宝的夜盗，我已经准备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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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终于在考虑长期潜入的行动计划——所谓长期，也就是说6个月。对于盗窃重型装备一案打入的成功，使人们相信：用一名特工潜入进去，比单纯从匪徒内部争取一名知情人，效果要好。
我在纽约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自从退休以来就想再搞一个长期隐蔽的行动计划。他负责我所在的车辆拦截小队的工作。
在1976年春季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开会，自由讨论，大家有了这样的看法：要渗透进高层次买卖贼赃的集团组织里——渗进盗窃财产的高层次集团之间。这些人都与黑手党有联系。我自然要与拦截小队联系。你得到了拦截报告，就要调查。是谁肇事，货物放在什么地方，由谁在看护。我们的目标是严格追踪高层次集团。他们常与黑手党打交道，参与分财，了解内幕，并进而分配财产。这一伙人当中，有的开了旅馆或酒吧或商店；有的实际上就是黑手党成员，他们本身就是自命不凡的党徒。
大家决定采取单人隐蔽的方式，并且选中了我来干，因为我刚刚成功地干了一回，因为我了解拦截方面的情况，还因为我熟悉街道社会。
还有，我是意大利人，这并非不重要。这使我会适应我们即将调查了解的那种类型的人。因为那些人即使本身不是意大利人，但他们打交道的却是意大利人。
大家的意见是：你去打击上层集团，给黑手党以重创。这是初期阶段我们目标的延伸，仅仅是要打进那些上层一伙人之间。决定虽然已经作出，你可不能马上就出门开始干隐蔽工作。还得花几个月时间的准备。我要作准备，政府部门也要作准备。
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意见向上汇报，向华盛顿汇报，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头头们汇报。为此，我们要对经费、时间、目标以及成功的可能性等所有问题作出全面的估计。长期潜入的行动实施对于联邦调查局完全是陌生的课题，甚至连隐蔽特工及其督学员应遵循的正式准则都不能印发下来，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几年以后的1980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领域，计划工作务必要清楚落实。
这项计划的起步工作就令我感到激动。我是在有利条件下学习新的长远的技术，目标又是针对使我感兴趣的歹徒。我们利用新的合法工具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开展斗争。1970年，国会通过了《敲诈腐败组织法案》，人们都称为“RICO”法案①。我们第一次能够追查从事“敲诈型”的“企业”。如果我们能把参与旨在犯罪的组织的人暴露出来，我们不一定要揭露该组织每一个成员所犯的具体罪行。
① RICO（即Racketeering-influenced-corrupt-organization）：全称是：受到讹诈钱财的歹徒影响的腐败组织。
需要反对黑手党的法令，我们已经制订。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新型的隐蔽活动，我和督学员就能制订计划，使这一活动沿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进行。我们可以自己干，不需要别人帮忙或介入。
贝拉达这时是思想最活跃的督学员之一。我们得选择一些像样的目标，要有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说服总部，因为像大多数官员一样，我们内部的那些人大都不肯把脖子伸到一条新的、带有冒险的战线上。
我要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后才能秘密打进去。就是研究工作也得秘密进行。整个计划只有四五个人知晓。在实施初期，只有我的督学员贝拉达、纽约办事处特工刑事处处长台德·佛雷、日后成为我的专案特工乔·肯纳利、我的联系特工史蒂夫·伯瑟，总共就是这几个人。我要仔细查阅往日那些已经封闭的档案、报告，同小队的伙伴交谈，同我信任的朋友交谈，搜集为我们打入目标的上层团伙的一切情报。这帮团伙里的人，大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但是要抓到他们确凿的证据并非轻而易举。现在，我们第一次企图把我们自己的人扎进去——派的就是我，我要在他们当中生活和工作。我搜集他们的姓名，查看嫌疑犯照片。我们要了解的情况有：和这帮上层团伙联系的匪徒是谁，他们劫持些什么人，他们出没于何处，他们在哪儿谋划，他们有些什么生活习惯，各人具有什么个性等等，凡能有助于我在他们当中行动的情况都想知道。
