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D.皮斯托尼、理查德·伍德雷-->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五章 布鲁克林：科隆坡家族的老巢
第五章 布鲁克林：科隆坡家族的老巢
艾萨格店铺位于前室，那帮盗贼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充当售货员。后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几张打牌的桌子。那伙盗贼白天就在这儿厮混。正是在这个地方我被介绍认识了几个家伙。他们的年龄大约从二十八九岁到四十岁出头。他们围坐在桌旁玩金罗美①，吹牛。他们的名字有：桂多、维多、汤米小偷、维尼等等，这些都是浑名。
① 金罗美（又译作金兰姆）是兰姆类牌戏的一种。1909年传入纽约，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两人玩时，每人发10张牌，牌面朝下。发剩下的牌面朝下作底牌，最上面一张底牌由过来摆到底牌旁边作为第一张换牌。非发牌人可以先拿这种换牌，也可以不拿，若不拿，发牌人也可以不拿。若两人都不要，非发牌人则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张牌、其后，两人依次拿换牌或者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张牌，然后打出一张牌，面朝上摆在换牌堆上。目的是做成牌组，即至少3张的同花色顺牌或者同点组牌。
我和吉里的一伙人开始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熟悉的人“了解”了我，还因为我是他们熟悉的人介绍给了他们，因此对我还相当公开。
在党徒的一伙中，他们虽然比较低下，但他们总是忙得不停，总是有钱花，总有买卖做。他们总会有赃物，赃物总是在进进出出。个个都穿得很好。他们所穿的90％是赃物，都是最新款式，有运动衫、宽松裤、毛衣以及皮夹克等等。如果他们穿牛仔裤，那总是设计师订做的。
你提到什么，他们就能偷到什么。吉里一伙人可以袭击仓库、码头、车辆和住宅。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偷。他们始终这么在想。没有哪一天他们不时时在想着谈着他们要去偷，去抢，对象是谁，偷什么，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有要追捕的东西，或者从别人的货物里捞点什么，反正总有东西掠夺。
早晨起来，他们并不想到去上班，去按考勤钟。他们不想着和妻子或女朋友在一起欢度时光。他们是一伙群氓。你起了床，就要同这伙人一道上俱乐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成天混在一起。
一整个白天，你都在计算这天晚上要出去干什么，在外面能碰到什么财气。白天基本上是这样度过的：早上10点半或11点去俱乐部，然后坐下来整天议论过去或将来的欺诈、抢劫的行动。如果有人提出偷盗或拦劫的主意，大家就轮番议论，看看这个办法是否值得。要么另一个人提出了一堆财物，正期待着把珠宝、皮货以及这一类的东西脱手。大家就议论“对折”的可能性——把得到的赃物再卖出去。
他们成天谋划着，就坐在艾萨格店铺的后室里，玩金罗美，抽烟，抽雪茄。我不抽烟。他们从不开窗户。尽管室内有通风设备，房间里空气仍然混浊。房间可能有两处在玩牌，这要视室内人员多少而定。我是连牌也不玩的。你要是玩金罗美——从来不玩别的——一点输赢为10个美分。就是坐那里玩牌，口里还在议论赚钱，议论这天要抢劫什么。有时也可能到另一家俱乐部，在那里玩金罗美，要么商谈抢劫计划。你也可能同某人谈论你想干的事或者设法干一回。如果他们想好了下手的地方，那么就有几个人在白天出门去那儿把地形窥看一番。
如果不是在谋划、做发财梦的时候，他们就聊作战的场面，回忆他们在各个牢房和监狱的时光。那是他们干此买卖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了解不同的牢房、监狱分区以及看守的情况。我已经有足够的虚假背景材料，上面记载着我严重刑事犯的罪证，以此表明我如去坐牢一定会是一条硬汉，没有一点畏惧。但是我从来没有表明过我蹲过牢房，因为我不了解监狱的情况。如果说出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挑出毛病。如果你蹲了3到5年的牢，你才了解看守——哪个看守是什么等级，了解同狱犯人，哪个犯人待了15到20年，哪个犯人现在还没有出狱。这伙匪徒熟悉隐语和俚语。人人都对那种关系、那种时光记忆犹新。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必要说你于过什么事，你就不要说。这伙人在谈论他们狱中的情况时，我就像个普通市民一样只在一边听着。
吃午饭时，有人会出门弄点中国食品和“英雄”三明治。到了4点半或5点左右，他们就分散，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或干别的什么事。晚饭后他们返回到大街上开始抢劫活动，或者逛夜总会，或者于他们要干的事。
每逢星期二，我们就到萨利俱乐部吃午饭。萨利是个老资格的党徒，是科隆坡家族的一个头目。他在十七大道上有个交谊俱乐部，离吉里的商店不远。我们有时候聚集到他那里，和吉里那里两处分度时光。但是，每个星期二下午，萨利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一伙共有8人，连同他自己的，加起来大概有18到20人。他有个井井有条的厨房，烧肉丸子，还有意大利通心面条、香肠、辣椒等应有尽有。因为有这样的午餐，我们要设置一张长的折叠桌。整个下午，我们就坐在桌旁吃午餐，喝的是萨利自己家中制的红酒，大家一起吹牛皮。
我白天大部分时间就这么跟着他们转。我要在10点和11点之间赶到俱乐部，整天都和这帮家伙混。到了下午快完、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就回到寓所，可能小睡个把小时，然后起来淋浴。大约9点钟时候，我就出门赶到我们碰头的地方。有时候我回到布鲁克林，有时候在曼哈顿一带溜达；有时候和他们一道，有时候一个人到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人通过那一伙而认识了我。
尽管我们在各个夜总会溜达的时候，大家谈的仍然总是抢劫诈骗的事，或是正在干的、或是即将要干的。他们靠的是脑袋瓜子为生，因此，他们的脑袋比普通人要用得更多。他们脑袋一刻也不停地在转动。一个人无论怎么有钱，总还嫌不够用，要么是盛宴，要么是饥荒。他们的计谋有一半是落了空的，一无所获。尤其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受控，这样要么要破他们的财，要么就坐大牢。可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头脑清醒。无论是对于他们的失败，或是提出的那些浮躁的行动计划，他们都没有舒畅的时候。他们照干他们的。
一个不显眼的党徒名叫维尼，也在吉里商店里混。他身体过胖，心脏不好。他吃了几片药——可能是硝化甘油。有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玩牌。这一局很难分胜负，好几个人在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聊着夜晚偷一户住宅的前景。那户人家在新泽西的巴的纳。
突然间，维尼跌到了地下，呼吸很困难，手紧紧地抓住胸口。
“喂，大伙儿看，”我说，“维尼出问题了。”
没有一个人动一动，他们继续玩牌。维尼在喘气，在抓胸口。他们还是玩他们的。
“他心脏病发作了！”我一面叫一面往他那儿走。“我们得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快！谁来帮帮我一道送他去医院！”
“噢，他老犯那毛病，”一个家伙说，“他常发作，没什么，吃几片药就会好的。”
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这样的场合我想顺着那一伙人。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道德观。
我不能眼看着他死。我设法扶他起来，扶他出门上我的车。我驾车去了急诊室。几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了。他说：“我的药用完了。”
我们返回到吉里店铺。他们还在玩牌。有人说：“不错吧，我们对你说了，他会好的。”
天天这么跟那伙人混起来倒也容易。大部分时间显得很无聊。他们虽然在学术上一窍不通，但是在城市环境中他们有巧妙的生存能力。就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总有某种潜在的东西，可能会使我出差错。我一方面时时在头脑记住所发生的有关情况好向联络特工汇报，同时我还得保持警惕，以免跌入陷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毕竟是杀手。
联邦调查局不想让我参加实际的拦截和夜盗活动，因为那一伙人出门都是荷枪实弹，遭到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在开创性的工作中，高高在上的官僚们思想非常保守。有人还提到：如果我与带枪的家伙一道去犯罪，我自己就容易受到指控。
他们一伙常常要我和他们一道出去作案。我总要找些办法抵挡过去。我对他们说：“嗨，带枪去干那些东西，对我来说真是太胡闹了。待后来我去帮你们卸货吧。”他们的人手足够，添上我无足轻重。我似乎并不是什么关键人物。再说，我不去，得利也少，他们是根据卖脏所得的收入进行分利的。
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是，如果我事先争着要和他们一道去，得到了所猎对象的各样情况，然后又提出不干，这就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和他们一道我总是冲锋陷阵。我保持一定的分寸，而且我参与的也决不是什么多大的交易。
可是一旦他们要用上我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讨论制订行动计划。他们要出去窥探作案地点，我得跟他们一道。我渐渐地开始施展自己的影响。他们常常来找我，就某个行动征求我的意见。我和他们一起对行动计划反复讨论，还指出计划中的毛病。这表明了我要干什么事还有些办法。有些时候，我能向他们指出行动中差错会出在什么地方，从而阻止了他们——这毕竟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这境况就有点微妙了。我一方面不能启发和鼓励大家犯罪，另一方面我又能外出参与一些犯罪活动。我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局里面并没有划出严格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我可以自己视情而定。这需要有跳踢跳舞的技能。