在深入讨论计划和建议的过程中，要牵涉到少数人，既有纽约方面的，也有总部方面的。艾迪·奥布里安是总部的督学员，在实施计划的开始阶段，他负责处理隐蔽工作。我们要明确一下上层团伙的一些目标，我还要熟悉纽约市的一些地区，比如曼哈顿区的小意大利①，以及布鲁克林的一些地区，还有我可能要出人的一些旅馆和俱乐部。我们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获得其他通路的时候能够采用。
① 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
我们和另一名特工，要在迈阿密制定一份和纽约相同的计划，两份计划工作互相联系。迈阿密有许多有钱的大户，有许多旅游度假的人。那里的骗子和盗贼大有人在，他们在盗窃珠宝、债券和股票方面是老手。那里也有许多与黑手党打交道的高层次买卖贼赃集团。我们也可以以这些集团作为目标。我和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特工能够互相支持。
迈阿密办事处对这个主意表示赞赏。我和贝拉达前往那里帮助他们，制订一份和我们对纽约制订的相同计划。
接着，我和他讨论的是，谁作为迈阿密的隐蔽特工我感到合得来。你在任何时候搞隐蔽工作，选择谁和你共事，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事。选择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你的生命安全上，你都要信得过。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迈阿密的办事处有谁合适。我决定挑选的是一位朋友，他的隐蔽姓名是乔·弗茨杰拉德。他是波士顿人，身高约6英尺5，先前是波士顿学院的足球队后卫。我挑选他，还因为他是掷沙袋游戏好手，脚步动作敏捷，完全能够把握住自己。他基本上是搞街道工作，在迈阿密待的时间足以使他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因此，我们带乔·弗茨杰拉德到了迈阿密，让他执行整个行动计划。他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两项计划我们要一起实施，这个双方计划的代号是“太阳苹果”。迈阿密代号太阳，纽约代号为苹果。
接着要讨论的是我自己。我要确定一个新的身份，这身份可以经得起任何情况下的检查。在街道上，在你没有证实之前，谁都会对别人采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列出了讨论问题的目录，这些问题是为我可靠的工作背景而必需解决的。首先是姓名。我在潜入重型装备盗窃案的行动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适合身份的证件——社会保险卡、美国运通公司卡①以及驾驶执照等（我实际上有两份驾驶执照，一份在佛罗里达，一份在纽约）。仍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似乎是最方便不过的事。我正是用那个名字，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打下了一些背景基础，有些比较好的联系关系。就用这个名字比改用任何别的名字要好。
① 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美国1850年3月创立时，原为快速运输的公司，现为世界规模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旅游、保险和国际银行业务。总公司设在纽约。
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这样的名字有其有利因素，但也有其不利因素。我在佛罗里达重型装备盗窃案的审判中已经公开亮了相，这一状况会不会又回头纠缠于我，对此我没有数。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据我所知，我没有同任何歹徒有瓜葛。我在安排其他工作的时候，对此考虑了很久。到后来，我终于认为：管他呢，就用这个名字。
既然用多尼·布拉斯柯这个名字，我应该有个简历。简历不要写得太多。正如我干别的事一样，我想使简历简单一些。无论怎么说，你反正是要说一大堆谎言。简历越简单，你要记忆的东西也就越少。在我的隐蔽工作中，只要有可能，我都尽可能地靠近真实。为了这个特别的理由（我正为了这个理由），简历越简越好。
我的简历准备这样写：我在迈阿密一带度日，往返于加利弗尼亚之间，是个偷珠宝的夜贼，我是个单身汉。
我们还想到了这样一个主意：说我是个孤儿。一个没有家庭的人，别人要查你就比较困难。如果你有家庭，这就牵连到别的特工，要他们出来说清楚你的家庭成员。如果你是个孤儿，别人能查你的只有你所居住的里弄，或者问你是否了解某个具体的邻里。我对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的一些地区有所了解，因为我在那些地方干过一些工作。
我们从研究人员那里得知，已经焚毁的皮茨堡那里有座孤儿院，在那里抚养的孩子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材料。这对我非常理想。有个特工曾在皮茨堡生活过，而我是在宾夕法尼亚长大的。