在店铺里我帮忙卸货。他们能拦截任何种类的车辆，大到18轮的大卡车，小到普通的小车辆。他们拦截车辆，把车上货物装到小卡车或搬运车里，运到“藏匿地点”，可能是个空仓库或工厂，把样品送到艾萨格店铺，表明有这样的买卖可以洽谈。所卸货物打包送到那些可以脱手的买卖赃物的人那里。
他们在拦截车辆的时候，通常的办法是把开车的缚住。可是，他们拦截的大多数是廉价的赠品，开车的往往参与作案，以便分利。这伙人一探听到哪里有可图的车辆运货，他们就到哪里去。拦劫大多在市里行动。他们往往就在布鲁克林大街上拦劫，有时候在泽西市。
夜晚偷盗遍及城市各地，从长岛到新泽西、康涅狄克和佛罗里达。飞机场不时地有货物运出来。吉里利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内部某个货运人员，源源不断地弄到货物。
我卸运的赃物有：咖啡、糖、冷冻食品、威士忌、成袋成袋的可可、整卡车整卡车的毛衫、罩衫、夹克衫以及牛仔裤。他们什么都要。最好的东西是食品货物——虾、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在任何地方，比如旅店和超级市场那里推销。冷冻的虾子和龙虾最受欢迎。药房用品——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东西，比如剃须刀片、阿斯匹林及牙膏等——都是首先考虑的目标，因为许多商店需要，而且即使在规矩的市场上都标高售价。衣服也是好东西，特别是皮货及女用服装。酒一向是大买卖，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日子里。还有女用皮手套，滑雪手套，甚至还有曲棍球手套。
只要是能出售的商品不分彼此。比如像男子曲棍球手套，这样的东西你从哪儿可以弄到？他们也能沾得上手。能干到的货他们就干，反正偷盗曲棍球手套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像各地旅店和超级市场的经理们要懂得什么是热手货，因为出售任何东西价格比批发市场的都要低。但是，有些豪华的旅馆和超级市场说什么也要买进。如果你看到这里买卖的情况，你对讨价还价的商店和削价商店的看法就更有愤世疾俗的感觉。有时候，买卖流通还很有秩序。某天晚上，他们要偷太平洋和大西洋食品公司的仓库，几天以后，所偷的咖啡、金枪鱼罐头就在别的商店出售。
电视机和录像机是大宗货物。从铁路货车货栈处抢劫运货车箱决非寻常事。他们雇佣了一个铁路职工，他向他们提供装货凭单。并且告诉他们货物在哪一辆货车里。他们就拦截卸货。
他们袭击住宅的时候，一般只要珠宝、股票和债券，现金或枪支。
任何没有限制的东西，他们都盗。那时代风行一种机器脚踏车，即摩托自行车或摩托脚踏车。他们就在大街上偷这种车辆，白天放在商店里出租。
我保持一种低姿态的形象，我自己感到这么做很舒畅。如果没有必要，我并不主动提出参与。不该知道的事我不问，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报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干的有些事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议论。我要耐心，顺从事态的变化。
桂多是吉里的得力帮手，是个莽撞分子。在这一伙人当中要数他最莽撞。他有点与众不同。他是意大利人，金发碧眼，蓄着胡须。因为他像我一样，不是入盟党徒，能够留着小胡子。他身高约6英尺1，体重200磅，年龄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纹，戴一副色镜。他对我说，他因为犯有各种各样的罪，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进进出出。他是个杀手，但从来没有被判过有杀人罪。在吉里的管属下，他的几个伙伴在搞步话机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里对我说过，他认为桂多太莽撞，干过许多险事。但是他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参与了抢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辈子。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不想他吧——他非干掉你不可。大家对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里那一伙人刚刚动身外出，当时我和桂多驾我的车行驶。
他问：“喂，多恩，什么声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碍事的，”我说。
“不错，是刺耳的声音，”他说着就挺起了身，昂着头。“来自挡泥板。”
我们回到了吉里的店铺，我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的镶边石路上。
他说：“我要把挡泥板取下来，找找有刺耳声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别费时间了。对我不碍事的。”
“我觉得碍事。一会儿工夫就行。”
桂多的车里有个工具箱，里面总是放着盗窃用的一套工具。他取来了工具，爬到挡泥板下面，开始往下取。
我说：“你找这么个麻烦干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
不到5分钟他就把整个挡泥板取了下来，在板后面仔细检查。“行了，”他说着又把板钉回原位。
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它取下来？”
“说实话吧，你新来乍到这儿，我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车上是不是装着电话什么的。没问题。”
“他妈的，”我说。“你以为什么混蛋警察，车里安着录音机？你为什么不当面问我一声？”
“别见怪，多恩。我们得谨慎一点，没什么。这一带我们要干的买卖多着呢。我们对你还不熟悉啊。这事儿完了，你别挂在心上。”
实际上，我对有人注意我、摸摸我的底，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能查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既然我要干多年的隐蔽工作，我总归要藏发报机或录音机，我要藏在装有录音机的其他特工车上，而决不会装在我自己的车上。
我要干什么不会那么完全安全。一有机会，我自己就窥探四周的情况。如果他们到了前门，或者外出，我一个人待在后室有那么几分钟，我总要看一看桌子的抽屉。抽屉里总是有枪，有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还有其他的偷窃行装，比如假发及滑雪面具。如果有人进来，我这样窥探举动会有致命的危险。可是我的工作毕竟就是要探知有什么情况，而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
如果我真像自己所说的那种人，那我就不能仅仅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的谋划，我得要有自己的事去干。
1977年初，我和维尼那个买卖赃物的歹徒做了几笔小买卖。维尼是个任务不重的歹徒，是属于那种家庭型的一类。他来自斯塔藤岛，白天在吉里的店铺里转转，晚上就回自己的家。外面抢劫的事他实际上并不参加。他不是重要分子，只是为别人转卖赃物。
我想作出这种姿态：好像我是往这儿或那儿运点东西，挣几个钱。通过这条途径牵到大一点的党徒。维尼开始以香料和我做买卖。
我们安排了一次约前会，地点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的拐角处，我寓所的楼下门外。中午前后，他驾了出租的白色福特牌运输车开了过来，车里装的是一箱一箱的兰纹牌香料。他说：“我每个星期直接从生产厂家提这货，我雇了几个兄弟在那儿工作。”
香料并不是真要干的买卖，但是这离珠宝买卖已经不远了。党徒盗贼并不是对凡有利可图的地方都事事伸手。你是想做一名好顾客，但是不能好到吃亏上当的程度。我买了一纸板箱的香料，都是法国名牌，价值220美元。
对于香料的处理，如同我在工作期间所购其他货物一样，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几天以后，我在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乡的9号公路上的伍德布里奇拍卖行里碰到了他。拍卖行就像个跳蚤市场，吸引了许多人。维尼在那儿设了一个货摊。党徒们盗来的赃物，没有卖掉的就拿到这儿来卖。这儿是公共场所，家家户户的人在这儿转，维尼就以这个货摊出售拦截和偷盗的货物。我常常在这里溜达，看看他新到的是些什么，或者我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想拿到拍卖行里拍卖。他这个货摊脱手了许多赃物。
我甚至还带着妻子到他那里去过一次。那时候我还能花点时间带她来，估计还不至于有多大危险。她感到莫大的愉快。只出了一回小差错。有一次，我们正站在维尼前面，他称呼我“多恩”，而她称我“乔”。不过，他似乎没有听见。反正她就作为我认识的女人也无妨，我和她在一起用任何名字也无所谓。
维尼有一些依而格玛牌香料卖给我，每箱250美元，一箱有15盒。他说：“这东西零售每盒40美元。”我买了一箱。
我告诉他说，我有五六十只手表，还有大量的天蓝色优质珠宝。我带了两只手表样品给他看看——是日本制造、带有数字显示的金手表，当时还相当兴时，红表面，每只大概要值80美元。他买了那两只，每只20美元。他说：“我拿给布鲁克林的吉里看一看，看他还想要多少。”
我所出售的“赃物”，大多是往日一些盗贼的掠夺品，为联邦调查局所没收。这些东西无法查到失主。手表和珠宝不是来自调查局。我为了要尽快做这笔交易，便从卡纳尔街道上一家批发部里购买的。这样的事我干过好几次。这么做的意图是：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谁也不知道东西要流通到什么地方。正如我干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样。这样做可能会受到内部批评，但是我不能不作出决定，保证自己安全和行动的步伐。我干的任何事都不是捷径，因为那样会有损工作。
维尼说，他和伙伴正要做一笔“褪色增辉”牌牛仔裤的买卖。有个买主已同意以125，000美元成交。他说：“货共有125，000条，一条裤子只卖1美元。”
3个星期以后，他打电话对我说，他还想要15只手表，我以总共300美元的价卖给了他。我还卖了一些蓝色珠宝。卖给他的项链和手镯共有150美元。
我问：“牛仔裤脱手了吗？”
“销了一部分。买主取走了，还做了其他几笔买卖。因此，只销了一部分，你知道就那么回事。”
这几笔小买卖使得吉里店铺的一伙人以及他们所交往的人都接受了我。吉里自己也开始和我谈买卖，第一件是一件白色貂皮大衣。大衣的一部分是头天晚上夜贼盗窃的。吉里对我说：“要值11，000美元，如果你要只需给2，500美元。”
我没有接收，我对他说我干不了。
买任何贵重东西，如果不清楚来历，最终就找不到失主，这种买卖毫无意义。如果你不能找到物主，你在法庭上什么也证明不了。吉里并没有告诉我大衣来自何处，而这样的东西你又不便问人家从哪儿弄到手的。除非他有很多，比方说吧，有七八件，那你倒不妨说：“啊呀，你哪儿弄了这一大笔买卖？”
在这点上，如果我要干的唯一理由就是建立自己的信任感，如同我于香料的买卖一样。但是，我没有必要拿2，500美元换取那种信任。
店铺的一伙人每天不是拖一批货进来，就是在谈论货物的行情。买卖并不总能够讨价还价。尽管有意向中的买主，如果他嫌价格太高，这并不意味着卖主会降价。货物价格高，可能说明卖主还要给别人分利。无论你从谁那里买，卖主的要价总要在原来的价格上高一点。因此，他们实际上不会降价。任何交易都不是死的，总是不停地买卖流通。
盗贼汤米是个肥头大耳的恶棍，大概50几岁。他带来一箱子成的碎杏仁，这东西是制冰淇淋的材料。他对吉里说，他的地窖里还有58箱，是从长岛市的布里尔冰淇淋厂偷来的。他有一份其他货物的清单，说这些东西他能弄到，可可、干奶等等，都是布里尔冰淇淋厂的。“我们和厂里的一个伙计建立了联系，他是焙烧工，”汤米说，“我们还有一个治安卫兵，下星期我们进厂时，他在值班。这笔货物要值10万美元。”
吉里决定采取行动。他租了3辆22英尺长的卡车去运货，存在车库里，等周末以后移交给买主。他们把一卡车可可运到了俱乐部，车子就停在大街上，我帮着卸货。在那个里弄里，艾萨格店铺买卖业务谁去说三道四？两天以后，这批货卖给了杨克斯市的一个买主。
一天晚上，桂多带了一班人马去偷一家仓库，要抢劫4，300套男式服装。他们已物色好了一个伙计在外面放风。进了仓库以后，有人拉了无声警报。主人赶到了仓库。担任放风的伙计吓得跑走了，但却没有通知里面的盗贼。那一伙人听到了主人赶到仓库就设法逃跑了。
第二天，桂多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吉里，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罚那个放风的伙计。惩罚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这要看头头是谁，他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如果吉里真的感到气愤，他们可能对那个伙计以严厉的惩罚。
吉里决定下一个晚上再去一趟。对于放风的伙计他只是说：“这次进去我不想叫那个狗杂种跟你们一道。以后别再叫他了。”
他们再次进了仓库。他们没有偷到全部4，000套，大约偷到了一半。
我一直密切注意寻找突破口，找到大主顾，即吉里一伙的大买主。可是，每当我提出：我也可以联系几笔买卖，他们就这么说：“把货交给我们吧，我们给你脱手，别担心。”如果我对他们说，我即将有一大笔货，他们就会说：“嘿，你弄到了许多货啊，我们帮你脱手。”他们不打算放出大主顾。
我要想和大主顾打上交道，一时还找不到可使他们接受的理由，除非我能弄到大批赃货出售。
我不把自己的时间全部耗在布鲁克林，还时时注意到其他的目标。我和科隆坡家族成员逛曼哈顿夜总会的时候，碰到了托尼·墨拉。那是在一个叫伊格尔的迪斯科舞厅里有人把我向他作了介绍。这家舞厅后来改为西西里舞厅，位于五十四街道上。
我知道托尼·墨拉是什么人。他是布拿诺罪恶家族的成员。他因为走私麻醉品或其他犯罪活动坐了大约18年的牢房，出狱才一年或一年多一点。我知道，凡能搞钱的任何违法事他都参与；赌博、毒品、诈骗以及“经营合股”的那种保嫖。我知道，他与职业刺客有暗杀协议，已经干过可能有25次。他卑鄙凶狠，联系广泛，认识这样的人对我有利。
我和布鲁克林的一伙人继续混在一起，同时也和墨拉结伴。通过墨拉我认识了一个有用的盗贼。我需要更多一些有说服力的赃物拿给吉里一伙人。这个盗贼有很多工业钻石。我决定用这些钻石来作一次试探。我问盗贼能不能拿几颗托卖样品，看看我能否“中转”，就是为卖方和买方当个中间人。他表示同意，给了我10颗。
出售这样的盗物不会得到联邦调查局的批准。我也不想为此而同任何人去争辩。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值得一试。
我所获得的钻石在市面上要值大约75，000美元。我并不真的想卖给吉里一伙，只想向他们表明我有多大能耐。我认为价格要比市面上高一些，从而减少买方的兴趣，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因为那会使人感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以为我不懂得买卖。
我把一袋钻石带到了店铺里，拿出来给吉里及其一伙人看一看。
“我在机场那边搞到了一批货，”我说，“那里面有我一个兄弟。我要给他分利。在卡纳尔街道上我已经有了买主。但是，如果你们能出手，我还是给你们。这笔交易我总共只要10万美元，我得7万5，我那位兄弟得2万5。”
吉里说：“10万，太高了一点。”
这个要价迫使他们在转手再卖时要价达15万到20万美元。
“咳，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说。“我那位内部兄弟促成了事，他要2万5，卡纳尔街道上的伙计愿意给我10万。我还是想给你们转手，因为我和你们兄弟是自家人。我要7万5。如果你们卖的钱超过10万，多余的全归你们。”
吉里说让他等两天和一个在城外的伙计商量一下。我表示同意了。他商量以后对我说：“他愿意转手，价格是7万5。”
“吉里，这我就不能干了。那我只能得到5万，划不来。我还是给卡纳尔街上的那个买主吧。”
“那好吧。”他说。
吉里心里清楚，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干出名堂，弄到了钻石。而且买卖达20万美元，没有警察过问，这就向他们显示了我谈话的分量。如果吉里和那人商量以后提出比方说125，000美元，那我就不能不答应，我应该守信用，把钻石交给他们转卖。我捞到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提高了我的威信，使我平地而起。
我第一次遇到吉里，他还不是入盟党徒，他一伙人中都不是。他对我说过，他在布鲁克林长大，一辈子都在偷窃。做梦都想成为入盟党徒，成为科隆坡家族真正的一个成员。
5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俱乐部，只见吉里衣冠楚楚：细条子西服，黑领带，全身穿戴整齐。如果外出溜达，他一般不是这样服饰。他好像有点激动，走路趾高气扬。但样子也有点紧张。
我进去时他正要往外走。“吉里，”我招呼着，“你这一身时装要到哪儿去？”
“是要去个地方，”他说，“我待会儿告诉你，等我回来再说吧。”
他走了以后，我问维尼：“那家伙要干什么？”
维尼说：“今天他要授徽章，要入盟。”
我们整天都在等吉里。他回来时简直欣喜若狂，高做得像只孔雀。他说：“能够入盟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事。我从孩子那时候起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或许你们有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最高的荣誉啊！”
“嘿，恭喜你呀！”我说，“谁给你授勋？”
“查利·摩斯。”
查利·摩斯就要成为他的副官。“查利·摩斯·巴拿瑞拉”对执法部门来说家喻户晓。他是卑鄙的家伙，是歹徒内部维护黑纪律的执法杀手，是个高层次的副官。吉里现在要成为查利·摩斯人马当中的一员，他高傲得不能再高傲了。
当天晚上，大家一起举行宴会为他庆祝。不过，现在个个对他更加尊敬，因为他已入了盟。
能够成为入盟党徒，对于一个意大利小痞子来说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极大满足。一个入盟党徒受到保护、受到尊重。你得是个意大利人，要有所有头头和副官提名、表决一致通过，还要进行秘密仪式，你才可以成为黑手党家族的成贝。然后你才可以入盟，成为坚定的老练的党徒。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黑手党任何别的家族，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都不得侵犯入盟党徒的范围，任何人都不能触犯他。黑手党里一个家族保护其成员及其事业。你对黑手党家族要有至诚的忠心，你处的地位高于外界的“市民”，你就像皇室的成员。在像吉里这样的里弄团体里，谁也不能像入盟党徒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一个入盟党徒也许不为人所喜欢，甚至可能遭到痛恨，但是他永远受到尊敬。在黑手党家族的支持下，他有充分的权威和充分的权力。
有个星期五，吉里兴高采烈，因为他要为周末搞一项大的行动。他在卡车队里有个伙计，此人要给他3辆卡车的钥匙。车上装的是毛货及皮甲克。同样还是这个伙计，要使车上的巴布警报系统失效。
到了星期一早上，吉里对大伙儿大发雷霆。头天星期天晚上，他们到了卡车车场，已经打开了两辆车的车门。正当开第三辆车门的时候，突然警报拉响了。大伙儿慌慌张张逃出了现场，一无所获。
这么一次大的行动，眼看货物就要到手，就因为有人出了差错而失去了机会，这使大伙儿气急败坏，像疯了似的。也使他们感到很扫兴。对这些货物下手，吉里事先得征求同意。像这么大的一个行动，而你又是级别比较低的入盟党徒，是个普通兵丁，你得要获得上面的允许，确保不至于落入他人的圈套，还要让上面头头注意到：要收到一些钱。
为了获得许可，吉里找到了副官查利·摩斯。
你无论干什么，总得要让首领知道。因此，你去对他报告，说你要干一笔大交易。如果你不事先报告而让他知道了，或者你行动以后再向他报告，首领可能会有想法：他们实际所得比他们口头上说的要多，因此他们没有当面向我报告。
由于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因此彼此之间都在耍点子，勾心斗角。你去副官那儿告诉他，你要搞一批价值10万美元的货物。通常你要和副官对半分成。因此，你一旦弄到手，你就得给他50％。副官又要向上交一点，比方交10％给老板。
副官像任何人一样，贪得无厌。每个副官都给自己一帮人订下规矩。规矩他想怎么订就怎么订。一个副官或许可以说：“我要60％，不是50％。”因为他想留50％，另外10％交给他上面的老板。他不是从自己的分成里面上交10％，而是从你那里取。有的副官还要求：他的成员每个人在每周都要向他们交一定数量的钱，比如交200美元，这就像交租金一样。这样就保证他们有钱花，另外再加上打劫所得的百分比提成。
这种勾心斗角的把戏谁都会，目的是自己得的钱尽可能多，给别人的钱尽可能少，不管规矩是怎么订，他们总是要搞欺骗手段。他们心里有数：大伙儿出去抢劫，谁肯把自己抢到的一半送给一个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人？