我想的是我是偷珠宝的盗贼。这样的盗贼有多种多样。我需要有个专长，好使我一人作案而又不会发生暴力。我不能当一名强盗或是银行盗贼，或是抢劫徒，或是诸如此类的人。我们得到了部里的允许，参与某种无关大局的盗窃活动，不过你得要避免暴力。作为一名珠宝盗贼，我可以说我是单独行动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而且取得了成绩。大家都不需要知道洋情，因为我是在私自“犯罪”。
干一名偷珠宝的夜贼，一个人单独作案并非有什么难处。因为你如果作案得法，你不会撞到物主，难得有可能发生暴力。我的业务知识使我能摆脱任何人企图与我动武——暴力不是我分内的事。
由于行动的性质，我有可能误入联邦调查局规则和制度的“灰色区”①。可我们好歹得试一试。不管出什么事，我们都要正视。我的角色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我能参与什么样的犯罪活动，看到哪一些，看不到哪一些；在他们发起的交易中，我能参与到什么地步而又不至于陷入圈套，等等，这些都是我出发前要作的一些思想准备。
① 灰色区（gray area）：指介于两个对立方面之间的范畴，诸如不可被划为全对或全错的原则性问题、在争端中不介入任何一方的国家、既不全然是科学事实又不全然是超自然的信息等。
作为珠宝贼，我要有适当的经验。关于警报系统、估量我或其他特工所从事的未来“职业”的监测装备，我已有了足够的了解。纽约市一家大名鼎鼎的珠宝公司给我上了两个星期珠宝学课程，他们只知道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对我的行动完全无知。我和一个珠宝学家去了纽约一家博物馆，买了一些关于珠宝和珍币方面的书籍。这些虽然不能使我成为高级专家，但至少使我懂得了行情。
我有了名字，有了背景，有作案的经历，下一步就要对行动计划作出预算。我需要一套公寓、汽车、活动经费，等等。
开始的预算比较节俭。“太阳苹果”方案中纽约方面，我们计划潜入的时间是6个月，开支10，000美元。这个数字较少，但是少归少，我们觉得有了良好的机会，可以使行动计划得以实施。实施计划这是主要问题。只要你着手行动，能显示出工作中的成绩，深入下去就好办了。我们对此满怀信心。到那时如果再需要延期6个月，我们就能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谁也没有料到潜入进去的不是6个月而是6个年头，没有料到我们触及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预算很认真，因为局里的会计官很认真：寓所、电话、租车、个人开销等等。我们初步的预算从原来10，000美元升到15，000美元。我们要求增加5，000美元放在手头，以备特殊情况、未料到的开销，比如我需要购买盗贼的赃物。
所有文字计划工作完成以后，行动建议就呈报到华盛顿总部。他们批准了。
现在，我不能公开露面了。知道行动计划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为了我家里人自己的安全，他们只知道我要去隐蔽起来，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由于局里从未有过长期深入隐蔽工作方面的历史，因此我们在行动中要作出一些指导准则。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真实成员应该要取消。
上次我在重型装备盗伙中的隐蔽行动，一切问题都是在办事处内部根据需要知晓①的基础上处理的。这一次，安全措施将显得更加严峻。在当时位于东六十九大街的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里，我的办公桌已经清除，我的名字已经从办事处花名册上勾销。我的个人档案已从办事处移走，秘密隐藏在保管特工档案的保险柜里。由于办事处的工资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工资支票通过非正常系统发给了我。除了与此行动有关的几个特工和联络特工，以及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总部的上层人士以外，办事处里、全国各地联邦调查局的值勤人员中，都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如果有人打电话到办事处找我，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当中没有那样的名字。局里局外的人中，没有约瑟夫·皮斯托尼这样的名字和联邦调查局有任何牵连。
① 需要知晓（need-to-know）：指在反间谍或保安活动中只让情报人员知晓为完成其本身任务所需要的情况而不使其知道其他不必要了解的情况。
我们在4月份先后开始考虑这次行动，到我作好准备实际行动的时间是在9月份。
1976年9月份的一天，我迈出了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在以后干隐蔽工作的6年当中，我从没有返回过，从没有回到我在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任何地方。