因此，在钱的问题上，谁也不肯对谁讲真话。如果你做了一笔100，000美元的买卖，你对副官报告时可能说80，000美元，这完全正常。大家也都是这么办理。所以谁对谁都谈不上完全信任。
后来，我的地位有了提高，成了一个联络党徒，我每次也要把我抢劫弄到的钱分给管辖我的兵丁，兵丁转而交一部分给他的副官，兵丁这么做可以向副官表明两件事：兵丁在外面挣钱；他一片忠心，把钱交公了。副官也照此办理。他把一部分钱送给大老板和二老板，保持他们对他的好感。
简单说来就是这样：你在那些党徒里干事，每抢劫一次，你就要懂得：你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一点给别人，把你得的钱丢掉一部分。任何人都耍点小计谋留下一部分钱。只有这么做你才不会遭到暗算。
问题是，这一整套计谋具有危险性。如果一旦你被查出来，你很可能遭到殴打——被杀害。图谋从同伙、副官和老板那里在钱上打埋伏，这是一种严重违纪，因为这是以极其贪婪的原则为基础的一伙买卖。如果你被抓住，就会问你：你瞒报了多少？你对谁瞒报的？有些副官和老板，就因为你扣住5，000美元而把你痛打一顿。你一定要记住，对于这一伙人，不论钱多钱少都事关重大。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瞒报，或者有必要让其他人得到教训，或者你的副官或老板纯粹要敲敲你，哪怕你就扣留了200美元也可能挨痛打。
因此，对自己家族里瞒报钱数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打也屡见不鲜。对吉里这一伙人殴打一顿，完全是无所谓的事。他们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只不过是下属而已。
眼下，吉里及其同伙要对毛货及皮甲克抢劫的行动，吉里事先已经得到查利·摩斯的允许。接着，吉里又要去他那里报告，说抢劫没有成功。谁也不想处在这样的局面向自己的副官报告这样的消息，这是因为：第一，查利·摩斯一心指望能得到一笔钱，结果落了空，他会沮丧；第二，查利·摩斯显然看出来，像吉里手下这一帮人都是不中用的混蛋。
在星期一这个特别的早上，吉里一肚子的不高兴，其原因也正是在此。
查利·摩斯敲诈手下一伙人。吉里这一伙人对此常常抱怨。他们对查利·摩斯表示不满。牢骚满腹。他们抱怨说：他不发话，他们什么事也不能干；每次捞到的钱，他拿的太多。大家一致认为；以后每次给他的钱要减少。
有一天，桂多在店铺里对我说；“那个狗娘养的东西干的什么好事，不管什么时候，谁要是捞到点儿，谁就得把钱交给他，然后由他来分配。既然他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信任他。去他妈的蛋。我们弄到10万，就对他说是75，000。扣掉一些不报，那个混蛋怎么知道啊？”
吉里说：“你们最好别跟那小子胡说。你这么胡说是想送我们大家的命。”
查利可能有某种方式了解到瞒报的数字，那就是可能有告密者，叛徒。不过这样的可能性很小。这一伙人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一次当叛徒，永远是叛徒。因此，如果有叛徒向查利·摩斯告密，即使对副官有利，查利也会在心里琢磨：“他告密的这些人是他自己的一伙人，他们天天在一起，都是自己人。如果他能告密他们，我怎么知道：如果他有一天被捕坐牢，他不会向警察告密？”
因此，一个告密者遇到的危险，比他要告的人所处的危险毫不逊色。党徒对告密者深恶痛绝。
我虽然接触不到大一点的头目，但是我搜集到许多情报。每隔几天，或者有重要情况报告，我就把消息传给我的联络特工。有时候，他们干了一桩特大的抢劫，我们也曾试图从外面对他们采取突然搜查。我和联络特工对此作了详细讨论。但是，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在这一带的科隆坡家族的一伙人中，我是其中新的成员，如果有什么搜查行动，大家的指头会指向我，我会成为一个告密的家伙。我的工作就会半途而废。正如其他事情一样，我已经干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我被指责为叛徒的搜查行动。因此，我汇报的情报有许多暂时只记录在档，留待以后处理。有些案子还要等好几年，因为我还继续在他们当中于事。等到以后，调查局对一些案件作审查，或者交给地方警察部门处理。
吉里一伙人中，有两个从监狱释放出来，一个是弗兰克，另一个是帕特希。他们自然要回来，回到原来和他们在一起的一伙人当中。他们是什么都偷的盗贼，顽强而又倔犟，常常自以为是。他们看到我在场，立刻就流露出不太高兴的样子，因为我是个新面孔，而且是在他们坐牢的时候加进了这一伙的。
弗兰克大约身高5英尺10英寸，瘦条条的，很漂亮，年龄约三十八九。如果你要给影片物色一个角色，挑他扮一名古典的足智多谋的小偷，那是天衣无缝的人选。帕特希可能比他年轻10岁，高出3英寸，体重要重10磅。
在大白天对住宅行窃，他们是能手。他们能得到消息，某幢房子里有现金，或珠宝，或枪支。他们使用伎俩，装作密探，混进屋里。把屋里的人不管是谁先缚铐住，然后进行搜索。他们可以出示密探徽章，作案时总有伙计待在外面门口的车里。
他们认为，长岛市的希克斯威尔那里有几处住宅大有可偷的东西。他们到了那里，装作早上在健身慢跑，对那地方作一番窥视。他们把车停在稍远一点的路上，身着运动服在住宅一带慢跑。
这天早上，他们要袭击一幢住宅。他们开车过来，发现住宅前的车道上停了许多车辆，就住了手。
他们慢慢跑向了第二幢住宅，进行窥探。在他们回到车子旁边时，看到一个女人在记他们车子的牌照号码。他们再次住了手。
我和吉里、弗兰克从吉里的车子里下来，要在希克斯威尔那里窥视下手的地方。他们得到了消息：房子的主人可能是干洗商公司里某个零售店的头头，他住宅的床铺下有个保险柜，里面有大量的现金。由于我们是生人，里弄里对我们起了疑心，显然注意到了我们的车子，因此有人叫了警察。警察来了叫住了我们，和我们谈话，问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要看看可能要购买的花园住宅。警车座位上有个黑色手提皮箱，里面有分别为0.38和0.32的左轮手枪，一些零星子弹，几副手铐。对我们的解释，警察感到很满意，但是我们也无从下手了。
目前这个时候，我不怎么费力就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制订抢劫计划，但是我仍然没法回避参与这些活动。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拖住他们，尽量不让他们干抢劫一类的事，尤其是屋子里可能有人，或者可能伤人的犯罪活动。我只要有可能就设法阻止。但另一方面，我同时还要搜集他们的犯罪活动，这也是我的工作。
他们在新泽西的山庄物色到一处下手的地方，要我去那儿跑一趟，检查那里的警报系统，看看能否克服那一关。因为我是偷珠宝的夜盗，对警报系统应该熟悉。
我去了那幢房子。房子四周有高大的篱笆环绕，看样子很容易袭击。我当然没有检查警报系统，也没有靠近房子的任何地方。
我回来时，对吉里一伙人说，那幢房子的警报系统像是很复杂，我不知道怎么穿过去，可能还有我看不到的第二道防卫系统；还有，一旦警报拉响了，我看那地方似乎没有一个适当的逃跑路线。我建议他们别到那儿抢劫。
帕特希却非常想动手。因为我在设法阻止这次行动，他对我十分恼火。
“为那幢房子冒险不值得，”我说。
他说：“你别这么糊弄我们，妈的胆小鬼。”
“算你说得对，我胆小，”我说。“可是我不能查清警报系统怎么办？像个下流坯子吸毒鬼，砸窗子冲进去？你们干你们的好了，别把我算在里面。”
别的伙计说，他们也不想干。
他们提出的下一个住宅为袭击目标，没有告诉我——在泽西市某个地方，是个贵妇人的家。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俱乐部，帕特希大摇大摆地向大家炫耀他引以自豪的一颗大钻石。个个都齐声称赞，因为那颗钻石会卖出许多钱。帕特希说钻石有3克拉重。
他走到我的面前。我拿着钻石仔细看了看。我说：“这没有什么激动的，因为这是颗假钻石。”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帕特希大叫，手里紧紧抓住那颗钻石。
“是颗锻锆石，我说的。”
帕特希猛然低下了头，好像我一棍子扫到了他的鼻子一样。他说：“你满口胡言，那女人的屋里不会有假钻石。我们得到了消息，那女人的珠宝没有假的。这颗钻石3克拉重！”
我说：“是假的，拿回家给孩子玩吧。”
“你倒这么机灵，像是什么都懂。”
“哎，帕特希，”我说，“你刚刚从牢房里出来嘛。我从来没蹲过牢房，肯定比你机灵一点罗。朋友，你要是把这东西送到你提到的那个珠宝商那里，真要使自己弄得很难堪。”
“我正打算那么干的，”他说着就带着那颗石头咚咚地踏出了门。
我这么做当然可能错了，起码我的信任感受到了损害。但是我上过珠宝学的课程，想表明一下我对珠宝方面还有点内行。那颗钻石太大，这么大的钻石谁也不会摆在家里躺着。色泽也有点退化，我对此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半个小时以后，帕特希回来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也不愿看我。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一辈子都在偷珠宝，难道我对钻石的真假还能不知道？你应该去抢劫咖啡，搞点糖，因为那些东西你熟悉。”
“搞得我有点不自在，”他咕哝着。
“得了，我是在帮你的忙啊。假如你不了解，拿着去找那个买主，他对你说这是假的，下次你再拿着钻石去找他，他会怎么看待你呢？”
他说：“你也会有糊涂的时候，到那时你也会，妈的，感到难堪。”
几天以后我进去时，看他们正在商量要偷布鲁克林附近的一家服装厂。这一次行动计划中有我，还有另外6个伙计，其中包括弗兰克和帕特希。
那个厂不大，生产便衣、牛仔裤及工装。他们已经商量了好几天，我还不知道。现在他们商量结束了。
我坐在桌旁，问道：“怎么动手？”
这是个高超而不美妙的计划。估计那厂里有20到25个工作人员，大多是妇女，而且大多是意大利人。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大约4点半的时候，销售员大都走了，只剩下厂里的一些雇员。他们要乘40英尺长的带拖车的卡车到装货仓。这一伙人要进去，宣称抢劫，把大家都铐起来，往车上装货。
我要设法阻止这次行动。第一，带上这么多手铐及类似的东西，可能要伤人；第二，正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我就没有办法着手干活，万一大难临头，行动受到搜查——十之八九有可能——我可不想让人指着鼻子骂我是密探。
“对，安排得有道理。可是，从装货到离厂要花多少时间？”我问。
有人回答说：两个小时。
“请你们等一等，”我说。“下班时间是5点。如果厂里工作女工的丈夫或男朋友开车来接她们，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妻子手铐着关在厂里，你们在装货，那些丈夫们能坐在车里等几个小时不到厂里来问一问吗？如果一个丈夫5点1刻回家，到了5点半妻子还没有回家、晚餐还没有着落，丈夫头脑里首先会想到什么？想到她和某个男人鬼混去了。那末丈夫他首先会干什么？他会到厂里来找他的妻子。这些人一齐涌到了厂里。工厂到时候像个动物园。你们在装货时，周围涌来了100多人，你们怎么办？继续装车、封住大门、把每个人手铐起来？我认为，抢劫那家工厂的主意很愚蠢。”
帕特希火了。他说：“我们每一次想捞一笔，你就要说三道四，起破坏作用。我们都想到，这个主意，妈的，顶呱呱的好主意。”
我说：“想这么个好主意，你还要回去坐大牢。不过，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想参与。我只是救你们脱离这种危险。可是我不是老板。”
吉里说：“我看这不好。那个厂离这儿只有半英里，离我们太近。这个主意不好。”
吉里是老板，因此计划就告吹了。不过，房间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
中国 择日 起名 培训中心
艾萨格店铺位于前室，那帮盗贼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充当售货员。后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几张打牌的桌子。那伙盗贼白天就在这儿厮混。正是在这个地方我被介绍认识了几个家伙。他们的年龄大约从二十八九岁到四十岁出头。他们围坐在桌旁玩金罗美①，吹牛。他们的名字有：桂多、维多、汤米小偷、维尼等等，这些都是浑名。
① 金罗美（又译作金兰姆）是兰姆类牌戏的一种。1909年传入纽约，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两人玩时，每人发10张牌，牌面朝下。发剩下的牌面朝下作底牌，最上面一张底牌由过来摆到底牌旁边作为第一张换牌。非发牌人可以先拿这种换牌，也可以不拿，若不拿，发牌人也可以不拿。若两人都不要，非发牌人则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张牌、其后，两人依次拿换牌或者抓走底牌最上面一张牌，然后打出一张牌，面朝上摆在换牌堆上。目的是做成牌组，即至少3张的同花色顺牌或者同点组牌。
我和吉里的一伙人开始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熟悉的人“了解”了我，还因为我是他们熟悉的人介绍给了他们，因此对我还相当公开。
在党徒的一伙中，他们虽然比较低下，但他们总是忙得不停，总是有钱花，总有买卖做。他们总会有赃物，赃物总是在进进出出。个个都穿得很好。他们所穿的90％是赃物，都是最新款式，有运动衫、宽松裤、毛衣以及皮夹克等等。如果他们穿牛仔裤，那总是设计师订做的。
你提到什么，他们就能偷到什么。吉里一伙人可以袭击仓库、码头、车辆和住宅。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偷。他们始终这么在想。没有哪一天他们不时时在想着谈着他们要去偷，去抢，对象是谁，偷什么，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有要追捕的东西，或者从别人的货物里捞点什么，反正总有东西掠夺。
早晨起来，他们并不想到去上班，去按考勤钟。他们不想着和妻子或女朋友在一起欢度时光。他们是一伙群氓。你起了床，就要同这伙人一道上俱乐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成天混在一起。
一整个白天，你都在计算这天晚上要出去干什么，在外面能碰到什么财气。白天基本上是这样度过的：早上10点半或11点去俱乐部，然后坐下来整天议论过去或将来的欺诈、抢劫的行动。如果有人提出偷盗或拦劫的主意，大家就轮番议论，看看这个办法是否值得。要么另一个人提出了一堆财物，正期待着把珠宝、皮货以及这一类的东西脱手。大家就议论“对折”的可能性——把得到的赃物再卖出去。
他们成天谋划着，就坐在艾萨格店铺的后室里，玩金罗美，抽烟，抽雪茄。我不抽烟。他们从不开窗户。尽管室内有通风设备，房间里空气仍然混浊。房间可能有两处在玩牌，这要视室内人员多少而定。我是连牌也不玩的。你要是玩金罗美——从来不玩别的——一点输赢为10个美分。就是坐那里玩牌，口里还在议论赚钱，议论这天要抢劫什么。有时也可能到另一家俱乐部，在那里玩金罗美，要么商谈抢劫计划。你也可能同某人谈论你想干的事或者设法干一回。如果他们想好了下手的地方，那么就有几个人在白天出门去那儿把地形窥看一番。
如果不是在谋划、做发财梦的时候，他们就聊作战的场面，回忆他们在各个牢房和监狱的时光。那是他们干此买卖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了解不同的牢房、监狱分区以及看守的情况。我已经有足够的虚假背景材料，上面记载着我严重刑事犯的罪证，以此表明我如去坐牢一定会是一条硬汉，没有一点畏惧。但是我从来没有表明过我蹲过牢房，因为我不了解监狱的情况。如果说出那样的话很容易被挑出毛病。如果你蹲了3到5年的牢，你才了解看守——哪个看守是什么等级，了解同狱犯人，哪个犯人待了15到20年，哪个犯人现在还没有出狱。这伙匪徒熟悉隐语和俚语。人人都对那种关系、那种时光记忆犹新。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必要说你于过什么事，你就不要说。这伙人在谈论他们狱中的情况时，我就像个普通市民一样只在一边听着。
吃午饭时，有人会出门弄点中国食品和“英雄”三明治。到了4点半或5点左右，他们就分散，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或干别的什么事。晚饭后他们返回到大街上开始抢劫活动，或者逛夜总会，或者于他们要干的事。
每逢星期二，我们就到萨利俱乐部吃午饭。萨利是个老资格的党徒，是科隆坡家族的一个头目。他在十七大道上有个交谊俱乐部，离吉里的商店不远。我们有时候聚集到他那里，和吉里那里两处分度时光。但是，每个星期二下午，萨利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一伙共有8人，连同他自己的，加起来大概有18到20人。他有个井井有条的厨房，烧肉丸子，还有意大利通心面条、香肠、辣椒等应有尽有。因为有这样的午餐，我们要设置一张长的折叠桌。整个下午，我们就坐在桌旁吃午餐，喝的是萨利自己家中制的红酒，大家一起吹牛皮。
我白天大部分时间就这么跟着他们转。我要在10点和11点之间赶到俱乐部，整天都和这帮家伙混。到了下午快完、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就回到寓所，可能小睡个把小时，然后起来淋浴。大约9点钟时候，我就出门赶到我们碰头的地方。有时候我回到布鲁克林，有时候在曼哈顿一带溜达；有时候和他们一道，有时候一个人到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人通过那一伙而认识了我。
尽管我们在各个夜总会溜达的时候，大家谈的仍然总是抢劫诈骗的事，或是正在干的、或是即将要干的。他们靠的是脑袋瓜子为生，因此，他们的脑袋比普通人要用得更多。他们脑袋一刻也不停地在转动。一个人无论怎么有钱，总还嫌不够用，要么是盛宴，要么是饥荒。他们的计谋有一半是落了空的，一无所获。尤其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受控，这样要么要破他们的财，要么就坐大牢。可是这并不会使他们的头脑清醒。无论是对于他们的失败，或是提出的那些浮躁的行动计划，他们都没有舒畅的时候。他们照干他们的。
一个不显眼的党徒名叫维尼，也在吉里商店里混。他身体过胖，心脏不好。他吃了几片药——可能是硝化甘油。有一天下午，大家都在玩牌。这一局很难分胜负，好几个人在赌。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聊着夜晚偷一户住宅的前景。那户人家在新泽西的巴的纳。
突然间，维尼跌到了地下，呼吸很困难，手紧紧地抓住胸口。
“喂，大伙儿看，”我说，“维尼出问题了。”
没有一个人动一动，他们继续玩牌。维尼在喘气，在抓胸口。他们还是玩他们的。
“他心脏病发作了！”我一面叫一面往他那儿走。“我们得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快！谁来帮帮我一道送他去医院！”
“噢，他老犯那毛病，”一个家伙说，“他常发作，没什么，吃几片药就会好的。”
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这样的场合我想顺着那一伙人。但是，我仍然有自己的道德观。
我不能眼看着他死。我设法扶他起来，扶他出门上我的车。我驾车去了急诊室。几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了。他说：“我的药用完了。”
我们返回到吉里店铺。他们还在玩牌。有人说：“不错吧，我们对你说了，他会好的。”
天天这么跟那伙人混起来倒也容易。大部分时间显得很无聊。他们虽然在学术上一窍不通，但是在城市环境中他们有巧妙的生存能力。就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总有某种潜在的东西，可能会使我出差错。我一方面时时在头脑记住所发生的有关情况好向联络特工汇报，同时我还得保持警惕，以免跌入陷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毕竟是杀手。
联邦调查局不想让我参加实际的拦截和夜盗活动，因为那一伙人出门都是荷枪实弹，遭到伤害的可能性极大。在开创性的工作中，高高在上的官僚们思想非常保守。有人还提到：如果我与带枪的家伙一道去犯罪，我自己就容易受到指控。
他们一伙常常要我和他们一道出去作案。我总要找些办法抵挡过去。我对他们说：“嗨，带枪去干那些东西，对我来说真是太胡闹了。待后来我去帮你们卸货吧。”他们的人手足够，添上我无足轻重。我似乎并不是什么关键人物。再说，我不去，得利也少，他们是根据卖脏所得的收入进行分利的。
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是，如果我事先争着要和他们一道去，得到了所猎对象的各样情况，然后又提出不干，这就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和他们一道我总是冲锋陷阵。我保持一定的分寸，而且我参与的也决不是什么多大的交易。
可是一旦他们要用上我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讨论制订行动计划。他们要出去窥探作案地点，我得跟他们一道。我渐渐地开始施展自己的影响。他们常常来找我，就某个行动征求我的意见。我和他们一起对行动计划反复讨论，还指出计划中的毛病。这表明了我要干什么事还有些办法。有些时候，我能向他们指出行动中差错会出在什么地方，从而阻止了他们——这毕竟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这境况就有点微妙了。我一方面不能启发和鼓励大家犯罪，另一方面我又能外出参与一些犯罪活动。我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局里面并没有划出严格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我可以自己视情而定。这需要有跳踢跳舞的技能。