我的同事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的朋友不了解。我的知情者不知道。在这项多尼·布拉斯柯新的任务中，我无需用任何知情人。
我已经隐蔽起来，就着手我的新生活。我需要一套公寓，一辆汽车，一份银行帐号——都是普普通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通过局里得到，都要以多尼·布拉斯柯的名义自己动手办理，不牵涉到任何人。
我想自己办理一切事务，不想通过联络特工办理，因为我不想任何人知道这是一项联邦调查局行动计划。你根本想不到会不会有人涉及到别人的档案，或者有人漏了嘴，会说出了一点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与目标所指的买卖贼赃的集团打交道时，有可能会碰到歹徒同伙，任何泄露风声的情况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凡是我干的事我都是自己亲自干，正如搞调查的人要亲临现场一样。
我们为多尼·布拉斯柯创造了一些相关条件。我们登记了几个“查询”电话，就是人们可以向我询问情况的平常的电话号码。一个是我的工作单位号码。我是艾司汽车公司的经理；另一个是我居住区的建筑经理。回答询问的只有我的督学员或我的同伙特工，有时候是我自己。
我租了一辆适合我身份的汽车，一辆黄色卡迪拉克牌轿车，挂的是佛罗里达牌照。
在一般情况下，我从不戴珠宝，也不讲究时髦的衣服。但干这项工作，我要穿得好一点，戴上戒指和金链，穿便眼。在预算中，这些都是一次性开销，共750美元。
我到市中心曼哈顿银行的一家支行，要求开活期存款帐户。我填了单子，单子上的先前业务那一栏我没有填写。职员认真看了我填的单子。
“先前银行业务一栏怎么没填？”他问。
“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我说。
“因为我们要核实一下你的签名。”他说。
“我先前没有开银行帐户。”
“啊，我们需要有那一栏的内容才开帐户。”
当你不是按常规办事的时候，这就是对社会短暂的一瞥。我身穿新的便衣，还挺像个样子，手里有1，000美元现金，要在银行开个帐户，因为没有先前的银行业务，就办不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不过我不想争辩了，因为那个家伙已经乘了我的不备。
我说了一声“非常感谢！”就起身走了。
街对面有家化工银行支行，我决定到那儿试一试。但是我先得思考一下，如果那家银行的职员以同样的问题责难我时，我该怎么回答。
我走了进去，填好了单子。那家伙问道：“过去两年你在哪儿有银行业务？”
“过去两年我没有办过银行业务。”我回答。
他说：“这样我恐怕不能为你开户。”
“你这是歧视我。”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我不是黑人，也不是女性，没有任何东西与歧视沾上边。他不解地看看我，说：“这是我们的制度，对谁都一样。”
我说：“我刚刚从牢房出来，在那里待了6年。现在我刑满出狱，想做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我已经还清了对社会的债务，有了一份很像样的工作，想在银行开个帐户，做个有体面的公民。我有1，000美元，所想的只是开一个活期银行帐户。就因为我最近没有银行业务，你就拒绝我。我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在银行干什么，我要到市政厅去，向民权局申诉，因为我受到了歧视。”
他突然神色惊惧——我想，这倒不是因为他担心可能引起的歧视问题，而主要是因为他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释放的劳改犯。
他说：“啊，有些情况我们能够通融。我看，我们能帮你解决。”
就这样，我开到了银行帐户。下一步我需要的是一套公寓。
我对于住在哪儿、怎么生活，倒并不过于操心，不过有两点我要考虑：第一，我并不想住到我的目标地区的中心；第二，我想寓所在一幢相对高大的楼房里——这两点都是为了我好隐匿。我需要住一个进出自由、又不惹人耳目的地方。
我注意看报纸，找了一个星期。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住处。
在第三大道第九十一街道上，我在约克维尔·塔尔斯大楼里租到了一室的公寓，房号是21-G。这幢公寓大楼高市东北部最繁华的住宅区只有几个街区。
我喜欢这儿的位置，而且这儿还有地下停车库，房租也不是太贵——每月491.6美元。室内有大客厅，24小时有门卫保安，还有人为客户收发服务。
我租的家具每月租金90.3美元。我购买了床单、毛巾、浴帘。我还从自己家里带了一些坛坛罐罐，放置在碗柜橱里。
我要妻子不要往我的寓所打电话，除非有什么紧急情况。她打电话时，说不定寓所里有坏人，说不定我的电话有坏家伙偷听。我对妻子说，我用的还是以前用的名字：多尼·布拉斯柯，我尽可能给她打电话回家。我没有告诉她：我可能要打进黑手党。我这么做或许有点自私，但这是我的工作。
作为多尼·布拉斯柯，偷珠宝的夜盗，我已经准备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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