在店铺里我帮忙卸货。他们能拦截任何种类的车辆，大到18轮的大卡车，小到普通的小车辆。他们拦截车辆，把车上货物装到小卡车或搬运车里，运到“藏匿地点”，可能是个空仓库或工厂，把样品送到艾萨格店铺，表明有这样的买卖可以洽谈。所卸货物打包送到那些可以脱手的买卖赃物的人那里。
他们在拦截车辆的时候，通常的办法是把开车的缚住。可是，他们拦截的大多数是廉价的赠品，开车的往往参与作案，以便分利。这伙人一探听到哪里有可图的车辆运货，他们就到哪里去。拦劫大多在市里行动。他们往往就在布鲁克林大街上拦劫，有时候在泽西市。
夜晚偷盗遍及城市各地，从长岛到新泽西、康涅狄克和佛罗里达。飞机场不时地有货物运出来。吉里利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内部某个货运人员，源源不断地弄到货物。
我卸运的赃物有：咖啡、糖、冷冻食品、威士忌、成袋成袋的可可、整卡车整卡车的毛衫、罩衫、夹克衫以及牛仔裤。他们什么都要。最好的东西是食品货物——虾、咖啡、金枪鱼罐头等，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在任何地方，比如旅店和超级市场那里推销。冷冻的虾子和龙虾最受欢迎。药房用品——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东西，比如剃须刀片、阿斯匹林及牙膏等——都是首先考虑的目标，因为许多商店需要，而且即使在规矩的市场上都标高售价。衣服也是好东西，特别是皮货及女用服装。酒一向是大买卖，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日子里。还有女用皮手套，滑雪手套，甚至还有曲棍球手套。
只要是能出售的商品不分彼此。比如像男子曲棍球手套，这样的东西你从哪儿可以弄到？他们也能沾得上手。能干到的货他们就干，反正偷盗曲棍球手套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像各地旅店和超级市场的经理们要懂得什么是热手货，因为出售任何东西价格比批发市场的都要低。但是，有些豪华的旅馆和超级市场说什么也要买进。如果你看到这里买卖的情况，你对讨价还价的商店和削价商店的看法就更有愤世疾俗的感觉。有时候，买卖流通还很有秩序。某天晚上，他们要偷太平洋和大西洋食品公司的仓库，几天以后，所偷的咖啡、金枪鱼罐头就在别的商店出售。
电视机和录像机是大宗货物。从铁路货车货栈处抢劫运货车箱决非寻常事。他们雇佣了一个铁路职工，他向他们提供装货凭单。并且告诉他们货物在哪一辆货车里。他们就拦截卸货。
他们袭击住宅的时候，一般只要珠宝、股票和债券，现金或枪支。
任何没有限制的东西，他们都盗。那时代风行一种机器脚踏车，即摩托自行车或摩托脚踏车。他们就在大街上偷这种车辆，白天放在商店里出租。
我保持一种低姿态的形象，我自己感到这么做很舒畅。如果没有必要，我并不主动提出参与。不该知道的事我不问，甚至我想知道的一些情报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干的有些事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议论。我要耐心，顺从事态的变化。
桂多是吉里的得力帮手，是个莽撞分子。在这一伙人当中要数他最莽撞。他有点与众不同。他是意大利人，金发碧眼，蓄着胡须。因为他像我一样，不是入盟党徒，能够留着小胡子。他身高约6英尺1，体重200磅，年龄在三十八九。他胳膊上有蛇纹，戴一副色镜。他对我说，他因为犯有各种各样的罪，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狱里进进出出。他是个杀手，但从来没有被判过有杀人罪。在吉里的管属下，他的几个伙伴在搞步话机方面有非凡的才能。吉里对我说过，他认为桂多太莽撞，干过许多险事。但是他为科隆坡家族做了大量的“工作”，意思是他参与了抢劫。
如果桂多是你的朋友，他就要和你好一辈子。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不想他吧——他非干掉你不可。大家对桂多都表示很尊重。
有一天，我和吉里那一伙人刚刚动身外出，当时我和桂多驾我的车行驶。
他问：“喂，多恩，什么声音在刺耳？”
“不知道，不碍事的，”我说。
“不错，是刺耳的声音，”他说着就挺起了身，昂着头。“来自挡泥板。”
我们回到了吉里的店铺，我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的镶边石路上。
他说：“我要把挡泥板取下来，找找有刺耳声的原因，把它弄好。”
“算了，桂多，别费时间了。对我不碍事的。”
“我觉得碍事。一会儿工夫就行。”
桂多的车里有个工具箱，里面总是放着盗窃用的一套工具。他取来了工具，爬到挡泥板下面，开始往下取。
我说：“你找这么个麻烦干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
不到5分钟他就把整个挡泥板取了下来，在板后面仔细检查。“行了，”他说着又把板钉回原位。
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它取下来？”
“说实话吧，你新来乍到这儿，我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车上是不是装着电话什么的。没问题。”
“他妈的，”我说。“你以为什么混蛋警察，车里安着录音机？你为什么不当面问我一声？”
“别见怪，多恩。我们得谨慎一点，没什么。这一带我们要干的买卖多着呢。我们对你还不熟悉啊。这事儿完了，你别挂在心上。”
实际上，我对有人注意我、摸摸我的底，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能查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既然我要干多年的隐蔽工作，我总归要藏发报机或录音机，我要藏在装有录音机的其他特工车上，而决不会装在我自己的车上。
我要干什么不会那么完全安全。一有机会，我自己就窥探四周的情况。如果他们到了前门，或者外出，我一个人待在后室有那么几分钟，我总要看一看桌子的抽屉。抽屉里总是有枪，有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还有其他的偷窃行装，比如假发及滑雪面具。如果有人进来，我这样窥探举动会有致命的危险。可是我的工作毕竟就是要探知有什么情况，而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
如果我真像自己所说的那种人，那我就不能仅仅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的谋划，我得要有自己的事去干。
1977年初，我和维尼那个买卖赃物的歹徒做了几笔小买卖。维尼是个任务不重的歹徒，是属于那种家庭型的一类。他来自斯塔藤岛，白天在吉里的店铺里转转，晚上就回自己的家。外面抢劫的事他实际上并不参加。他不是重要分子，只是为别人转卖赃物。
我想作出这种姿态：好像我是往这儿或那儿运点东西，挣几个钱。通过这条途径牵到大一点的党徒。维尼开始以香料和我做买卖。
我们安排了一次约前会，地点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的拐角处，我寓所的楼下门外。中午前后，他驾了出租的白色福特牌运输车开了过来，车里装的是一箱一箱的兰纹牌香料。他说：“我每个星期直接从生产厂家提这货，我雇了几个兄弟在那儿工作。”
香料并不是真要干的买卖，但是这离珠宝买卖已经不远了。党徒盗贼并不是对凡有利可图的地方都事事伸手。你是想做一名好顾客，但是不能好到吃亏上当的程度。我买了一纸板箱的香料，都是法国名牌，价值220美元。
对于香料的处理，如同我在工作期间所购其他货物一样，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几天以后，我在新泽西州伍德布里奇乡的9号公路上的伍德布里奇拍卖行里碰到了他。拍卖行就像个跳蚤市场，吸引了许多人。维尼在那儿设了一个货摊。党徒们盗来的赃物，没有卖掉的就拿到这儿来卖。这儿是公共场所，家家户户的人在这儿转，维尼就以这个货摊出售拦截和偷盗的货物。我常常在这里溜达，看看他新到的是些什么，或者我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想拿到拍卖行里拍卖。他这个货摊脱手了许多赃物。
我甚至还带着妻子到他那里去过一次。那时候我还能花点时间带她来，估计还不至于有多大危险。她感到莫大的愉快。只出了一回小差错。有一次，我们正站在维尼前面，他称呼我“多恩”，而她称我“乔”。不过，他似乎没有听见。反正她就作为我认识的女人也无妨，我和她在一起用任何名字也无所谓。
维尼有一些依而格玛牌香料卖给我，每箱250美元，一箱有15盒。他说：“这东西零售每盒40美元。”我买了一箱。
我告诉他说，我有五六十只手表，还有大量的天蓝色优质珠宝。我带了两只手表样品给他看看——是日本制造、带有数字显示的金手表，当时还相当兴时，红表面，每只大概要值80美元。他买了那两只，每只20美元。他说：“我拿给布鲁克林的吉里看一看，看他还想要多少。”
我所出售的“赃物”，大多是往日一些盗贼的掠夺品，为联邦调查局所没收。这些东西无法查到失主。手表和珠宝不是来自调查局。我为了要尽快做这笔交易，便从卡纳尔街道上一家批发部里购买的。这样的事我干过好几次。这么做的意图是：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谁也不知道东西要流通到什么地方。正如我干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样。这样做可能会受到内部批评，但是我不能不作出决定，保证自己安全和行动的步伐。我干的任何事都不是捷径，因为那样会有损工作。
维尼说，他和伙伴正要做一笔“褪色增辉”牌牛仔裤的买卖。有个买主已同意以125，000美元成交。他说：“货共有125，000条，一条裤子只卖1美元。”
3个星期以后，他打电话对我说，他还想要15只手表，我以总共300美元的价卖给了他。我还卖了一些蓝色珠宝。卖给他的项链和手镯共有150美元。
我问：“牛仔裤脱手了吗？”
“销了一部分。买主取走了，还做了其他几笔买卖。因此，只销了一部分，你知道就那么回事。”
这几笔小买卖使得吉里店铺的一伙人以及他们所交往的人都接受了我。吉里自己也开始和我谈买卖，第一件是一件白色貂皮大衣。大衣的一部分是头天晚上夜贼盗窃的。吉里对我说：“要值11，000美元，如果你要只需给2，500美元。”
我没有接收，我对他说我干不了。
买任何贵重东西，如果不清楚来历，最终就找不到失主，这种买卖毫无意义。如果你不能找到物主，你在法庭上什么也证明不了。吉里并没有告诉我大衣来自何处，而这样的东西你又不便问人家从哪儿弄到手的。除非他有很多，比方说吧，有七八件，那你倒不妨说：“啊呀，你哪儿弄了这一大笔买卖？”
在这点上，如果我要干的唯一理由就是建立自己的信任感，如同我于香料的买卖一样。但是，我没有必要拿2，500美元换取那种信任。
店铺的一伙人每天不是拖一批货进来，就是在谈论货物的行情。买卖并不总能够讨价还价。尽管有意向中的买主，如果他嫌价格太高，这并不意味着卖主会降价。货物价格高，可能说明卖主还要给别人分利。无论你从谁那里买，卖主的要价总要在原来的价格上高一点。因此，他们实际上不会降价。任何交易都不是死的，总是不停地买卖流通。
盗贼汤米是个肥头大耳的恶棍，大概50几岁。他带来一箱子成的碎杏仁，这东西是制冰淇淋的材料。他对吉里说，他的地窖里还有58箱，是从长岛市的布里尔冰淇淋厂偷来的。他有一份其他货物的清单，说这些东西他能弄到，可可、干奶等等，都是布里尔冰淇淋厂的。“我们和厂里的一个伙计建立了联系，他是焙烧工，”汤米说，“我们还有一个治安卫兵，下星期我们进厂时，他在值班。这笔货物要值10万美元。”
吉里决定采取行动。他租了3辆22英尺长的卡车去运货，存在车库里，等周末以后移交给买主。他们把一卡车可可运到了俱乐部，车子就停在大街上，我帮着卸货。在那个里弄里，艾萨格店铺买卖业务谁去说三道四？两天以后，这批货卖给了杨克斯市的一个买主。
一天晚上，桂多带了一班人马去偷一家仓库，要抢劫4，300套男式服装。他们已物色好了一个伙计在外面放风。进了仓库以后，有人拉了无声警报。主人赶到了仓库。担任放风的伙计吓得跑走了，但却没有通知里面的盗贼。那一伙人听到了主人赶到仓库就设法逃跑了。
第二天，桂多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吉里，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罚那个放风的伙计。惩罚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这要看头头是谁，他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如果吉里真的感到气愤，他们可能对那个伙计以严厉的惩罚。
吉里决定下一个晚上再去一趟。对于放风的伙计他只是说：“这次进去我不想叫那个狗杂种跟你们一道。以后别再叫他了。”
他们再次进了仓库。他们没有偷到全部4，000套，大约偷到了一半。
我一直密切注意寻找突破口，找到大主顾，即吉里一伙的大买主。可是，每当我提出：我也可以联系几笔买卖，他们就这么说：“把货交给我们吧，我们给你脱手，别担心。”如果我对他们说，我即将有一大笔货，他们就会说：“嘿，你弄到了许多货啊，我们帮你脱手。”他们不打算放出大主顾。
我要想和大主顾打上交道，一时还找不到可使他们接受的理由，除非我能弄到大批赃货出售。
我不把自己的时间全部耗在布鲁克林，还时时注意到其他的目标。我和科隆坡家族成员逛曼哈顿夜总会的时候，碰到了托尼·墨拉。那是在一个叫伊格尔的迪斯科舞厅里有人把我向他作了介绍。这家舞厅后来改为西西里舞厅，位于五十四街道上。
我知道托尼·墨拉是什么人。他是布拿诺罪恶家族的成员。他因为走私麻醉品或其他犯罪活动坐了大约18年的牢房，出狱才一年或一年多一点。我知道，凡能搞钱的任何违法事他都参与；赌博、毒品、诈骗以及“经营合股”的那种保嫖。我知道，他与职业刺客有暗杀协议，已经干过可能有25次。他卑鄙凶狠，联系广泛，认识这样的人对我有利。
我和布鲁克林的一伙人继续混在一起，同时也和墨拉结伴。通过墨拉我认识了一个有用的盗贼。我需要更多一些有说服力的赃物拿给吉里一伙人。这个盗贼有很多工业钻石。我决定用这些钻石来作一次试探。我问盗贼能不能拿几颗托卖样品，看看我能否“中转”，就是为卖方和买方当个中间人。他表示同意，给了我10颗。
出售这样的盗物不会得到联邦调查局的批准。我也不想为此而同任何人去争辩。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值得一试。
我所获得的钻石在市面上要值大约75，000美元。我并不真的想卖给吉里一伙，只想向他们表明我有多大能耐。我认为价格要比市面上高一些，从而减少买方的兴趣，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因为那会使人感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或者以为我不懂得买卖。
我把一袋钻石带到了店铺里，拿出来给吉里及其一伙人看一看。
“我在机场那边搞到了一批货，”我说，“那里面有我一个兄弟。我要给他分利。在卡纳尔街道上我已经有了买主。但是，如果你们能出手，我还是给你们。这笔交易我总共只要10万美元，我得7万5，我那位兄弟得2万5。”
吉里说：“10万，太高了一点。”
这个要价迫使他们在转手再卖时要价达15万到20万美元。
“咳，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说。“我那位内部兄弟促成了事，他要2万5，卡纳尔街道上的伙计愿意给我10万。我还是想给你们转手，因为我和你们兄弟是自家人。我要7万5。如果你们卖的钱超过10万，多余的全归你们。”
吉里说让他等两天和一个在城外的伙计商量一下。我表示同意了。他商量以后对我说：“他愿意转手，价格是7万5。”
“吉里，这我就不能干了。那我只能得到5万，划不来。我还是给卡纳尔街上的那个买主吧。”
“那好吧。”他说。
吉里心里清楚，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已经干出名堂，弄到了钻石。而且买卖达20万美元，没有警察过问，这就向他们显示了我谈话的分量。如果吉里和那人商量以后提出比方说125，000美元，那我就不能不答应，我应该守信用，把钻石交给他们转卖。我捞到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提高了我的威信，使我平地而起。
我第一次遇到吉里，他还不是入盟党徒，他一伙人中都不是。他对我说过，他在布鲁克林长大，一辈子都在偷窃。做梦都想成为入盟党徒，成为科隆坡家族真正的一个成员。
5月初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俱乐部，只见吉里衣冠楚楚：细条子西服，黑领带，全身穿戴整齐。如果外出溜达，他一般不是这样服饰。他好像有点激动，走路趾高气扬。但样子也有点紧张。
我进去时他正要往外走。“吉里，”我招呼着，“你这一身时装要到哪儿去？”
“是要去个地方，”他说，“我待会儿告诉你，等我回来再说吧。”
他走了以后，我问维尼：“那家伙要干什么？”
维尼说：“今天他要授徽章，要入盟。”
我们整天都在等吉里。他回来时简直欣喜若狂，高做得像只孔雀。他说：“能够入盟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事。我从孩子那时候起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或许你们有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最高的荣誉啊！”
“嘿，恭喜你呀！”我说，“谁给你授勋？”
“查利·摩斯。”
查利·摩斯就要成为他的副官。“查利·摩斯·巴拿瑞拉”对执法部门来说家喻户晓。他是卑鄙的家伙，是歹徒内部维护黑纪律的执法杀手，是个高层次的副官。吉里现在要成为查利·摩斯人马当中的一员，他高傲得不能再高傲了。
当天晚上，大家一起举行宴会为他庆祝。不过，现在个个对他更加尊敬，因为他已入了盟。
能够成为入盟党徒，对于一个意大利小痞子来说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极大满足。一个入盟党徒受到保护、受到尊重。你得是个意大利人，要有所有头头和副官提名、表决一致通过，还要进行秘密仪式，你才可以成为黑手党家族的成贝。然后你才可以入盟，成为坚定的老练的党徒。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黑手党任何别的家族，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都不得侵犯入盟党徒的范围，任何人都不能触犯他。黑手党里一个家族保护其成员及其事业。你对黑手党家族要有至诚的忠心，你处的地位高于外界的“市民”，你就像皇室的成员。在像吉里这样的里弄团体里，谁也不能像入盟党徒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一个入盟党徒也许不为人所喜欢，甚至可能遭到痛恨，但是他永远受到尊敬。在黑手党家族的支持下，他有充分的权威和充分的权力。
有个星期五，吉里兴高采烈，因为他要为周末搞一项大的行动。他在卡车队里有个伙计，此人要给他3辆卡车的钥匙。车上装的是毛货及皮甲克。同样还是这个伙计，要使车上的巴布警报系统失效。
到了星期一早上，吉里对大伙儿大发雷霆。头天星期天晚上，他们到了卡车车场，已经打开了两辆车的车门。正当开第三辆车门的时候，突然警报拉响了。大伙儿慌慌张张逃出了现场，一无所获。
这么一次大的行动，眼看货物就要到手，就因为有人出了差错而失去了机会，这使大伙儿气急败坏，像疯了似的。也使他们感到很扫兴。对这些货物下手，吉里事先得征求同意。像这么大的一个行动，而你又是级别比较低的入盟党徒，是个普通兵丁，你得要获得上面的允许，确保不至于落入他人的圈套，还要让上面头头注意到：要收到一些钱。
为了获得许可，吉里找到了副官查利·摩斯。
你无论干什么，总得要让首领知道。因此，你去对他报告，说你要干一笔大交易。如果你不事先报告而让他知道了，或者你行动以后再向他报告，首领可能会有想法：他们实际所得比他们口头上说的要多，因此他们没有当面向我报告。
由于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因此彼此之间都在耍点子，勾心斗角。你去副官那儿告诉他，你要搞一批价值10万美元的货物。通常你要和副官对半分成。因此，你一旦弄到手，你就得给他50％。副官又要向上交一点，比方交10％给老板。
副官像任何人一样，贪得无厌。每个副官都给自己一帮人订下规矩。规矩他想怎么订就怎么订。一个副官或许可以说：“我要60％，不是50％。”因为他想留50％，另外10％交给他上面的老板。他不是从自己的分成里面上交10％，而是从你那里取。有的副官还要求：他的成员每个人在每周都要向他们交一定数量的钱，比如交200美元，这就像交租金一样。这样就保证他们有钱花，另外再加上打劫所得的百分比提成。
这种勾心斗角的把戏谁都会，目的是自己得的钱尽可能多，给别人的钱尽可能少，不管规矩是怎么订，他们总是要搞欺骗手段。他们心里有数：大伙儿出去抢劫，谁肯把自己抢到的一半送给一个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人？
因此，在钱的问题上，谁也不肯对谁讲真话。如果你做了一笔100，000美元的买卖，你对副官报告时可能说80，000美元，这完全正常。大家也都是这么办理。所以谁对谁都谈不上完全信任。
后来，我的地位有了提高，成了一个联络党徒，我每次也要把我抢劫弄到的钱分给管辖我的兵丁，兵丁转而交一部分给他的副官，兵丁这么做可以向副官表明两件事：兵丁在外面挣钱；他一片忠心，把钱交公了。副官也照此办理。他把一部分钱送给大老板和二老板，保持他们对他的好感。
简单说来就是这样：你在那些党徒里干事，每抢劫一次，你就要懂得：你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一点给别人，把你得的钱丢掉一部分。任何人都耍点小计谋留下一部分钱。只有这么做你才不会遭到暗算。
问题是，这一整套计谋具有危险性。如果一旦你被查出来，你很可能遭到殴打——被杀害。图谋从同伙、副官和老板那里在钱上打埋伏，这是一种严重违纪，因为这是以极其贪婪的原则为基础的一伙买卖。如果你被抓住，就会问你：你瞒报了多少？你对谁瞒报的？有些副官和老板，就因为你扣住5，000美元而把你痛打一顿。你一定要记住，对于这一伙人，不论钱多钱少都事关重大。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瞒报，或者有必要让其他人得到教训，或者你的副官或老板纯粹要敲敲你，哪怕你就扣留了200美元也可能挨痛打。
因此，对自己家族里瞒报钱数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打也屡见不鲜。对吉里这一伙人殴打一顿，完全是无所谓的事。他们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只不过是下属而已。
眼下，吉里及其同伙要对毛货及皮甲克抢劫的行动，吉里事先已经得到查利·摩斯的允许。接着，吉里又要去他那里报告，说抢劫没有成功。谁也不想处在这样的局面向自己的副官报告这样的消息，这是因为：第一，查利·摩斯一心指望能得到一笔钱，结果落了空，他会沮丧；第二，查利·摩斯显然看出来，像吉里手下这一帮人都是不中用的混蛋。
在星期一这个特别的早上，吉里一肚子的不高兴，其原因也正是在此。
查利·摩斯敲诈手下一伙人。吉里这一伙人对此常常抱怨。他们对查利·摩斯表示不满。牢骚满腹。他们抱怨说：他不发话，他们什么事也不能干；每次捞到的钱，他拿的太多。大家一致认为；以后每次给他的钱要减少。
有一天，桂多在店铺里对我说；“那个狗娘养的东西干的什么好事，不管什么时候，谁要是捞到点儿，谁就得把钱交给他，然后由他来分配。既然他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信任他。去他妈的蛋。我们弄到10万，就对他说是75，000。扣掉一些不报，那个混蛋怎么知道啊？”
吉里说：“你们最好别跟那小子胡说。你这么胡说是想送我们大家的命。”
查利可能有某种方式了解到瞒报的数字，那就是可能有告密者，叛徒。不过这样的可能性很小。这一伙人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一次当叛徒，永远是叛徒。因此，如果有叛徒向查利·摩斯告密，即使对副官有利，查利也会在心里琢磨：“他告密的这些人是他自己的一伙人，他们天天在一起，都是自己人。如果他能告密他们，我怎么知道：如果他有一天被捕坐牢，他不会向警察告密？”
因此，一个告密者遇到的危险，比他要告的人所处的危险毫不逊色。党徒对告密者深恶痛绝。
我虽然接触不到大一点的头目，但是我搜集到许多情报。每隔几天，或者有重要情况报告，我就把消息传给我的联络特工。有时候，他们干了一桩特大的抢劫，我们也曾试图从外面对他们采取突然搜查。我和联络特工对此作了详细讨论。但是，我们还不能那么干。因为在这一带的科隆坡家族的一伙人中，我是其中新的成员，如果有什么搜查行动，大家的指头会指向我，我会成为一个告密的家伙。我的工作就会半途而废。正如其他事情一样，我已经干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我被指责为叛徒的搜查行动。因此，我汇报的情报有许多暂时只记录在档，留待以后处理。有些案子还要等好几年，因为我还继续在他们当中于事。等到以后，调查局对一些案件作审查，或者交给地方警察部门处理。
吉里一伙人中，有两个从监狱释放出来，一个是弗兰克，另一个是帕特希。他们自然要回来，回到原来和他们在一起的一伙人当中。他们是什么都偷的盗贼，顽强而又倔犟，常常自以为是。他们看到我在场，立刻就流露出不太高兴的样子，因为我是个新面孔，而且是在他们坐牢的时候加进了这一伙的。
弗兰克大约身高5英尺10英寸，瘦条条的，很漂亮，年龄约三十八九。如果你要给影片物色一个角色，挑他扮一名古典的足智多谋的小偷，那是天衣无缝的人选。帕特希可能比他年轻10岁，高出3英寸，体重要重10磅。
在大白天对住宅行窃，他们是能手。他们能得到消息，某幢房子里有现金，或珠宝，或枪支。他们使用伎俩，装作密探，混进屋里。把屋里的人不管是谁先缚铐住，然后进行搜索。他们可以出示密探徽章，作案时总有伙计待在外面门口的车里。
他们认为，长岛市的希克斯威尔那里有几处住宅大有可偷的东西。他们到了那里，装作早上在健身慢跑，对那地方作一番窥视。他们把车停在稍远一点的路上，身着运动服在住宅一带慢跑。
这天早上，他们要袭击一幢住宅。他们开车过来，发现住宅前的车道上停了许多车辆，就住了手。
他们慢慢跑向了第二幢住宅，进行窥探。在他们回到车子旁边时，看到一个女人在记他们车子的牌照号码。他们再次住了手。
我和吉里、弗兰克从吉里的车子里下来，要在希克斯威尔那里窥视下手的地方。他们得到了消息：房子的主人可能是干洗商公司里某个零售店的头头，他住宅的床铺下有个保险柜，里面有大量的现金。由于我们是生人，里弄里对我们起了疑心，显然注意到了我们的车子，因此有人叫了警察。警察来了叫住了我们，和我们谈话，问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要看看可能要购买的花园住宅。警车座位上有个黑色手提皮箱，里面有分别为0.38和0.32的左轮手枪，一些零星子弹，几副手铐。对我们的解释，警察感到很满意，但是我们也无从下手了。
目前这个时候，我不怎么费力就常常和他们在一起制订抢劫计划，但是我仍然没法回避参与这些活动。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拖住他们，尽量不让他们干抢劫一类的事，尤其是屋子里可能有人，或者可能伤人的犯罪活动。我只要有可能就设法阻止。但另一方面，我同时还要搜集他们的犯罪活动，这也是我的工作。
他们在新泽西的山庄物色到一处下手的地方，要我去那儿跑一趟，检查那里的警报系统，看看能否克服那一关。因为我是偷珠宝的夜盗，对警报系统应该熟悉。
我去了那幢房子。房子四周有高大的篱笆环绕，看样子很容易袭击。我当然没有检查警报系统，也没有靠近房子的任何地方。
我回来时，对吉里一伙人说，那幢房子的警报系统像是很复杂，我不知道怎么穿过去，可能还有我看不到的第二道防卫系统；还有，一旦警报拉响了，我看那地方似乎没有一个适当的逃跑路线。我建议他们别到那儿抢劫。
帕特希却非常想动手。因为我在设法阻止这次行动，他对我十分恼火。
“为那幢房子冒险不值得，”我说。
他说：“你别这么糊弄我们，妈的胆小鬼。”
“算你说得对，我胆小，”我说。“可是我不能查清警报系统怎么办？像个下流坯子吸毒鬼，砸窗子冲进去？你们干你们的好了，别把我算在里面。”
别的伙计说，他们也不想干。
他们提出的下一个住宅为袭击目标，没有告诉我——在泽西市某个地方，是个贵妇人的家。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俱乐部，帕特希大摇大摆地向大家炫耀他引以自豪的一颗大钻石。个个都齐声称赞，因为那颗钻石会卖出许多钱。帕特希说钻石有3克拉重。
他走到我的面前。我拿着钻石仔细看了看。我说：“这没有什么激动的，因为这是颗假钻石。”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帕特希大叫，手里紧紧抓住那颗钻石。
“是颗锻锆石，我说的。”
帕特希猛然低下了头，好像我一棍子扫到了他的鼻子一样。他说：“你满口胡言，那女人的屋里不会有假钻石。我们得到了消息，那女人的珠宝没有假的。这颗钻石3克拉重！”
我说：“是假的，拿回家给孩子玩吧。”
“你倒这么机灵，像是什么都懂。”
“哎，帕特希，”我说，“你刚刚从牢房里出来嘛。我从来没蹲过牢房，肯定比你机灵一点罗。朋友，你要是把这东西送到你提到的那个珠宝商那里，真要使自己弄得很难堪。”
“我正打算那么干的，”他说着就带着那颗石头咚咚地踏出了门。
我这么做当然可能错了，起码我的信任感受到了损害。但是我上过珠宝学的课程，想表明一下我对珠宝方面还有点内行。那颗钻石太大，这么大的钻石谁也不会摆在家里躺着。色泽也有点退化，我对此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半个小时以后，帕特希回来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也不愿看我。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一辈子都在偷珠宝，难道我对钻石的真假还能不知道？你应该去抢劫咖啡，搞点糖，因为那些东西你熟悉。”
“搞得我有点不自在，”他咕哝着。
“得了，我是在帮你的忙啊。假如你不了解，拿着去找那个买主，他对你说这是假的，下次你再拿着钻石去找他，他会怎么看待你呢？”
他说：“你也会有糊涂的时候，到那时你也会，妈的，感到难堪。”
几天以后我进去时，看他们正在商量要偷布鲁克林附近的一家服装厂。这一次行动计划中有我，还有另外6个伙计，其中包括弗兰克和帕特希。
那个厂不大，生产便衣、牛仔裤及工装。他们已经商量了好几天，我还不知道。现在他们商量结束了。
我坐在桌旁，问道：“怎么动手？”
这是个高超而不美妙的计划。估计那厂里有20到25个工作人员，大多是妇女，而且大多是意大利人。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大约4点半的时候，销售员大都走了，只剩下厂里的一些雇员。他们要乘40英尺长的带拖车的卡车到装货仓。这一伙人要进去，宣称抢劫，把大家都铐起来，往车上装货。
我要设法阻止这次行动。第一，带上这么多手铐及类似的东西，可能要伤人；第二，正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我就没有办法着手干活，万一大难临头，行动受到搜查——十之八九有可能——我可不想让人指着鼻子骂我是密探。
“对，安排得有道理。可是，从装货到离厂要花多少时间？”我问。
有人回答说：两个小时。
“请你们等一等，”我说。“下班时间是5点。如果厂里工作女工的丈夫或男朋友开车来接她们，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妻子手铐着关在厂里，你们在装货，那些丈夫们能坐在车里等几个小时不到厂里来问一问吗？如果一个丈夫5点1刻回家，到了5点半妻子还没有回家、晚餐还没有着落，丈夫头脑里首先会想到什么？想到她和某个男人鬼混去了。那末丈夫他首先会干什么？他会到厂里来找他的妻子。这些人一齐涌到了厂里。工厂到时候像个动物园。你们在装货时，周围涌来了100多人，你们怎么办？继续装车、封住大门、把每个人手铐起来？我认为，抢劫那家工厂的主意很愚蠢。”
帕特希火了。他说：“我们每一次想捞一笔，你就要说三道四，起破坏作用。我们都想到，这个主意，妈的，顶呱呱的好主意。”
我说：“想这么个好主意，你还要回去坐大牢。不过，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想参与。我只是救你们脱离这种危险。可是我不是老板。”
吉里说：“我看这不好。那个厂离这儿只有半英里，离我们太近。这个主意不好。”
吉里是老板，因此计划就告吹了。不过，房间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
中国 择日 起名 培训中心